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与西方的比较 野蛮 毁灭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1977年铁托访问中国,受到中共领导人热烈的欢迎。原因吗,他丰富了市场,搞了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资本主义,搞生产资料私有制,以毁灭手段来发展生产力。什么叫毁灭手段,你看看中国现状,毁灭资源,毁灭自然环境,毁灭人与人平等,毁灭道德,毁灭高尚思想,毁灭马列主义,把人民尽舜尧变成了为利益驱使的资本主义奴隶。这些毁灭手段在南斯拉夫历史上真实的演绎过。
笔者要介绍一篇中国的西方经济学人对特色与西方的比较和批判,也可以说市场经济学人,特色经济理论学派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笔者认为作者是改良主义者,他们的宗旨如其所说“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他们有深厚的西方经济学功底,对改革以来的分析是温和的,不像笔者那么激进。也可以称他们为社会资本主义者。如果他们的良好愿望得以实现,无疑是中国社会一大进步。
他们有一个观点‘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
对于这个结论笔者持异议,没有比较过第三世界国家,从苏联到俄罗斯的道路,引入资本主因素经济没有很快发展起来。如果拿中国来说,似乎可以。有一个后果他们用贫富差距来概括是不够的,那就是资本私人占有阶级不顾劳动者死活,压榨劳动者。富士康工多名工人自杀,黑煤窑工人的的惨状,无论原始生产方式和现代工厂资产阶级都那么穷凶极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劳动者,公有制是这个社会的基础,一切发展不应与目的和基础相违背。
以他们的分析,大家可以知道,中国现状比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差, (1)从社会性制度来说,西方得开70年或80年倒车才能赶上
(2)改革的经济理论错的离谱,核心即价值观——人是利己的经济动物,哪怕在当今的资 本主义国家都行不通。
( 3 )中国不改弦更张,下场灭亡。
皮凯蒂或福山无法动摇西方经济学,因为无法动摇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不公平的根源。
他们的论文比较长,笔者节略议论过多部分,保留主要观点。如去留不合原文宗旨,责任由笔者负责。以下为他们文章的节略。
(本文观点文字摘录 于中宁 赵瑜:《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发布时间:2016-08-05 17:17:35 来源:北京论坛 )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
一。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出奇的一致,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原本我们并不想要的社会,这个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人民的不满不平巨大,党和政府遭遇到空前巨大的信任危机,发展的“红利”被一个以腐败和掠夺为特征的新阶级所攫取。上述8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二。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
为什么我们以欧美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为目标,经过30多年的努力,却得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呢?我们两个广泛共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怎么会走着走着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跌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陷阱的呢?或者说,在指导我们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在200年前,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我们称之为“双革命”后欧洲的发展,以及1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发展和那两次久远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吗?
答案是极其接近。我们都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都得到了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强盗资本家阶级。
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
为什么我们如此愚蠢,重犯别人在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的思考能力哪里去了?我们的结果能比他们好吗?
社会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差别。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而且至今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欧美与100或200年前的欧美有本质的差别。
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痛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形成了社会共识,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结构,逐步降低了社会成本。这种结构或制度,在经济学上称为混合经济,在政治学上称为福利社会,它们都迴避了一个敏感的词:社会主义。
总体上说,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包括了保障制度,保护制度,补贴制度,扶助制度,监管及准入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弱势群体社会化及国有企业制度这8大方面。这些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半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规模化大企业实施的企业福利制度,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部分的核心。
一。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对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的适当而严格的监管,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制度性倾斜和救助。
二。这些政策的核心,是由政府通过税收剥夺富人用以补贴穷人和公众,也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主要哲学诉求是“公平”。
显然,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经济”,是企图改变“新欧美”的发展方向,将其拉回到“旧欧美”,他的所谓“自由”是强盗的自由,他的所谓“自由经济”就是强盗资本主义。
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当美国部分撤销监管后,金融危机来了,至今没能恢复,而这次如此大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完全在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新政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被倾覆。危机之后,欧美认识到弗里德曼主义的错误,正在建立新的监管,例如新的巴塞尔协议等等。
也就是说,被弗里德曼称为社会主义举措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环境保护政策的一整套新政及其后续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救了美国的命。更准确地说,它是用改变资本主义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
社会主义的8大政策仅是现代经济结构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组成之一,如果加上全部政府开支和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企业创造的产值,以及或多(欧洲)或少(美国)的国有企业,那么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已经占据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半以上。显然,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准确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正像马克思曾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长进”了社会主义,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长进”了资本主义,虽然这个“长进”并非是和平的。
“新欧美”的这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我们将其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它不同于强盗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这个组合中,资本主义因素承担发展的效率,而社会主义因素则承担发展的公平问题,包括社会和环境的公平。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误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恰与欧美弗里德曼主义甚嚣尘上同期,欧美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之后,受弗里德曼主义影响而发生偏离,中国则是在转型过程中,抛弃了大部分全世界都在实行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然,弗里德曼主义对中国的危害远甚于欧美。
但是,弗里德曼主义和弗里德曼信徒并不是简单的阶级现象,他们植根于深厚的理论背景中,这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总结性知识,它不能提供预测和指引,而且经济学总结的是“旧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由于这个总结已经自成体系,因此它顽固地排斥社会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20世纪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已严重脱节。
实践已经对经济学提出了重大质疑。根据新的经济实践剖析经济学的谬误,是摆在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中国摆脱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思想前提。
经济学错在那里
历史证明,经济学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社会成本问题上,在道德与市场的关系上,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以及其他一些基本假设,例如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增等问题上都是不全面,部分错误甚至基本错误的。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来源于经济学的第一假设。
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个悖论是说,每个人都从利己的私心出发,就会产生竞争,而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摆平各方利益,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
这个理论至少存在5个严重不足。
(1)自由经济主张“优胜劣汰”,其本质是一种“优势经济”,价格自由配置资源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无论这种优势来源于经济的自然过程还是政治特权。经济优势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会迅速扩大优势,在一代人之内就会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正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和中国现今的社会现实。
巨大的贫富差距必然造成社会普遍的不平与不满,必然带来社会剧烈的动荡,甚至革命和战争。所以,自由竞争必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
(2) 其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励大量不法行为,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有些破坏,例如伪劣产品,个人的辩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甚至健康和生命。经济学诡辩说,长期看,市场能够识别,但是正像凱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有些破坏,例如空气、水体、土壤的污染,以及对安全的忽视等,不但会造成巨大的公共灾难,而且治理难度很大,时间很长,成本很高。
还有些破坏,例如矿产和生物资源的破坏,就再也不可能恢复了。
(3)从自利出发的自由竞争会产生大量所谓“道德陷阱”,这些“道德陷阱”在规模化、系统化、全球化的现代经济中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应,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
金融机构的这两个错误建立在一个低能的常识性错误之上,这就是房价会长涨不衰。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聪明的一批“精英”,他们的收入几倍几十倍于他们的工业同行,为什么顶尖精英会犯低能错误?
一个解释来源于凯恩斯:因为他们也是“动物”,他们的“动物精神”使他们轻易跟从潮流。另一个解释来源于心理学:因为他们自认为足够聪明,可以在最后一刻将危机转嫁出去。第三个解释是制度性的:企业的激励制度只在乎短期个人收益。不管何种解释,都证明自利竞争与公众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扭带,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4)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认定是不一样的,甚至南辕北辙。例如,有的人认为生命最可贵,所以面对侵略应不抵抗,当亡国奴比死了强,国家不应为军队花钱征税,也应该放弃那些有争议的土地和小岛;而其他人则认为,自由价更高,宁死不当亡国奴,因此需征税养兵。这样的竞争不可能达到平衡,满足每个人的利益,只能通过多数决策机制,满足多数利益,损害少数利益。
(5) 个人利益的总和并不一定涵盖公共利益,有些公共利益,例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航天工程、基础研究等,并不一定获益于当下,甚至一代人都不能获益。当下人的多数可能并不愿意为这样的价值支出,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能够认识到其价值,竞争甚至多数决策都不能支持这类价值,只能靠所谓“威权决策”实施。
还有一些利益,例如货币发行,通过竞争的办法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只能由一个威权机构,由个别人做出决策。这一点,连弗里德曼都承认,并驳斥了哈耶克货币自由的观点。因此,政府不但要处理好多数与少数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当下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并善于聚集睿智精英,来处理这些关系。
这5个方面构成了经济运行的社会性成本。传统经济学没有社会成本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科斯提出这个概念,用它涵盖传统经济学所讲的“外部性”一直到“公共产品”这整个领域。但是,经济学始终没有将上述5个方面纳入社会成本范畴,展开像样的研究。
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胡耀邦关于矿业发展的思路和赵紫阳关于房地产改革完全市场化的决策,都是这个失误最显著的实例,今天,我们已经清楚看到这些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而是成为骄奢淫逸并企图获得更大权力的蟊贼;矿业矿难频发,死人无数,不得不将其国有化,这个过程,英国在70年代就已经历过;而房地产,早已成了中国强盗资本家聚集的产业,它所引发的巨大不公平感成了政府的噩梦,并将像香港一样撕裂社会,使中国走向“失败的社会”。
为什么效率不能自动转化或提升公平呢?
法国经济学家皮凱蒂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用大量数据证明了资本的短期和长期回报率都远高于劳动回报,投资家巴菲特用亲身经历证明,资本的稅收优惠进一步扩大了资本对劳动的优势,这一优势的不断叠加并非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种合作博弈,即效率促进公平,而是一种零和博弈,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单是不公平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而且是效率的自我毁灭,即巨大的经济成本。
贫富差距过大,一方面是穷人的钱太少,不能产生不断较快增长的有效需求,转化为同样较快增长的生产性投资。结果,经济不得不靠别人的需求(出口),暂时不需要的需求(基础建设)和浪费的需求(政府开支)来支撑。另一方面,富人,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笔下的“有闲阶级”的钱太多,这些钱的大部分就会转为过剩的“流动性”投入虚拟经济。
过剩流动性投资的特点是,靠后来的支撑先来的,等到一个节点产生流动性毁灭,通常这种投资被称为投机。投机的结果是财富的毁灭——穷人和富人都没有得到好处。而之所以会毁灭,是因为这些过剩流动性本来就是多余的。
2007年暴发的经济危机,欧美经济学和政治学界都没有预见到,而且危机暴发至今已有八年了,阴影尚未退去。欧美知识界正在反思,有两本著作代表了这个反思的初步成果,一本是福山的“秩序与衰落”,一本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前者部分放弃了普世价值说,后者用数据推翻基本的经济学教条。
两者虽然无法动摇几百年形成的教条大厦,但他们受到西方知识界的热捧说明,怀疑的力量正在生成。怀疑的产生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解释不了今天的现实,也无法指出未来的道路。这些怀疑虽然还只是一些分散的点,但它必将浸漫开来。这些怀疑再次证明:凡为人所创造,必为人所冲破。世界没有永恒真理,人类探索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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