昨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烈士纪念日祭奠仪式上，有一个环节是少年儿童演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一个富于荒诞性的场面。“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说法早就被段子手玩坏了，这个段子大家肯定都听过：“今天出门遇到个富二代，得意地说自己是什么集团的继承人，我都忍不住笑出声了。我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我都没说什么。做人要低调……”
有意思的是，一个好大的富二代也转发过这个段子，我说，你转发这个看起来咋这么诡异呢。她说，嗯，别人也这么说。
今天是国庆日，也是长假的第一天。欢庆的日子里，也适合思考点严肃的问题，接班当然是严肃的问题了。那么，谁在接班呢?是“我们”吗?很不幸的是，正在接班的是资产阶级。
当然了，这里说的“接班”跟歌曲里唱的接班含义不同，指的是政权体制的接班，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接班则更宽泛，共产主义是一项宏大的事业，每个岗位都需要特定的符合共产主义要求的品质，故而怎样都可以是接班。然而，政权的接班显然更重要，因为政权直接决定整个国家是什么主义的，如果把共产主义彻底搞没了，也就没有“共产主义接班人”了。
在《既然是要为资本服务，还不如直接为资本家服务——有感于公务员离职潮》(点击阅读)一文中，我主要谈的是体制内人员大规模出走的现象及其原因。既然有出走(还有正常的新陈代谢，主要是退休)，就要有补充，吸纳新鲜血液填补体制内的空缺。什么样的人在进行“伟大的逆行”呢?是有钱人的孩子。据一位朋友转述，某部委近年来招的人多数是江浙一带的大小老板的孩子。
我这里没有更多的支持性证据，但可以推断这不是某一个部门的特有现象，而是京官群体，即中央国家机关新晋人员中的普遍现象。希望能有个实证性的研究来佐证我的判断。原因与《既然是要为资本服务，还不如直接为资本家服务——有感于公务员离职潮》中分析的是一样的，在北京的房价暴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什么人才能拿着公务员的不高的工资安心生活呢?只有有钱人的后代。京城居，大不易，北京的房子动辄以千万计，这对靠工资生活的人来说是贵了，但对身价亿万者而言，一点儿也不贵。富二代们学业完成之时，家里早早地给买好房子、车子，然后考上公务员，踏踏实实地在机关里工作，按部就班地晋升。人家根本不在乎那点工资，还把当官看成是无私奉献呢。(参阅《谁来为人民服务》)
如此下去，若干年之后，在高级领导的接班梯队里将全都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虽说人的政治理念和家庭出身之间存在的不是必然的联系，但联系也是大大的。那时候的中国，孩子们还能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哪怕是做做姿态?
平民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在中央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平民出身，又要当京官，恐怕得走这样的路——接受有钱人的“包养”。随着情况的演进，不排除资产阶级在平民出身的优秀青年人中选择一些来刻意栽培，提供资助，安插在政权中作为代理人。改良升级版的日本“松下墅”(自行百度吧)模式很可能在中国出现。
如此一来，共产主义将彻底成为传说。
以上所言，是指出一些已经出现的苗头和基于已经存在的条件所做的趋势判断，这个判断不是铁定的，如果变量发生变化，那么趋势也将变化。有些人认为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比如房价不会降，而且只会越来越高，但我不这么看，我还相信顶层的意志有改变这些条件的可能。如果以为顶层意志是代表既有的经济关系的，或者既有的经济关系可以绝定顶层的意志，那么就陷入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了。
说这些，主要的目的是指出改变的必要性，避免这个趋势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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