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国道路的再认识(一)1956年
辩证唯物论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他的阶级性，一个是他的实践性。他的前提是从事物存在的历史和社会中找出事物的联系。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量变转向质变，事物发展到一个新的进程的认识规律来抓住事物的实质。对中国建国后的革命历程只有遵循辩证唯物论，才能把握住事物发展的梗概。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在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时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践论中关于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这个规律是相对真理，通过实践再检验，提高认识。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感性的东西，经验的东西往往靠不住，要抓住事物本质，就要进行不断学习，实践，再认识的循环过程。
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使国家有了华夏九州，中原一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相对历史较短，然后进入了封建社会。此后的生产方式，在周期率作用和外族入侵中没有太大改变。战争的历史和哲学世界第一，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使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夺取了政权。走向社会主义，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没经历的事物太多，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吸取。从客观上说，社会主义建设的难度要比苏联大，比起夺取政权更加困难。一方面是经济基础，一穷二白。一方面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无从接触，完全是个陌生事物，连事物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要抓住客观实际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苏联十月革命后，面临内部不甘心失败的阶级反抗，国际资产阶级的围剿，战争需要集权。这是苏联的历史需要。在1949年前，战争状态下，党也需要集权，不如此，胜利难以保证。历史上的战争要取得胜利，集权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当战争归于和平，权利应该分散，集权应受到制约，权利应逐步落实到劳动人民。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处于被时刻颠覆的状态，紧张状态无法松懈下来，与之相关的领导人能否意识这个问题也很关键。斯大林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个性，手段就粗暴了一些，专制了一些。这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主要关系。
在经济上，向生产资料公有制过渡，这是劳动者解放必须的基础。但把生产方式认为是生产关系的全部或主要内容，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一经实现，他就会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此后的任务是保护这个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对于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劳动者与组织管理者的关系，还是基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组织形式实行一长制，把劳动者与管理者截然分开，没有在经济细胞，企业层面落实劳动者的权利。劳动者只有名义上的权利，实际上与在资本私人占有的企业中劳动，形式上区别不大。
在流通上，战时经济要求的集中和惯性，和平时期没有加以改进，以物资调配部门代替商品的交换和流通，商品所包含的劳动者的一般劳动没有了使用者的评定，成为计划部门长官的意识产物。多数人，劳动者的劳动被少数人主观评定，而不是广大使用者的综合评定，失去了合理性。劳动者的按劳分配成了名义上的，或者说是企业细胞局部上的可能。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的评定在于他们是否完成计划，不管这个计划是否合理。企业管理者是否与劳动者关系融洽表现在与上级安排的任务上的讨价还价上。计划的安排成了菜市场，而不是企业细胞真正的生产能力，更别说劳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计划完成与否不能真正说明企业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合理付出。当新的社会制度，劳动者的积极性挥霍完毕，生产力处于呆滞状态。计划经济成为少数人的主观产物，与劳动者的大多数没有直接的关系。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与政权一样成为少数人手里的东西，专制就产生了。在政权和经济基础上没有落实劳动者管理的权利，以后逐渐演变为少数特权阶级，改变了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1956年2月14日， 大会闭幕。 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的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即所谓《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斯大林的认识，赫鲁晓夫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把一切归于斯大林个人主观因素，脱离了苏联的社会历史。西方叫嚣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的基础，铁幕后的黑暗，赫鲁晓夫客观上提供了攻击的证据。西方吹捧他们的体制是如何民主，多重制衡，个人的主观因素无法形成社会的专制。他们忘记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经济危机是这两位独裁者上台的梯子。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无法避免战争，理论上就无法避免独裁人物的产生。社会主义是解放劳动者的事业，当劳动者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得到彻底落实，社会主义制度就能避免专制。
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文章由《人民日报》刊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
文章中对于斯大林的问题做了正面回应：‘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力，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着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这一点，也是人们所完全能够理解的。可是，无论有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说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斯大林所以赢得苏联人民的拥护，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他和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维护了列宁的关于苏维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苏联共产党实行了这条路线，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取得了胜利，并且造成了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条件，而苏联人民的这一切胜利是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
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个人和集体的矛盾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而任何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如果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实际生活，他们就必然会使自己的思想硬化起来，以致做出严重的错误。对于我们必须警惕的，就是:有些人当他们因为党和国家有了很多工作成绩，取得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的时候，便有可能利用这种群众的信任去滥用权威，做出一些错事来。‘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把斯大林放在苏联社会历史里分析了。由于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大规模生产的实践，要求从经济基础上对于斯大林问题进行分析，那是不客观的。民主和集中问题已经意识到了，着重于党内的问题。对于如何让人民，劳动大众有权利，谈的不多。党的领导人集权专制基于党对人民权利的集中，他产生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中，如何落实劳动者的权利必须与这两方面制度的建立和改进相结合。
从这一方面说，对斯大林的认识不全面，归结于他个人主观方面的因素，性格的因素多余对苏联社会的认识。这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历史产生深远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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