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几天就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了。我在收集一些相关史料时，无意间发现一张105年前英文旧报，报上时间为1911年10月21日，那一天恰巧是武昌辛亥首义后的第11天，也正是孙中山最后一次到访英国后离开的当日。
报上有一篇题为《红龙初醒》的文章，作者菲利普·吉布斯是英国当时著名记者，他头衔上“Sir”的称呼就足以显示他在英国上层社会的尊贵地位。文中大标题下还有一副题——“西方思想与东方文明”。
虽然文章已古，但今日读来，仍能从中体会到西方人看待我们东方文明时的某种带有历史惯性的观点和态度，以及一些可供参考回味的历史信息和现实启示。
一
以下我想引10段原文，看看一个多世纪前的西方人在得知中国辛亥革命消息后的直接反应。
1.“在世界的动荡之中甚至连中国都苏醒了!”
2.“在天朝的哲学深处，黄种人对外国魔鬼的乖张愚蠢嘲笑了几百年，西方的自由、工业活动和机械产生的进步等见解，已经开始打烂和击碎他们自己的方式了”。
3.“那些嘴上说着大话，许下巨大承诺的少数革命者已经进入到中国人民中间，挪揄祖先崇拜，挑战老圣贤孔夫子的智慧，并把西方世界的致命武器放入那些具有东方的不惧死亡的人们手中。”
4.“‘醒来吧，天朝!’已经成为一个秘密的口号，中国已经醒了。红龙已经在他的长睡中搅动起来，它正在甩尾喷吐血火。如果共和国要在旧政体的龙躯上跃起，它的根基将扎在血海之中。”
5.“对西方世界来说，这种反叛的精神的展示和中国的变化似乎非常突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带有古老迷信的帝国，仍旧拒绝接受现代进步的赐福。我们相信它仍然没有被二十五年里奇迹般地改变了日本民族的那场革命烈火所触动，日本因之而甩掉了古老的信仰和道德，接纳了伪劣的欧洲服装，用繁忙工厂的黑烟污浊了城市，把园林变成贫民窟，建立了巨大的陆军和海军，去打那场已经引起崩溃边缘的战争，采纳那种贪婪和掠夺的哲学，并基本上学会了西方文明的美丽和快乐。”
6.“中国似乎仍旧在阳光下睡觉，或在嘲笑西方喧嚣进步时的陈旧信仰中虚度时光。”
7.“我们对中国的愚蠢感到错愕，并也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仅仅想到一个苏醒的中国带来的黄祸就足以是一场噩梦。”
8.“已经兴盛了近两千年的中国古老的木枷将被成百万巨大的工厂制造的金属物件所取代，红砖房将取代小木屋，电话将从北京到拉萨，铁路将把帝国分成小块……水稻田将荒芜了，让位于带有电光、电影和不断演出的戏院的大城市，……满洲的贫民窟中可能有汽车在飞奔，所有舒适与豪华，不满和喧嚣，狂热的活动，取代了古老帝国碎梦中的和平和落后的那些西方文明的剧烈竞争。进步——啊，光荣的字眼!可能拥有了整个的天朝共和国!”
9.“但是我怀疑个体的中国人是否将更快乐呢?我怀疑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为帝国海军和帝国武装赋税，比为清朝统治者不太昂贵的战舰和机枪赋税更令他感到深深满意呢?或许毕竟他们可能为‘进步’付出太大的代价”。
10.“所有到中国的旅行者都见证了中国农民的温和、自得、愉快和欢乐的性格，以及中国文人的智慧、礼貌、坦然、慈善、沉静的哲学。当英格兰还是一个由裸体的野蛮人居住的荒疏森林的时候，中国已经是文学和艺术的家乡了。两千年来，她拥有着她的诗人、她伟大的教师和科学人才。我们现代许多的发明都是中国的圣贤在一千多年前发现的，并作为愚蠢和危险的玩具被抛弃掉了，因为它们不能为人类增加幸福。当他们的激情被唤醒，中国人民一定会显露出一种相当于、但或许不会超过中世纪西方的那种蛮性的残忍。但是从整体上衡量，如果他们采纳了欧洲文明的标准，那么似乎他们在道德和幸福方面将失去的很多，正像他们也获得很多一样。毕竟，尽管我们所有的这些‘进步’，我们西方的社会体系并不能给予每一位普通劳动者以幸福和物质满足。”
二
看着《红龙初醒》中的这些句子，我们可以生动地感受到一百多年前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文明怀有的某种具有深厚历史思维定式的看法和态度：
在世界文明之间构成关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那种自相矛盾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的矛盾性至今仍在。一方面，他们似乎总对中国学习西方的步子太慢感到不满，正如文中说的“中国似乎仍旧在阳光下睡觉，或在嘲笑西方喧嚣进步时的陈旧信仰中虚度时光”是“愚蠢的”，所以应该“醒来”;但另一方面，出于对西方文明自身优势地位的考虑，“我们对中国的愚蠢感到错愕，并也为此感到高兴，因为仅仅想到一个苏醒的中国带来的黄祸就足以是一场噩梦。”这句话传递出两个重要的历史信息：
1)为什么西方的那些“我们”会对中国的愚蠢感到高兴呢?因为如果中国文明复兴后像西方文明一样强大了，那么“我们”在世界上一家独大的优势地位就将受到挑战，所以从“我们”的自身利益来说，中国的愚蠢绝非坏事，而中国的“聪明”和崛起则对“我们”来说则绝对是坏事，“是一场噩梦”。此处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一种具有历史承袭性的文明心态和战略观念，看清了这些，我们对今日中国崛起时面临西方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围堵就不必奇怪了。
2)此处第二个信息是表现在认识层面上的，即“一个苏醒的中国带来的黄祸”的判断，西方认为中国文明如若崛起，就会像西方一样，是“一定会显露出一种相当于、但或许不会超过中世纪西方的那种蛮性的残忍”，是“黄祸”，是崛起必霸，西方在自己文明崛起的历史经验里几乎找不到和平崛起的内容和经验，所以从心底里不相信中国崛起的目标不是追求世界霸权。今日西方对中国崛起性质充满狐疑和焦虑的态度，也从极广的层面上影响着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战略及策略的判断与制定。
此处我不由想到西方意识形态常常在某些国人眼中展现出的那种令人着迷的理想主义幻像：当今日西方猛烈攻击中国的许多意识形态方面——诸如在民主、自由、普世、马列、人权、信仰、正义——等问题时，西方自己真正在意中国的人权、自由、民主这些美丽的口号吗？实际上这些看似发光美丽的东西，充其量只是作为一种策略层面上的博弈技巧和文明战略中瓦解对方实力的工具和手段罢了，而阻击中国文明的崛起才是其真正在意的最高战略目的本身。今天，当复兴的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相遇，对西方的战略目的来说，无论中国高举的是马列还是普世都无关紧要，因为它的战略目标是阻击中国文明之崛起，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已经把这个实质圈点透了。
在菲利普·吉布斯的文章中，我们还能看到一种对中国进行改良和革命所产生的疑虑。当一个受采访的牛津中国小留学生对他说要引进西方“政府的运作方式”、“让这些东西在我的人民中生根开花。如果它们结了果实，许多东西将被毁灭，许多事物将要改变”时，菲利普·吉布斯回了一句话：“值得这么做么?”这里体现了西方人对前工业革命的人类社会形态的一种怀旧心理，对此我们从英国拉佛尔前派绘画中那些对美丽田园生活的倾情描绘就能体悟到。这句话体现着西方人对东方中国、也包括西方自己的现代化得失的某种历史的评断考量。菲利普·吉布斯在这里提出的是西方和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意义这一历史伦理和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领域常被触及)。但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菲利普·吉布斯在这点上的感觉与中国现实相距太遥远了，因为在由西方点燃的圆明园的熊熊烈火映照之下，中国根本无法“在阳光下睡觉”了，“中国农民的温和、自得、愉快和欢乐的性格”也根本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在文明和民族危亡面前，这已经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选项，而是“不得不”的唯一抉择，中国的这种“不得不”，是叼着雪茄身在远方观望的英国记者不可能感同身受到的。今天，西方总在鼓噪中国威胁，总在中国发展国防的议题上口若悬河，但看看西方在中国周边造就的咄咄逼人的冷战环境，就应能体会到中国的这些“不得不”的因应战略和手段。
从文中我们还能看到作为眼光敏锐的思想家，菲利普·吉布斯对西方文明自身黑暗处也有犀利的触摸和体察，如谈到日本时的“甩掉了古老的信仰和道德，接纳了伪劣的欧洲服装，用繁忙工厂的黑烟污浊了城市，把园林变成贫民窟”，和谈及中国文明时的“但是从整体上衡量，如果他们采纳了欧洲文明的标准，那么似乎他们在道德和幸福方面将失去很多……尽管我们所有的这些‘进步’，我们西方的社会体系并不能给予每一位普通劳动者以幸福和物质满足。”他在文中更一针见血地点示出西方文明奉行的是一种“贪婪和掠夺的哲学”。
而对中国文明和平取向的历史认知上，菲利普·吉布斯还是流露出了几句公允之言，他提到“当英格兰还是一个由裸体的野蛮人居住的荒疏森林的时候，中国已经是文学和艺术的家乡了。”他还提到中国有“伟大的教师和科学人才”，提到中国人的“温和、自得、愉快和欢乐的性格，以及中国文人的理智、礼貌、坦然、慈善、沉静的哲学”和“现代许多的发明都是中国的圣贤在一千多年前发现的”，只是“因为它们不能为人类增加幸福”而“作为愚蠢和危险的玩具被抛弃掉了”。虽然这些说法不一定完全、充足或精准，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中国文明历史价值和深厚内涵的某种体察和认知。
总之，一个多世纪前的这位英国大记者在历史上留下的这些话，有许多内容和弦外之音是值得我们联想、思考和回味的。
作者：黎丽 来源：环球之音 作者介绍：黎丽，环球之音授权作者，旅英籍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现任旅英文化学会主席，上世纪九十年代定居伦敦。曾在《人民日报》和《美术》等海内外报纸杂志发表文章近百篇，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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