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 社会上有一股轻浮的风气, 看谁能提出语惊四座的高论。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标新立异, 而是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包括国营企业的性质和任务。 国营工商企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随着形势发展逐步提高。发展生产力固然重要，但是不能放松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总方向。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为发展私有制开路搭桥,唯独不发展公有制。问题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以国营企业为代表的公有制如何逐步取代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化改革需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不能一蹴而就。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对这个要点都需要反复警示，并且需要反击各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和行为。 说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性质，首先需要弄清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前苏联国家的性质由社会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并且最终自毁基业，就可以理解提到国家性质绝非节外生枝。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国家都有国营企业，它们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营企业有本质的区别。只要不忽略这个要点，就不难对问题作出合理的回答。 所谓国营企业改制，往往被曲解为改变生产资料公有性。公私混合所有制是企业的公私双方按并非适用于公有制的资产评估法分解经营权和效益。所谓国营企业资产上市，就是让企业资产证券化，让国内外私营者在股市上认购其产权，从而改变其公有性。明确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阶段都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是一回事，在这些阶段上不断加强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成熟阶段实现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更非朝夕之功。 即使在以私有制为主的西方各国,每当私营者穷于应付管理或财务困境,国家就出面接管企业,比如历史悠久英国铁路,规模顶极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上百家银行。这种国家接管只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拯救垂危的市场经济,不等于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 毛泽东在反对经济领域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时，提到了其中的要领，就是让工人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参加企业管理。在社会主义的任何阶段上都需要坚持这个原则：企业管理干部必须是工人群众的一员，而不能像前苏联企业经理那样高踞于工人之上。出了官僚主义还可以整治。但如果借口出了官僚主义就让国营企业变质。那属于侵犯社会主义国家。 有些国营企业干部贪污腐化，经营效率低下，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倾向膨胀，不是让企业资本主义化的理由。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公有制本身，而在于私有制腐蚀公有制。我们需要就此揭露去公有化者混淆是非的诡辩术。 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如果旁落到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管理者甚至私营者手中，企业的国有权就会被架空。毛泽东在评论斯大林所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前苏联公有制经济逐步变质并导致国家崩溃，不幸被毛泽东提前三十年言中。试问称毛泽东“不懂经济”的论者们懂得毛泽东所言的重要性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营企业把国有资产化为股权，立即被近水楼台者抢占了大部分，其余的分发给职工。有些职工为一时痛快低价卖出股权购买杯中之物，于是收购了大量股权者就成为老板，企业也完全私有化。 即使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大量国营企业不可能私有化。19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力主用私有化覆盖一切，其中包括铁路。然而铁路管理当即发生混乱，导致事故频发，不得不恢复国有制。 1991年前后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同时也是殖民地化，结果是人民百姓都成了欧美大公司的打工仔，国家主权从此徒有虚名。 说到国营企业的不动产和基础设施，那就是融入国有土地的永久性工程，连它的评估法至今还是理论界的盲区，因此被中外图谋者肆意资产化、证券化和股份化。阿根廷在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就像俗话说的“人贫智短”，求助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丧失殆尽，以至落入国际财团设下的陷阱，至今国家的前途仍渺无指望。 中国的国营公有制企业通过改制和混合所有制化，更容易被外资渗入，那就是民族经济的边缘化。1990年代初中国公有经济占90%以上。至于公有经济的私有化和外资化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发展，本文作者就把这个任务让给读者们去调查研究。 说到振兴东北，首先需要明确：想要振兴的是什么性质的哪些方面。如果指单一价值型生产总值和利润总额，无论在东北还是在其它地区都已经路越走越窄。只要能注意到阿根廷和冰岛失于虚拟经济的前车之鉴，正确的道路就在脚下: 办好面对全国百姓的实体经济, 立足于基础产业，通过计划引导的市场来弥合粮油、能源、原材料、住房的产销脱节。亿万百姓的温饱有了基本保证，才能从长计议发展高端产业,否则就只是廉价的搪塞。 相对中低等土地和矿藏的开发业永远占大多数。它们都只能收支相抵或仅有微利，并使下游的制造业和商业无利或低利。那不是开发者不善经营，而是因为其产品市场价格接近成本，以平衡供需双方的利益。国营企业虽然需要提携私营者共同保障百姓的实物需求，但谋求高利的经营者会把只提供微利和低利的低品质资源视为“毫无所值”，使得农民离乡和职工下岗。不仅如此，在欧美低价倾销粮食和其它大宗物资的压力下，原本虽无厚利但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国营厂矿被蔑称为“僵尸企业”, 遭到被私分和甩卖的厄运。 为振兴东北，一方面需要加强不求高利的农业和工业实体，另一方面需要针对向中国倾销大宗物资的外商课以重税。如果没有这样的胆识就免谈振兴东北。东北的难处在关内同样存在，只不过被兴旺一时的出口加工业所淡化，所以各地丝毫也不可掉以轻心。 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一个事物的两种时态：前者是以往实现的经济价值，后者是未来经济效益的预估。不必为这种绕口令似的语句担忧，重要的是它们都包括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二重性。如果反其意而用之，对国营企业做单一价值型资产评估，那就是为它作进一步私有化的准备。这这里，国有资产的二重性经济价值是问题的焦点。 国营企业必须在完成宏观需求实物产品的品种、质量和数量指标的前提下实施经济核算制，不可借口自负盈亏松动宏观需求的实物性指标。另一方面，宏观计划也应当通过调节价格和税率使低产田和低品位矿开发者至少收支平衡。把握住商品社会里国营企业经济效益的这种二重性，其经济核算就只涉及价值要素那一个侧面。这就是计划调节市场的一个环节。 如果割裂经济效益辩证统一的的二重性，国营企业的实物性生产目标就会被当作指令性计划，而仅仅把财务收支平衡当作“经济”指标。换句话说，这是错把实物性使用价值排除在“经济”概念之外，偏于一面地把财务平衡当作“经济”要素。由此可见，公有制下的经济学界还有待进一步从世代传承的私有制经济学脱胎出来。 追求建设项目资金流量净现值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生意经。谋求项目的单一价值型“返本期”指数是它的特殊形式。宏观调控只能通过国家计划贯入市场经。它经常在明里暗里受到基层忽略和变通，甚至成为“政企分家”的由头。 完整的经济核算制应当为提高企业实物效果而控制劳动和物资消耗，其中包括： 生产成本； 生产成果，包括品种、质量和数量； 资产额度，包括固定资产额和流动资金额； 财务成果，又称赢利或亏损。 国营企业职工个人利益应当同工厂的经营效果挂钩，但不能为此截留超额利润。实行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需要统一领导，分级归口，采用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的单一价值型“返本期”指数也偏于微观效益，使得宏观调控只能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贯入，明里暗里受到基层忽略和变通，甚至成为“政企分家”的由头。 完整的经济核算制应当为提高企业实物效果而控制劳动和物资消耗，其中包括： 生产成本； 生产成果，包括品种、质量和数量； 资产额度，包括固定资产额和流动资金额； 财务成果，又称赢利或亏损。 国营企业职工的个人利益应当同工厂的经营效果挂钩，但不能为此截留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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