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社会，只要还有私人财产和取自他人贡献的收入，就必须缴纳财产税和收入税。在私有制下，累进的财产税和收入税制看似针对富人，其实是规范富人使之有节制地剥削穷人，以避免操之过度。这种税制不能劫富济贫，只能保持社会最低限度的平稳，以防止穷人群起反抗。西方各国的高额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慈善事业和富豪的“裸捐”，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福利制度就是如此。它们能缓和社会矛盾于一时，但无法阻止其持久的深化。 马克思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税制说过：“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财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既然在当今各国存在有产者，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对他们也是有效的。 对收入和资本，尤其是对传代的不动产，必须征收累进税，但是这远远不够。针对巨富者们的遗产征收高税，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反而能促进财富更合理地分配。问题是巨富者们绝对不会接受。为此就需要发挥国家的权力。 北欧等地的一些所谓福利国家，由政府把征收的税金有差别地偿还给百姓。公有制国家的人民更有权责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府通过税赋保证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特别是养老所需。这决不是政府对任何人的馈赠，更不该贬之为“无底洞”，而是组织全民族为自己服务。老弱病残者无依无靠不是社会主义。 1,不动产税制体现土地国有权 说到财产税首先要从性质和数量上界定财产：是二重性社会财富，还是单一价值型私有金额。实效高低不等的工程造价不等于财产，设备的原值或残值并非不动产。资本化超额利润往往被经商者当作项目资产。其实它就是征收财产税的基数。 包括房地产的一切不动产在本质上都属于设施化的国有土地。因此，仅按居住面积（下式末项）征收房地产税的倡议体现开发商规避全额级差性土地增值税（下式中项）的目的，那在实质上是企图绕过土地国有权的经济功能。 "房地产税额"="单位居住面积超额利润"×"居住面积" 如果不能把最基层百姓的需要放在首位，关于房地产税制的激烈争论多半会绕过焦点，因为挺身而出的各方都要为自己的群体谋求更多利益。旷日持久的争议本身就是房地产商从百姓手中牟取暴利的机会。房地产业如果对外开放，其费税之争必定会溢出国界，所以把它看得无论多严重都不为过。 美国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趋向日益拉大贫富差距，而亢进的虚拟经济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那些巨型财团可以操纵复杂的证券化衍生品，从而瞬间攫取惊人的暴利，而中产阶级只能勉强消融通货膨胀。 在两个世纪前美国刚成立时，其财富集中的程度远低于欧洲。当美国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后，贫富不均日趋严重，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政治权力也被少数人把持。历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声势在于他们代表的财团有多大实力。 美国政府在1930年到1980年间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群体征收高达82%的所得税。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增长，并且美国在1950至1980年间的增速超过现在。 《华尔街日报》2015年9月26日披露：美国2012年处于“金字塔尖1%的富人”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19.3%。2009年到2012年间这批富者的平均收入增长31.4%，而其余99%的民众收入仅增长0.4%。该报称：美国的收入差距将持续下去，而且会更加明显。由此可见，累进收入税制虽属必要，但如果不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管理权，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将故我依旧。 据中国中央电视网报道，2015年10月1日起重庆市开征个人居住房产税，对象是独栋商品住宅或建筑面积单价超过13192元的住房，以及在当地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第二套(含)以上的普通住房。这毕竟是一个开端。至于合理的税率，还需要长期积累经验。 就目前中国而言，还缺少完整的财产累进税制，包括遗产税、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和其它超额利润税，或者只有象征性的低水平税赋。在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开发业中，正因为原当作为土地增值税或资源补偿费全额上缴国库的级差收益被投机者瓜分，这些产业才像罂粟花那样大放异彩。广而言之，各类虚拟经济都是盘剥居民的血盆大口，何况虚报或瞒报财产及收入者比比皆是。 反腐措施与累进税制无疑有互补性，但是不可能通过打击腐败个案来控制贫富分化。何况在谋求私利的观念仍然霸占着舆论高地、制度残缺不全、公检法和海关松弛的情况下，大批贪官得以提前策划外逃。再试图把他们引渡归案，无异治病而不防病。 成熟的公有制社会要消除贫富差距。但在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期间，合理的财产和收入税制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不断修订，修订的方向和力度随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变。这应当是经济领域的主流。 2, 西方财产和收入税制与贫富分化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13年末的《纽约时报》上连续发表三篇书评，称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著《21世纪的资本论》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皮凯蒂分析三百年来私有制下市场经济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翔实资料，提出三方面的建议：第一是对富人征收高达80%的所得税；第二是增收他们的财产税；第三是在全球征税以消灭避税天堂。皮凯蒂的建议虽已跨入政治干预经济的领域，但面对代表有产者利益的强大舆论，他承认自己的建议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肯让步”。 陶渊明在公元421年所著“桃花源记”比英籍托马斯摩尔在1616年提出的乌托邦早一千多年。他们与皮凯蒂都因为不涉及从私有制跨越到公有制的途径并实行公益性计划对市场的督导，就只能是空想。这是皮凯蒂在21世纪的思想境界远未达到马克思在19世纪所著《资本论》的境界之处。 马克思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身为法国人的皮凯蒂应当熟知本国历史，还表示希望发展马克思的学说。但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他没有认真阅读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甚至还没有看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就巴黎公社的失败总结过经验，其中的关键是“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知名的克鲁格曼如此推荐皮凯蒂，竟然看不出后者的失误就在这里。 让人人申报财产和收入额的“阳光法案”从上世纪80年代列入中国人大议程至今已三十有余年，只是对落马贪官有效。可见税制与各个社会群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如果因为需要继续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等文让条件更成熟则情有可原，但是无需把这个任务推给下一代。而且一旦条件成熟，也不能把该文批判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继续错解为多赚钱可以不上税。问题竟然还要从什么是“劳动所得”说起，表明社会意识尚待显著提高。不过承认懂什么和不懂什么，比根本就不想懂要好，否则就难说何时会落入更大的窘境。即便某国某时在原则上通过两税法案，合理核定有倾向性的税率也需要几代人陆续累积经验。 根据国际性反贫穷乐施会(Oxfam)2014年初发布的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的财富占全球总财富的48%。也就是说，除开这1%富豪以外，99%的人们只有其余52%的财富。该报告还预计，1%富豪拥有的财富将在2016年超过50%。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杰弗里·温特斯在其2011年出版的《寡头政治》一书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他提到，在美国存在一个专为富豪服务的“收入捍卫行业”，它由会计师、律师和议会游说员组成。他们对国会施加影响，在税法中植入只有高智商专业者才能看懂，足以把税收部门“绕晕”的条款，达到为富豪减税的目的。尽管美国社会对富豪的“合法”避税怨声载道，但是在国会议员的袒护下，即便誓言当选后要提高富人税的奥巴马总统也无能为力。 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月14日提到：北京大学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状况日趋严重。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被顶端1%的家族占有，而社会底层25%的家庭却只有社会财富总量的1%左右。 我们在此不赘言各国百姓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但是建议：遏制各国富豪手中的单一价值型钱币支配二重性物质财富，至少能部分奏效。其中包括：把百姓建造的住房、粮食、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留在百姓自己手里。通俗地说，就是必要程度的“认人不认钱”。 3, 重振民族生命力的遗产税制 为及早扭转中国人口急剧下降的趋势，必须开释这个世纪性的大课题。其中包括，义无反顾地实施有倾向性的房地产和各类遗产税制，以鼓励年轻家庭养育不少于两个孩子，因为那本身就是他们对民族的贡献。否则他们会因为家计拘谨，特别是因为房租昂贵而不愿添丁。另一方面，无子女和少子女家庭在实际上是依靠社会供养，理当以不再使用的住宅回报社会。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就有了合情合理的房屋继承和遗产税制，其内容包括： 无直系子女家庭身后的住宅全部由政府接管。 有子女家庭的住宅按人数实际需要纳税传代，多余部分由政府按平价接管。 政府按平价接管遗产性住宅后，作为廉租房或保障房分配给二胎以上子女家庭。 当公有制社会进入成熟阶段，应当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取消遗产继承权，空房将足够百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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