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散记（四则）
这篇散记，是前些年去延安旅游时随手写下的。现在回头看看，似乎还有些意思，除了笔者的所思所想外，对没有去过延安的朋友，也许能起点“导游”作用。
一、奔向延安，奔向宝塔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诗人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篇，曾经唤回多少“老延安人”的美好记忆，也在我的青年时代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延安、宝塔山，这是当年众多进步青年的梦想和追求，他们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奔向延安，奔向宝塔山，为的是寻求真理，寻求光明，投身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的一生都深深打下延安的印记。
笔者此次到延安，也是要去圆一个“梦”，去实现青年时代的向往。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炮火和硝烟，没有在宝塔山下、延河水边，展开理想的翅膀，义无反顾的献身于那场改变历史的伟大斗争，但我们也曾有过理想，有过追求，延安在我心中是永远的“圣地”。
进入延安城，沿着延河慢慢向前行驶，路边的景象不时吸引我的目光。快过年了，延安城也显得格外红火，街边到处都是卖灯笼的，那大红的颜色分外惹眼，还有那高高挂起的扇扇整羊，熙熙攘攘的买年货的人，让人感受到这里的喧闹和喜庆。满街上，看不到还有谁头上扎着白毛巾，身穿老皮袄，今天的延安已经难觅过去的风情。
宝塔山就在延安城边，自然还是要先去那里，何况登高望远，也好看看延安的全貌。上得山来，那座著名的宝塔扑入眼帘，这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它的身影和新中国的历史也早已融为一体。宝塔山又称“嘉岭山”，宝塔建于唐代，高44米，共九层。在塔旁边有一口明代铸造的铁钟，当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曾用它来报时和报警。
站在宝塔山上，延安城尽收眼底。山下不远处就是延河，那座横跨延河的大桥，也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过去在照片上就常看到它。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恰逢延河涨大水，桥被冲坏了，延安的老百姓满怀深情，硬是簇拥着把周恩来连人带车抬过河，那种人山人海、情真意切的场景，真是催人泪下！
今天的延安，早已旧貌变新颜。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与延河对面的清凉山相映生辉，这座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气息。当年周恩来因延安人民仍处在贫困之中而伤心落泪，并和当地领导“击掌为誓”，待延安改变面貌后他还要来看一看，这个心愿最终却未能实现。然而，延安人民遵循他的遗志，如今已经创造了一个新延安，这足以告慰他的英灵。
对于人们常说的“延安精神”，笔者这一代人也曾感同身受，思想上受到的影响也很深。青年时代从军，部队“大机动”从南方移师北方，没有营房，一度住进临时挖的“猫耳洞”。以后形势缓和了，开始挖窑洞，由于并不懂得如何选址，那些窑洞潮湿的厉害，被褥不晒就没法用。但当时提倡的“延安精神”，让我们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荣。再后来，又自己烧砖盖房子，那些我们亲手建起的营房，若干年后又回去看看，心里还是感到那样亲切，那样令人回味。
延河水哺育了一代革命者，延安的小米养育了新中国。正如贺敬之在诗中所吟诵的，“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那个时代，延安向全国各个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成为革命的“种子”，在不同的地方生根、开花、结果，并把“延安精神”带到了新的环境中。
几十年过去了，“延安情结”成为老一代人舍弃不下念想，但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更是他们对后辈由衷的期望。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开拓者们，已经逐渐的离我们而去，“延安精神”还会代代相传吗？延安和宝塔山还会成为激励后来者们追求理想，不懈奋斗的永远的“圣地”吗？今天年轻的一代，无疑需要对此做出自己的思考和选择。
二、雄文飞出凤凰山
来到延安，住进市政府所属的延安宾馆，这里条件尚好，停车也方便。安顿下来后，信步前往凤凰山。
凤凰山位于延安城中心，是当地“四大名山”之一，因“叶生吹箫引凤”的传说而得名。山上古遗址有镇西楼、凤凰阁、文昌阁、六郎寨、狄青寨等。
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命大将蒙恬北征匈奴，蒙恬在延州（今延安）凤凰山筑城为池。其后，历代皆有重修，大唐名将尉迟恭，北宋名将韩琦、范仲淹、沈括等驻守时，都对城池进行了加固完善。
当然，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位于凤凰山脚下的中共中央旧址。1937年1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保安（今志丹县）来到延安，住进凤凰山下一个大户人家的老宅子，并在这里领导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毛泽东的旧居分前后两院，前院为工作人员住的地方，后院三孔窑洞，则是毛泽东工作和休息之处。从1937年1月至1938年11月，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将近2年时间，此时贺子珍还没有离开他，江青介入毛泽东的生活，则是以后的事情。
在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里，陈设着那种旧式的木质办公桌椅和书柜，都是原物。笔者好奇的看到，炕上居然支着一个木床，看过介绍后才知道，毛泽东是南方人，住不惯陕北的热炕，所以才有了“炕上架床”的事情。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已经相对稳定下来，毛泽东对“过日子”并不上心，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就在凤凰山下简陋的窑洞里，一桌、一椅、一支毛笔、一盏油灯，毛泽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写下《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这三篇雄文，其眼光之远大，思想之深邃，文思之敏捷，才华之横溢，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这三篇雄文，可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矛盾论》和《实践论》，对于清算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使全党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得到新的提高。《论持久战》在当年更是风靡全国，在日本侵略者的大肆入侵面前，中国军民从《论持久战》中看到了前途和希望，找到了抗日救亡的正确道路，掌握了战胜侵略者的斗争方法，因而出现了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的景况。
凤凰山下“飞出”的雄文，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对于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具有更积极、更有力的指导作用，因而它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笔者站在窑洞前，感叹当年简陋而艰苦的环境和条件，更为一代伟人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撰写出如此博大精深的宏篇巨作而敬仰不已。
延安窑洞的灯光，凝结着伟人的心血，倾注着他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无比热爱，也孕育了他的伟大理论和光辉思想。今天，无论这些书还有多少人愿意认真的读一读，但真理的光芒是永远不会熄灭的，科学的理论也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举下去，历史也将会证明这一点。
三、从杨家岭到枣园
顺着延河往下走，途经清凉山和延安革命博物馆，拐进一个街口，就到了中共中央旧址杨家岭。
这里是一个纵向的山沟，依山而建的窑洞，分布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旧居和各主要机关的办公点，召开“七大”的礼堂和书记处的会议室，就建在山沟里。1938年12月，日本侵略军对延安大轰炸，延安老城基本被炸毁，中共中央也就从凤凰山搬到杨家岭，此处防空条件自然更好些。
在杨家岭，有两处地方让笔者驻足，也引发内心的感慨。
一处地方是毛泽东在居家不远处的山沟里，亲手开垦的菜地，那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留下的，毛泽东也是身体力行。他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活自然不陌生，在向边区军民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后，毛泽东自己也开出一片“责任田”，其中既有表率作用，但我相信他从中也找回了少年时代的记忆。
另一处地方是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旧址，树下安放着石板桌和几张石凳。穿着土布制服的毛泽东，在杨家岭的山沟里，在这样一个简陋的谈话之处，却豪情万丈的发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政治强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胆略和气魄！然而，毛泽东领导中国军民，的确实现了这种预言。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被消灭了，蒋介石政权被赶到台湾。在朝鲜半岛，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和强大的美国军队殊死较量，不仅摸了“老虎屁股”，而且迫使其走到谈判桌前。
在杨家岭旧址的门前，笔者看到一位头上扎着白毛巾、身穿老皮袄的地道陕北老乡，这是来延安后头一次见识“老陕北”。他的腰间挂着两个腰鼓，见到人多时，就会唱上一曲“信天游”，潇洒的打上一回“安塞腰鼓”，但要与他合影，那是要收费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年轻人跟着他的调调，唱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种自发的大合唱，一时间响彻杨家岭，让人心头激发出欢快和感动。
离开杨家岭，跟着到了枣园，这是当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后一个旧址。从这里，开始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艰苦历程，并继而东渡黄河，走向西柏坡。
一进枣园，顿时觉得视野开阔，这里比杨家岭可是气派多了，中央领导人都有了自己的“宅子”，书记处的会议室也变成独栋建筑。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从凤凰山、杨家岭到枣园，“摊子”逐渐铺的大了，工作和生活条件也不断改善，这当然是一种正常的发展，尽管枣园和以后的中南海更是无法相比的。
在枣园的大院里，笔者想到毛泽东当年从西柏坡进北京的一句话，他认为那是“进京赶考”，他也坚定的表示，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从革命理想的追求者、奋斗者，变成执政者，这是一种成功和胜利的跨越，但又伴随着巨大的考验。历史上，众多的改朝换代，“其兴也勃，其亡也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地位和环境的改变，让人逐渐丧失了打天下时的那样一股干劲，那样一种奋斗精神。所以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这也是历史的沉重教训。
在距枣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重要去处，那就是张思德的纪念碑，也是毛泽东当年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的旧址。从那时起，“为人民服务”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座右铭。周恩来生前一直带着的那枚胸章，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的一生都在实践着这种诺言，他也堪称“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如果能够真正坚持这种准则，自然会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和爱戴，新中国的江山还怕坐不长、坐不稳么？
四、清凉山上的沉思
就要离开延安了。傍晚时分，走过延河大桥，登上延河对面的清凉山，此刻的延安城已是华灯初上之时。
宝塔山上的灯光渐渐亮了，与它交相辉映的是延安新城各个高楼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过去的年代和今天的时光，仿佛在这灯火阑珊中实现了交汇，它们似乎相隔遥远，却又让人感到近在咫尺。
站在清凉山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笔者久久凝望着宝塔山的灯光，思绪也在任意飞翔。
我想到井冈山。那是另一处革命圣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之地，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在创建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面对重重困难，许多人对革命动摇了，产生了“井冈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为此，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坚信“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历史已经证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不仅最终形成燎原之势，而且造就了一个新中国。作为中国革命重要象征的宝塔山的灯光，过去它曾经照亮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多少追求真理的青年人心中的灯塔，但在将来，它还会这样长久的“亮”下去么？
我想到长城。尽管那是秦始皇修建的，而且也有着“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这使得修长城的事情成为一种历史争议。然而，长城却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都是那样的重若千钧，“筑成新的长城”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强大心声。
延安的窑洞也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这窑洞里孕育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过去是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南，现在依然写在中国向现代化进军的旗帜上。历史自有公论，人民自有公论，站在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会在中国大地永远高高飘扬。
我还想到麦加。那是一个宗教圣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前去朝圣，这无疑反映着一种信仰的力量。延安也是“圣地”，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宗教”，而是科学的理论，但它同样代表着一种信仰，“延安情结”正是这种信仰的产物。
今天的中国，“红色旅游”如火如荼，人们是去更多的“游览”，还是更多的感悟历史，抑或是更多的重温久别的信仰，当然因人而异。在和有些年轻人交谈中，他们对自费去延安这样的地方，往往很诧异：“去延安？这应该是单位统一组织的呀，为何要自己掏钱？”他们对于“传统教育”自然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也很难体味到上一代人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这就是时代造成的差别。
面对这种情况，你不能说他们没有理想和追求，你也不能要求他们现在还去住窑洞、吃小米，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但是，他们应当知道新中国的开创何其艰难，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为了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兴盛，他们需要去开拓，去奋斗，去争取更大的光荣！
延安之行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心路的旅程，睹物生情，自然有所思，有所想。多年的心愿得以了却，精神上也得到一次新的洗礼。延安，我心中永远的圣地，我会时常怀念你，也祝愿你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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