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说姓名系列之——毛泽东与彭德怀

　　咬文嚼字说姓名系列之------

　　-----毛泽东与彭德怀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有一个十分有趣、并且还略带神秘色彩的现象，那就是几个主要的缔造者和统帅级人物的名或字之间，似乎有着一些必然的关联。如润之和玉阶，泽东和恩来，泽东和德怀等。

　　毛泽东姓毛，名为泽东。泽东这个名字，就是恩泽世界东方的意思。彭德怀姓彭，名德怀。德怀的意思，就是要让人们怀念他给人带来的恩德。的确，毛泽东的一生不仅恩泽了中国人民，恩泽了朝鲜人民，恩泽了世界的东方，而且更是恩泽了全世界。而彭德怀，不仅中国人民怀其德，而且朝鲜人民更怀其德。毛泽东与彭德怀的一生，都没有辜负他们在自己的名字、甚至是乳名中为自己所注入的那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个人在自己的名字之间为自己注入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期许，就是这样的有趣，就这样让他们各自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而两个人的乳名之间，那就不仅更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而且还更似乎决定了两个人的最终人生命运。

　　毛泽东的乳名叫石三伢子，也就是石头的意思。据说毛泽东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因此在毛泽东出生后，毛泽东的父母为毛泽东认了一块石头为干娘，以便能使毛泽东的命硬一些，从而顺利长大成人。而彭德怀的乳名为石穿，意思就是能把石头砸碎。果不其然，能够穿石的彭德怀，后来还真的就通过他人的手，把毛泽东这块石头给“砸碎”了。毛泽东最终的悲剧命运，中国人民的悲惨现实，可以说就是从为彭德怀平反而开始的。

　　毛泽东与彭德怀这两个湖南湘潭的老乡，最早在一九二八年的十一月，相识于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之后，断然拒绝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力排众议，把剩下了只有八百余人的起义队伍，带到了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在那里，不仅起义队伍得到了休养生息，而且还更是建立起了革命的政权。从此，井冈山地区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特别是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毛泽东还对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从而开始了人民军队的创建历程。只有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才能得到发展;只有是人民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的军队才能发展壮大;只有人民军队的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正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的四月，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人才会率领着“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后组建的农军，到井冈山来投奔毛泽东并且与毛泽东所部合兵一处，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时任何健的湘军所部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的彭德怀和共产党员滕代远、邓萍、贺国中等人，率所部举行了“平江起义”。起义之后，党中央命名彭德怀所部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一九二八年十月，由于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之中大部队难以生存，于是彭德怀率红五军的主力七百多人突出敌军的重围到井冈山去投奔毛泽东以保存实力。而只留下黄公略带领二百多人，继续在湘赣边坚持斗争。

　　在彭德怀所部到达井冈山的时候，不仅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的率领下，已经发展到了五千多人，而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越发地巩固、壮大，达到了全盛的时期。只是由于军政人员较多而井冈山地区出产的粮食又太少，所以吃饭问题也就成了红军所面临的第一大威胁。

　　到了井冈山之后，见自己的力量与红四军相比实在是太小且又是前来投奔，因此彭德怀主动向毛泽东和朱德提议取消与红四军并列的红五军的番号而把自己的部队编入红四军之中。而为了便于指挥，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同意了彭德怀的请求，把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改编成红四军的第十三团，任命彭德怀为红四军的副军长兼十三团团长。

　　一九二九年一月，由于粮食的问题越来越困难，于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和彭德怀等人研究决定，由深谙游击战术的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四军的主力下山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而由彭德怀率十三团和袁文才与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离开井冈山，开始了开辟中央苏区的战斗历程。而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的主力一离开，彭德怀就恢复了红五军的番号。

　　一九二九年三月，由于敌人的重兵进攻，彭德怀见无法守住井冈山，于是就留下了袁文才和王佐所部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他自己率领红五军突围去寻找红四军。当年四月，在江西的瑞金，彭德怀率部追上了开创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而刚刚返回赣南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见彭德怀再次率部前来投奔，陈毅高兴得劝彭德怀再次与红四军合编，重回毛泽东的麾下。然而此时已经领悟到了毛泽东游击战术精髓和军政建设思想的彭德怀，却不愿意再与红四军合编了，而是想自立山头。他此次前来投奔毛泽东，不是想再做毛泽东的部下，而只是想让毛泽东资助给他一些枪支弹药。

　　中国工农红军虽然曾经号称是天兵，但却不是上天降下的，也更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无到有创建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若论拉山头、创家业的能力，第一人当然是毛泽东。而第二人，那就要数是彭德怀了。所以，彭德怀不只是战场上的一员猛将，而且还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罕见的帅才。

　　在得到了毛泽东提供的枪支弹药的资助之后，彭德怀马上率部返回到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地区并收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为了发展壮大红五军，彭德怀有率领红五军到广东省的北部进行活动。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率领不断发展壮大的红五军，又转战到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并与黄公略领导的游击队进行了合编。合编后的红五军全军共下辖五个纵队。一九三○年六月，红五军的一、二、三、四纵队合编成第一、第三两个师。而第五纵队则与赣北和鄂东的游击队，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红五军与红八军、红十六军，又合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分别由邓萍和袁国平担任。红三军团编成后，全军共一万余人。

　　部队发展壮大了，当然是件好事。但好事也会带来难事，那就是一万多人的队伍，是无法进行游击战的。游击战的主要特点，是打藏结合。一万多人的队伍，打击一部分敌人的力量是足够的了。可是藏，却又能往哪里去藏。因而此时，红军的主要战略战术，必须从游击战，上升为运动战。而不论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泽东都堪称是开创型的人物。因此一九三○年的八月二十三日，当彭德怀等率领的红三军团与毛泽东和朱德等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集市，不是城市)会师后，彭德怀就再次主动提议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成红一方面军并推荐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朱德任总司令，而自己只出任副总司令。从此，彭德怀与毛泽东鞍马相随，除毛泽东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出领导岗位的两年多时间里，再未与毛泽东分离而直至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在发动领导起义，拉山头创建军队和进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彭德怀培养造就了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骄人的成就，使除了毛泽东之外，不仅足以让彭德怀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能够傲视其他群雄。而且也更使党内和军内的其他群雄，对其望而生畏。因此毛泽东曾经开玩笑地对彭德怀说“老总啊，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之后，你别造反，行不行?”。而后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这样批评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毛泽东之所以要这样批评彭德怀并与其开这样的“玩笑”，是由于彭德怀的党性太差而领袖欲望又太强，因而与党内和军内的许多同志，相处的很不融洽。但是从毛泽东的批评中也能够看出，彭德怀的出色军政才能和辉煌战绩在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不用说排名其后的八位元帅无人能比，就是位列之前的朱德，也只能望其项背。不只是如此，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所说的“帝国主义百余年来在东方的海岸线上架几门大炮，就能征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的这样既富含历史、政治、军事、哲学意义的散文诗一般的语言，也不是只会写一些古体诗的朱德等其他那些元帅，所能够相比的。

　　由于机缘巧遇的历史因素，朱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职位与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排序上，位列彭德怀之上和之前。然而尽管位列之上和之前，但是与性如烈火、敢作敢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彭德怀相比，性情敦厚的朱德，还确实就缺少了一些军人的风采。

　　和彭德怀一样，在与毛泽东会师之后，朱德也有过两次与毛泽东短暂分开而单独率领部队进行战斗的经历。然而与彭德怀率领部队与毛泽东分开之后，不仅发展壮大了红五军，而且还更是发展壮大了湘赣边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经历不同，朱德在甩开毛泽东而单独率领红四军进行的两次战斗，都是遭受挫折而损兵折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德和陈毅等却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所带领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德率领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还竟然发生了第二十八团二营哗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哗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德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德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次大规模围攻。朱德听任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分子的瞎指挥并放任部队搞极端民主而却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亲率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向湖南出击却遭到了失败的这次行动，党史和军史上将其称之为是“八月失败”。

　　在两军会师并组建了红四军之后，朱德甩开毛泽东而第一次单独率领部队进行战斗活动，就这样以遭受惨败而告结束。特别是朱德带下山的两个团，还一个彻底溃散，而另一个又发生了一个营的叛变事件。于是，朱德带下山的两个团，就这样“黄瓜打驴，去了半截”。

　　当初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时候，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上级的领导这方面。而到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则转移到了党的群众工作路线上来。虽然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这种思想，但是朱德却也非常不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为了发展壮大红军和进行根据地的建设，主力红军也要去直接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做法。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掌握红四军一切权利的做法更是非常不满，指责毛泽东是搞封建家长制，书记专政。然而此时尽管朱德和毛泽东争论也十分激烈，但终究还只是反映在思想认识这方面，可是当刘安恭到来之后，朱德和毛泽东之间的争论，则发展到了组织建设的这个层面之上了。

　　一九二九年四月，留苏归国的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携带着中共“六大”的文件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二月来信”)来到了正在闽西作战的红四军中。刘安恭不仅与朱德和陈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德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刘安恭又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道，远赴苏联学习。

　　刘安恭的到来，尤其是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内容在红四军中传开之后，从而使原本只是在朱德和毛泽东两人之间的不同思想认识上的争论，不仅扩散到了红四军全军，而且还更是发展到了对组织机构设置上的争论。

　　红四军的党的直接上级领导部门，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然而前委的职责不仅负责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而且也同时负责领导地方的工作，因而红四军中原来在前委之下还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党组织，名为红四军军委。但是在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过程中，有些人认为只有不到四千人的红四军却拥有两层党的领导机构，于是建议取消军委。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四军前委在赣南大余的项山召开会议，讨论军委的取消和保留问题。在会议表决时，出席会议的四十一名代表以三十六票对五票的比例，决定取消红四军军委。

　　就在朱德与毛泽东的争论日趋激烈的时候，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和朱德达成了观点上的一致。为此，朱德提议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军委书记并接替陈毅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由于刘安恭的中央特派员的特殊身份和朱德的亲自提议，于是红四军的军委得以了恢复并由刘安恭担任了书记。然而朱德和刘安恭的目的却不仅仅限于恢复军委和担任其书记一职，而是为了取得对红四军的全部指挥权。因而刘安恭在担任了军委书记一职之后，马上就以下级党组织领导的身份，作出了“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这样规范了上级党组织职权的决定。

　　以刘安恭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作出的这个决定，不仅使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陷于不生不死状态”，而且更是导致了争论的扩大化与激烈化。在这场争论中，红四军绝对主力的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不仅旗帜鲜明地坚决支持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以写信给毛泽东的方式并用“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结成一无形的结合派，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等这样的内容以及“政客手段”、“卑污行为”和“阴谋”等这样的语言，对朱德的党性和人品进行质疑和攻击的方式，来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然而尽管有林彪等人的坚定支持，但是由于头上罩着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学习过的光环刘安恭等更能吸引更多的人，所以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还真的是由于得不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而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状态。为了不致使红四军中出现两个领导核心，于是在六月八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辞去他所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毛泽东辞去前委书记的提议，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因此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推举了陈毅为代理前委书记，而且还更是决定召开红四军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由陈毅负责筹备大会的召开。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德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之后，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促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此时的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统计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八月失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在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泽东。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泽东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了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朱德就向陈毅出示了毛泽东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泽东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他看的朱德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泽东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泽东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的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泽东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泽东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是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之后，立即和陈毅共同着手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番周密的筹备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被统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然而尽管这些原则都是毛泽东制定的，可是这些原则却都是通过“古田会议”来贯彻的。所以，如果不是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并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那么很可能将不会有“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因此陈毅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的做法，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对党的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古田会议”之后，朱德尽管没有再主动与毛泽东发生分离，但对毛泽东也并没有真正地心悦诚服，而是貌合神离，因此朱德也就成了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租借里的受苏联人操控的党中央用来牵制毛泽东并控制红四军的一个最重要力量。特别是“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在毛泽东的统帅下，迅速发展壮大。到一九三○年的八月，全军不仅就发展到了两万多人，而且通过战斗胜利所获得的缴获，更使全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极大的改善，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多支红军队伍中，力量最大的一支。

　　在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于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和毛泽东及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集市，不是城市)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的时候，由于朱德不仅要比彭德怀年长许多，革命经历长得多，入党早的多，而且朱毛红军的实力也要比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大得多。由于毛泽东不适合担任军事首长而能担任政治职务，于是红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首长，只能由朱德来担任。而为了牵制毛泽东，所以后来的党中央不仅接受了这一事实，而且还更是任命了朱德为中革军委的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此后，在生死与共的并肩战斗中，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始终冲杀在战斗的第一线。而朱德虽然位列中枢，但发挥的作用却不是很大。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的所有重大决策，先是由毛泽东掌舵。在毛泽东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排挤出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决策机构之后，周恩来和李德又分别掌握了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特别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到了六月，为了部署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又把朱德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层之外。于是身为中革军委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也就沦为了“最高三人团”可怜的高级传令兵。“最高三人团”做出的任何决策，只要属上朱德的名字就可以发布了。

　　周恩来、朱德和毛主席逝世之后不久，为了改变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因而有些人便开始了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对毛泽东进行否定。当初，这些人抬高周恩来，还只不过就是想否定建国后的毛泽东。而近年来，这些人为了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为了彻底否定中国革命，为了否定新中国、甚至是为了彻底灭绝中华民族，于是便又抬出了朱德，妄图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生。于是，象《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朱德发明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和《假若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土匪》这样的文章，开始纷纷出现在了主流媒体或是互联网上。

　　说“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或“朱德发明十六诀游击战术”，如果仅从表面上看，似乎还真的有点道理。与只是读过师范学校的毛泽东不同，朱德不仅毕竟是从晚晴和民国时期的“三大著名军校”之一的云南讲武堂毕业的，而且其军事生涯，也更是比毛泽东要早得多。只是上述的这些观点或是结论，终究是严重地有违了历史。特别是文章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懂逻辑，而且还更自以为是地以为别人也不懂逻辑。因此上述这些观点或是结论，纯粹就是连一点逻辑都没有的胡说八道。

　　近年来，有人对党史和军史对朱德这个总司令与第一元帅的历史功绩记载的不是很多，特别是对大量的影视作品里把朱德塑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草包司令的形象大为不满，于是便写了象《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等这样的文章，大力宣扬什么朱德是红军之父等。然而如果真想知道朱德这个总司令到底草包不草包，那就应该去问问张国焘。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党中央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实现了会师。两军会师后，当张国焘发觉了他所统帅的红四方面军比党中央所统帅的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大得多之后，个人的野心迅速膨胀，开始伸手向党要权。为了既能团结张国焘而又能防止他对全党的控制，党中央决定要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由张国焘来接任。于是，朱德和张国焘就一个担任中革军委的主席和红军的总司令，而另一个则担任了红军的总政委，从而成为了工作上的搭档。

　　在出任了红军的总政委之后，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还是未能得到满足。于是张国焘又开始在反对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战略问题上做文章。而此时，党中央里敢于并能够与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也就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了。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尽管对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党的原则并相忍为党的毛泽东敢于指手画脚、横加指责，但是面对张国焘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和行为，却一筹莫展。特别是在“沙窝会议”上，当张国焘以追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责任为由而逼迫周恩来和博古分别退出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博古只是对张国焘进行了一下反驳便遭到张国焘拍桌大骂喊“你这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的痛斥时，一下子更是个个都噤若寒蝉了。而后，见实在无法团结张国焘，并且张国焘武力吞并红一方面的野心更是暴露了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彭德怀毅然率领红一、三两个军团迅速北上并高举起了北上抗日的大旗。而朱德这个红军的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却和原属红一方面军五、九两个军团一道，被张国焘裹挟着南下了。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而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朱德也不过就是说了句不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话。然而既有共产党员党性，又有革命军人勇武的贺龙在率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得知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后，虽然明知自己的红二方面军的力量要比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小得多，但却竟敢如此严厉地警告张国焘：“国焘啊，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在与红四方面军草地分兵之后，党中央决定把只剩下了八千余人的红一、三军团，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陕甘支队攻克了腊子口这道天险。在进入了甘南地区之后，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彭德怀又指挥陕甘支队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三个团，俘敌七百多，缴获了战马近千匹和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粮食、被装等军用物资。在后方坐镇的毛泽东闻讯大喜，当即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后来，彭德怀更是一路斩关夺隘，东征西讨、华北抗战、保卫延安、横扫西北，直至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痛歼以美军为首的十六国联军，从而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光辉定点。

　　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的那次“庐山会议”，不仅是彭德怀个人的“滑铁卢”，而且也更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遗憾。特别是“庐山会议”，更是毛泽东逝世后的“滑铁卢”。彭德怀被平反之后，那些肆意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人编造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彭德怀“功高震主”而受到了毛泽东的猜忌。更有人编造说毛泽东之所以要打倒彭德怀，是因为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没有保护好被毛泽东送去镀金并准备将来接班的长子毛岸英而导致了其牺牲。杜撰出上述说法的人，纯属是在对毛泽东进行肆意的污蔑;而相信上述所说的人，也更是些不懂历史的人在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如果说毛泽东让毛岸英去参加抗美援朝是为了“镀金”，那么不仅在苏联学习过，而且还更是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的毛岸英，早就已经完成这样的“镀金”。苏联卫国战争的含金量，不是应该比抗美援朝战争的含金量，更高一些吗。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不久，就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国产国际的领导、帮助和干部培训等。而当时全世界由于只有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共产国际驻地也就只能设在苏联。因此当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和培训干部等，实际上就是苏联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帮助和培训干部。于是，不管是任弼时和罗亦农，还是聂荣臻与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马上就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特别是那个以王明为首的，主要成员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杨尚昆、张琴秋等人的号称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小集团，其中哪个人不是从苏联镀金一回国，在没有任何革命经历、经验的情况下，立刻就蹿升至党内、军内的高位。杨尚昆不仅回国后几天的时间就担任了红三军团的政委，而且还更是以此经历而成为了共和国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王稼祥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政委，而博古和张闻天，更是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常委、总书记。就连“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小集团中的那位女性张琴秋，也都出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其职务远远地高过了在战场上舍生忘死，浴血拼杀多年的李先念、许世友、王建安和陈锡联等许许多多的人。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召开的“庐山会议”，其实是两个会议。从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召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毛泽东对左倾错误的一系列纠正，进行总结。这次会议，是分大会和六大区小组会分别进行的。七月十日，毛泽东在六大区组长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说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于七月十五日结束。因此当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就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左倾错误的认识，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之后。毛泽东才会说“‘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有机会了。”紧随其后于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庐山继续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是为了解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的问题而召开的。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起因就是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按说一个政治局的委员给党中央的主席写信反映情况，实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么毛泽东从这封信中看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把彭德怀写给他的这封信，称之为是“下战书”?

　　如果只是看这封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的本身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然而如果把彭德怀些这封信时的历史背景与彭德怀所写的这封信的内容结合起来，相信只要不是象李锐等那样恶意解读历史的人或是故意贬低、矮化、丑化、或是妖魔化毛泽东的人，都不难从中看出彭德怀的险恶用心。

　　当下有人根据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与毛泽东所召开的“郑州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因此认为彭德怀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确，彭德怀确实没有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彭德怀还不敢，特别是他也反不了。但是不敢反对、特别是反不了毛泽东，却并不代表彭德怀就不敢、也反不了其他人。彭德怀要反的，其实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毛泽东所确定的接班人。

　　彭德怀为什么要反刘少奇和邓小平?就是为了争当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彭德怀之所以要抓住“庐山会议”召开的这次机会，是因为彭德怀和毛泽东一样，也看出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犯的严重左倾错误。

　　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而只抓国防和过问外交工作，党内与国内的日常工作，全部交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等在一线工作的人。一九五八年二月，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最早提出了“跃进”一词。随后，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各部门相继制定了各项经济工作的高指标，对此，毛泽东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的。

　　到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农村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全国农村普遍以村为单位成立了高级社。由于合作化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而且还更是促进了土地的平整和水利设施的修建。因此，合作化之后，粮食、蔬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普遍得到了提高。“大跃进”运动开展以后，为了扩大水利设施修建的规模，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土山、杨店、鲍庄、槐树四个乡所属的二十七个高级合作社，于一九五八年的四月二十日，合并成了全国的第一个大社。其名称先是叫集体农庄，三个月后，改称人民公社。随后，成立乡一级的人民公社的做法，在全国农村迅速普及。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毛泽东在视察完天津河北省的安国和徐水县后，又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市的七里营人民公社，对人民公社的这一叫法和做法，毛泽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八月十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人民公社。随后，毛泽东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到研究炮击金门的问题上去了。

　　对于在农村实行合作化，刘少奇原本是非常反对的。九五一年，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把解放区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的这份报告，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等领导的批评，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认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的。用互助组与合作社的办法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是一种左的表现。要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然后才能实现合作化、集体化。然而毛泽东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和薄一波的观点，指出他们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成农业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

　　据薄一波在他晚年所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部回忆录中介绍，毛泽东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曾经存在过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工场手工业历史阶段并推动了工业革命为例，来教育并说服了他们。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这样回忆到：“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我们。毛泽东就是用‘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后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个观点，说服了我们”。接着，薄一波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回忆到：“毛泽东又说：‘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前提下，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抗御自然灾害方面，都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对毛泽东肯定的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方式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步伐的这种做法，一心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刘少奇等人，更是非常不赞同的，甚至是从心里坚决反对的。但是鉴于毛泽东那一贯的高瞻远瞩和由于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后胜利而形成的巨大声望，刘少奇和追随他的那些人还不敢公开与毛泽东进行对抗。但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在我国搞早了，那就必须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糟了。而为了能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糟，于是刘少奇等人对毛泽东充分肯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玩弄起了“火上浇油”的战术，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烧毁，从而迫使毛泽东放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设想而屈从于他们的主张。因此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刘少奇等人借用在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使劲地往广大干部群众被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所点燃的热情之火上浇油，使之形成不可控制之势，从而使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将被他自己点燃而刘少奇又拼命浇油所形成的越烧越旺的人民群众的热情之火烧毁。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刘少奇等人所采取的火上浇油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肯定的“高指标”的基础上，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刚刚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时间在钢铁生产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马上就在十二月二日提出要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毛泽东刚刚提出了他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家干部会议，通过进行仔细深入地研究讨论而制定的在全国农业生产的三类地区粮食亩产在十二年之内要实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产量的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后，刘少奇第二年在视察江苏省常熟县得知这里的粮食亩产已达一万斤之后，就来个一脸认真地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些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毛泽东刚刚提出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刘少奇马上就大力号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的真实想法，不过就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陷入左倾盲目之中，那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必然会陷入失败。如此一来，那就不仅能在全国人民、甚至是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面前分出谁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而且也能迫使毛泽东屈从与他的主张，甚至更可能是避位“让贤”。

　　刘少奇所采取的这种“火上浇油”的这种战术，的确是高明，也实在是令毛泽东有苦难言。给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火上浇油，在表面上看，的的确确是顺应了毛泽东的“大跃进”设想。然而在实际上，这种做法却只能是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只不过这一“战术”也太过阴毒，党内路线上的分歧，即使是无法说服对方，也不应该拿全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拿人民的生命去做筹码。

　　刘少奇等人的“火上浇油”战术不仅运用得实在是“高明”，而且具体实施“火上浇油”战术的手段，那可更是令人叫绝。这个手段，就是顺着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所走过的线路去视察，从而制造一种使人感到刘少奇等人是在自然而然地追随毛泽东的假象。此举不仅能够充分地掩饰自己的“浇油”行为，而且还更便于日后嫁祸毛泽东。果不其然，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成功地利用毛泽东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和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的威望而主动承担了大跃进遭受挫折的责任之机，做出了大跃进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这个结论并成功地嫁祸于了毛泽东，从而迫使毛泽东彻底退出了经济工作的领导领域。在迫使了毛泽东退出经济工作领导领域之后，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主持经济整顿工作之中，先是召开了一次妖雾重重的“西楼会议，”然后大肆地推出了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和土地租佃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和雇工自由这“四大自由”。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刘少奇便开始了他的“火上浇油”。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视察了石景山钢发电厂，在同发电厂的工人谈话时，刘少奇这样说到：“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当时的报纸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三万至五万斤的玉米，三万至五万斤的谷子，三十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经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等县。八月七日，来到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进行视察。八月十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人民公社。据当年跟随报道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消息的《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回忆说：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棉田时，毛泽东问当地的生产负责人对棉花的估产情况，当听到该负责人回答说还正在生长的棉花产量将达到一千斤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你收到手才算数。”

　　粮食生产的浮夸风，与鼓吹过度密植是紧密相连的。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在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县后还不到四十天，刘少奇也来到了这里进行视察。据当年的报纸记载：“在视察丰产地时，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宝贵指示。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除草、间苗的话，可以做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见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为《刘少奇同志在徐水》，作者为康濯)

　　合理密植，的确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有效办法。然而但凡懂得一点农业生产知识的人都知道，庄稼如果生长过密，也会降低粮食的产量。因此田间管理，才会出现间苗的这一程序。我国有句形容人们能够间接接受到一些知识的俗话，叫作“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走”。刘少奇尽管出生在富家，后来又成为了国家主席，可能没有亲自种过地，但终不至于天真如此吧。没种过粮食，还没吃过人饭吗?寸把宽的小锄和镊子，那不是农夫在种地，只能是妇女在绣花。把密植鼓吹到这种程度，不是火上浇油，又能算是什么。而更有邓小平、杨尚昆、刘澜涛和林铁等那么几个人，也为了“火上浇油”，甚至还跑到毛泽东视察过的天津，嬉皮笑脸地站在正在生长的水稻上照相并还刊登在了报纸上。只要是吃人饭长大而不是吃狗屎长大的中国人就都知道，所有的庄稼都是怕人踩驴踏的。而有的人就是为了“火上浇油”，所以才要站在正在成长的水稻上照相并刊登在报纸上。据说，当年毛泽东看到这幅照片时，边摇头边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接着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就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拼命鼓吹下，浮夸风在全国的许多地方一下子就刮了起来，从而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及大地破坏，并终于酿成了在和平年代大量饿死人的惨剧，而其中尤以河南省为烈。

　　在发现了刘少奇等人这种极左的做法之后，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召集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或是在亲自召集，或是在出席的“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上，做了大量的纠左努力。为了彻底遏制存在于各级干部中被刘少奇等人调动起来的左倾错误做法，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三月五日讲话中，毛泽东竟然如此严厉地讲到：“从去年九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不止如此，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专门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毛泽东发现会议的精神，并没有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层层向下面传达。为了避免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期，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极左表现而导致的那种“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再次出现，毛泽东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发给了全国所有的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这样共六级的干部。在那时，尽管毛泽东能够随时做出正确的指示，但是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同志从中作梗，却很难传达贯彻下去。因而这才逼迫得党中央的主席，不得不把指示，直接发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长的这一级干部。然而毛这段的这份指示，却不仅仍然还没有能够作为党中央的文件进行下发，而且就连《人民日报》等主要的媒体也不给刊登。而只能是作为毛主席个人的公开信，刊登在了发行范围极窄且发行量又极小的《党内通信》这份刊物上。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到“庐山会议”召开之前，全国范围的左倾错误做法基本被遏制住，刘少奇等人的工作方法，也有所改正。于是毛泽东决定在庐山再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九个多月来对左倾错误的纠正，进行一次总结。所以，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是继续纠左，而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就是如王光美所说的那样：“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分裂党吗”。

　　的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给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就是为了逼毛泽东表态。在毛泽东为了纠左而召开的如第一次“郑州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期间，毛泽东纠左的做法，显然是没有得到一个人响应的，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因此毛泽东这才会说出“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这样的话。

　　对毛泽东九个多月的时间为了纠左而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情况，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应该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国内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左倾错误，与分管军事工作的彭德怀，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因此，如果此时彭德怀站出来帮助毛泽东纠左，不仅对自己也没有丝毫的不良影响，而且还更将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然而看到毛泽东为了纠左而一个人在苦苦地孤军奋战，彭德怀不仅不上前助阵，反而还站在一旁卖呆并冷眼瞅毛泽东的笑话。这个笑话，就是毛泽东把刘少奇这个与他相比水平并不高，能力并不强，功劳并不大的人，确定为了是接班人。而今的这个接班人，却给他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于是，彭德怀要看毛泽东如何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组织处理了。

　　对于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所犯下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毛泽东当时认为那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并不是阶级立场问题。而对于犯了思想认识错误问题的人，毛泽东也一贯认为是能够教育改造好的。所以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不仅不同意打倒刘少奇，而且还准备召开“九大”的时候，还让刘少奇当中央委员。至于刘少奇后来的被彻底打倒并被开出了党籍，那时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现了刘少奇在历史上做地下工作时，曾经被捕叛变过的问题。而对于邓小平，毛泽东还更只是认为他不够成熟，暂时停止他的工作，只是为了让他在群众运动中得到锻炼。因此文革期间毛泽东才会曾经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还是要让邓小平出来。”

　　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把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以及中央各部委、各部门的负责人召集到庐山来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本是为了让大家的情绪冷静下来，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思想，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全党的思想。因此毛泽东把这次“庐山会议”，称之为是“神仙会”。然而当彭德怀得知“庐山会议”要在十五日结束，而毛泽东却不仅没有对刘少奇进行组织处理，而且就连一点对刘少奇进行组织处理的意思都没有流露出来。于是彭德怀沉不住气了，便于七月十四日的晚上，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

　　看了彭德怀所写的这封信之后，不能不让毛泽东想起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上，对彭德怀的公开斥责。

　　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始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而到了一九五九年的三月五日，为了进一步纠正刘少奇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左倾错误思想和左倾错误并讨论第二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又在上海召集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不但任下一届的国家主席。而彭德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却也突然提出了不但任下一届政府的国防部长请求。熟知彭德怀秉性的毛泽东知道彭德怀这是用不但任国防部长这样以退为进的方式，来要挟他。于是便当面呵斥彭德怀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

　　从七月二日开始开会到彭德怀写信的七月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召开了十三天。在这十三天之中，参加会议的这些高级领导人，是心情愉快。在分组的讨论会上，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是畅所欲言的。然而在会议临近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彭德怀却突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所写的内容，不仅绝大部分都是彭德怀在分组会上已经讲过的，而且还更是拾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贺“上海会议”上讲话的牙慧。那么彭德怀为甚为什么揪住“大跃进”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这个问题不放，彭德怀给毛泽东写这封信到底想干什么?彭德怀真的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吗?真的是为民请命?显然不是。如果真的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真的是为民请命，那彭德怀早就应该或是给毛泽东写信，或是站出来公开帮助毛泽东纠左。然而当毛泽东通过九个多月的孤军奋战而已经纠正了左倾错误之后，彭德怀却给毛泽东写了这样内容的一封信，显然是另有他图。这个他图，只能是逼迫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组织处理。如果不对刘少奇进行组织处理，那么“前有车，后有辙”，只要有刘少奇的这个例子在前，因此以后无论彭德怀做出如何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毛泽东也无法对其进行组织处理。

　　彭德怀的如此打算以及得到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和李锐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呼应，就象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彭德怀和我共事三十多年，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北戴河会议’不讲，‘郑州会议’不讲，‘上海会议’不讲，‘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没有机会有了，就下战书了。彭德怀他们是要瓦解党，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那样，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不只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挑战，而且还更是企图分裂党。如果只是挑战毛泽东个人，毛泽东还可以不回应。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如果毛泽东不回应，那就不是毛泽东个人不敢回应，而是党不敢回应。而如果党不敢回应，那么这个问题不仅可就成为了彭德怀手中的有把烧饼，而且今后彭德怀可能就要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了。党员个人可以相忍为党，但党却绝对不可能相忍为了党员个人。于是毛泽东决定会议延期并把彭德怀的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名头，印发给所有的与会人员，让大家公开讨论，以辩是非。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怕没有机会了，就下战书了”。“战书”，当然是指彭德怀写给他的那封信;而机会，就是打倒刘少奇的机会。

　　如果说是在“武昌会议”、哪怕是在“上海会议”召开的时候，彭德怀给毛泽东写这样的信，那毫无疑义地就是为了帮助毛泽东纠左。然而在毛泽东费了九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基本纠正了左倾错误而只是想再召集一次会议，以便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为什么会出现左倾错误进行经验总结并接受教训的时候，彭德怀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则显然不是为了帮助毛泽东来纠左，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去揪人。这一点，既然连初出茅庐且又未经战阵的王光美都能看出来，那更何况高瞻远瞩且还久经风雨的毛泽东呢。

　　“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为什么会出现左倾错误以及自己对九个多月的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总结会。然而在九个多月之中，毛泽东只批评了左倾错误现象，而却没有表示出要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组织处理的意思。“庐山会议”，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现的左倾错误而进行的最后一次纠正。如果在“庐山会议”上再不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组织处理，那么以后也绝不可能再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左倾错误为理由，对刘少奇等人进行组织处理。而象这样的错误，毛泽东也决不会让刘少奇等人再犯。因而如果此时不打倒刘少奇，那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彭德怀这才要给毛泽东写信并重复毛泽东一系列的纠左讲话。“以己之矛，攻己之盾”。

　　“庐山会议”延期之后，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当初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在小组讨论会上得到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周惠贺李锐等人的支持和呼应。而更多的同志，则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了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只好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对两派是“各打了五十大板”。然而“被打”之后，表面上看没有错误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和李锐等人，却感到了分外委屈，于是便搞起了“地下活动”，因而这才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历史地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信的深层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彭德怀之所以要打倒刘少奇，就是为了争当接班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就象林彪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那天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批评彭德怀时所说的在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那样，只要有毛泽东在，那么谁也当不了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既然争当不了最高领导人，那就去争当接班人。而争当接班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这个理想。而刘少奇在“大跃进”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下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恰好给彭德怀提供争当接班人的机会。当时，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这方面，彭德怀表现得还是非常明显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突出表现，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彭德怀虽然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但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却一共生育了八个子女，于是彭德怀也就有了八个侄子和侄女。彭德怀的大弟弟名叫彭金华，二弟弟名叫彭荣华。彭金华育有一儿一女。女名彭梅魁，儿叫彭康白;彭荣华子女较多，共有三儿三女。排序是长女彭秀兰，长子彭起超，次女彭爱兰，次子彭康志，三子彭康仁后改名为彭正祥，三女彭玉兰后改名为彭钢。

　　一九四九年湖南刚刚解放不久，彭德怀便委托自己的老战友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人将除了已经嫁人的侄女彭秀兰之外的其余六个尚在湖南老家的侄子、侄女，都接到了武汉读书。其中最小的那个侄女，就是后来官至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的彭钢。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彭德怀又更是把这六个侄子、侄女，都接到了北京当做是自己的子女来栽培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到了各个学校去读书。最小的那个侄女彭刚，就读于华北小学。华北小学是一九四九年由中央组织部组建，由华北军区管理的一所小学。就读的都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女。那些胡乱吹捧彭德怀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人说，彭德怀是用自己的薪金支付了侄子、侄女的学费。这完全是不懂中国革命历史的人，以为别人也不懂中国革命历史的胡说八道。直到一九五四年中央机关和军队才废除供给制而改为薪金制。一九五四年之前，是谁给彭德怀发放的薪金?后来在那些胡乱吹捧彭德怀的人也觉得“彭德怀是用自己的薪金支付了侄子、侄女的学费”之说不妥，于是又改称说由于彭德怀的两个弟弟是革命烈士，是国家承担了彭德怀的侄子和侄女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烈士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革命这两个字。以示只有为革命而牺牲者，才堪称为烈士。因此，所有的烈士，必然都有一个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

　　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参加革命的过程，至今仍然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即使是在彭家人的自述和那些对彭德怀的吹捧中，也有多个不同的版本。而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主要的说法，则有两种。

　　第一个主要的说法是：由于平型关大捷而广泛宣传，因此彭德怀曾经的妻子，此时身在武汉并经陶铸的母亲保媒拉纤而嫁给了一个名叫徐任吾的人且又已为人母的刘坤模，在报纸上得知了彭德怀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副总指挥的这一消息，于是便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身在抗日前线的彭德怀不仅受到了这封信，而且还更是给刘坤模回了这样一封信：“坤模妹：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你的信，很兴奋。你要来，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主任。”

　　刘坤模在接到彭德怀的回信之后，先是到湖南湘潭乌石镇彭家，找到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商量。然后便同彭德怀的大弟弟彭金华以及彭德怀的堂侄彭配林一道经西安抵达延安。这一说法，在吹捧彭德怀的那些人中，占有绝对的多数。

　　第二种主要的说法是：彭德怀的大弟弟彭金华在接到了彭德怀寄来的信后，就去找刘坤模商议。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彭德怀侄子、侄女们的叙述。因此这个版本不仅采用的人较少，而且在逻辑上更是不通。彭金华既然能够找得到刘坤模，那肯定就会知道刘坤模已经再嫁并且生女一事，那他在接到彭德怀的信之后，还会再跑到武汉去找刘坤模商议吗?由于这个版本在逻辑上就狗屁不通，所以相信的人极少。

　　二○○七年七月，一个名为赵曦的记者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采访了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这次接受采访中，彭梅魁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谈到了他父亲彭金华参加革命和为革命而牺牲的经过：

　　彭梅魁：一九三七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有的文章中写为彭配林，并称之为革命烈士)，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因为我们听说当时您还是他们的小哨兵?

　　彭梅魁：一九三八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开会，他们一开会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实我就成了给他们站岗放哨的。要是有人来了，我就在外面大声地唱歌。他们在里面就会知道有人来了，就不开会了。

　　记者：当时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一九二九年出生的，那时八九岁。

　　记者：您当时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彭梅魁：开始的时候还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年龄大一些就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的家乡还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生命，您父亲就是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杀害的，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彭梅魁：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个，我父亲叫彭京华(有的文章中写作彭金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我叔叔叫彭荣华，他们都被敌人杀害了。那是一九四○年农历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里。我叔叔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两岁多，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她看到外面有人，还以为是大哥，后来人越来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对方就开枪了。

　　我的叔叔婶婶听到我姐姐喊就都起来了。我叔叔从厨房往外走，刚一迈脚，就倒下了，子弹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几枪，肠子都出来了。他一个脚在外边，一个脚还在屋里。我婶婶的手也受伤了。姐姐喊我父亲：“伯伯，你快来啊，我爸爸死了。”我父亲就和我、还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

　　后来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争了起来，说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走吧，他们硬拉着我父亲走。他们那么多人，我父亲能辩得过谁啊，他们就把我父亲带走了。从我家里走出二十多里地，他们给父亲戴上手铐，后来我父亲就被关到了湘潭。

　　记者：您父亲在当地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群众基础很深厚，听说当时群众也自发组织了多次营救，但因为找不到关押地点而没有行动。直到您父亲被敌人枪杀之后，大家才从乱尸堆里找到他的尸体，运回老家。

　　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从彭梅魁如此清晰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其他版本的对彭金华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来后，组建了彭家围子特别党支部。彭金华任支部书记，彭荣华担任宣传委员的这个彭金华和彭荣华兄弟俩参加革命经过的叙述，完全就是胡编乱造。

　　彭金华所组建的这个彭家围子特别党支部，可也实在是特别。这个特别党支部除了彭金华和彭荣华之外，其他成员还有谁?支部所属党员都有谁?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发展了哪些党员?支部的上一级组织的机构和名称是什么?领导人是谁?完全找不出来。看来，这个特别支部很可能就是个“兄弟伙”，或者是“夫妻店”并直属彭德怀领导。特别是根据彭梅魁的“一九三八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的这些回忆，这个党支部不仅特别，而且简直就是荒唐了。在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国统区还是处在极其秘密的这种状态下，彭金华自己任命自己为党支部书记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就太过随便，太过荒唐了吧。另外，如果彭荣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那么彭梅魁在回忆中不可能不提到。所以在彭德怀的两个弟弟中，按彭梅魁的回忆，至少彭荣华没有参加过革命工作。特别是彭梅魁回忆他父亲在他叔叔被打死之后与凶手的“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和对方的“那你跟我们走吧”这样的对话，也不象是一个共产党员对敌人残暴行径的痛斥，而更象是与上门寻仇者的说理。尤其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见敌人已经将自己的同志、特别还更是自己的胞弟杀死，既不是上去与敌人搏斗，也不是马上逃走以保存革命力量。因此彭金华的行为，极为反常。

　　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参加革命工作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迷雾重重。而彭德怀两个弟弟被评定为革命烈士的过程，那就更加蹊跷了。

　　二○一○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湘潭县网和彭德怀纪念馆网站同日发布了一条内容一致的新闻：

　　“十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纪念馆陈保部从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该证明书的征集为进一步明确彭德怀两个弟弟被评为烈士的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彭金华、彭荣华是彭德怀的两个胞弟，一九四○年被国民党特务团杀害，是革命烈士。但对于彭家两兄弟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时间，彭德怀纪念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佐证的材料。近日在为《永远的丰碑》一书供稿时，为给约稿方提供确切的历史资料，彭德怀纪念馆再一次落实此事，经多方打听核实，最后在彭荣华的儿子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征集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长40、8厘米，宽35、5厘米。底为锦旗国徽、花团锦簇图案。上面书写到：“彭荣华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证书左面中缝记载：“彭荣华，湘潭县乌石乡党支部工作人员，一九二八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年十月在湘潭县乌石彭家围子被杀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湘潭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湘潭县人民政府填发，持证人：子彭康志，抚恤金额币一百五十元。

　　革命烈士证明书稍泛黄，因保管不善已有虫蛀现象，蛀洞少许。彭德怀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做好彭康志思想工作后，对证明书进行了修复整理，现证明书已妥善保管于纪念馆库房。”

　　既然湘潭县人民委员会(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后来都改称为政府)早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就批准了彭荣华为革命烈士，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填发烈士证?难道是想贪污烈士家属的抚恤金?然而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彭德怀可不仅还没有被打倒，而且还更是威风凛凛的彭大元帅，所以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为什么直到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彭荣华为革命烈士，湘潭县政府这才填发了烈士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政部位于首都北京，民政部批准彭荣华为革命烈士的批准文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在当天就传达到千里之外的湘潭县人民政府的?特别是彭德怀纪念馆征集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的过程，更加荒谬无比。革命烈士的评定与批准，既不是民间的私私相授，也不可能是政府的暗箱行为。政府就连颁发个结婚证，都留有存根。那么填发烈士证这么严肃庄重的事，能没有存根吗?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才填发的烈士证，存根就找不到了吗?烈士证和抚恤金，在有家属和子女的情况下，只能授予并发给家属或子女。彭荣华的家属可能不在了，可彭荣华的子女却不仅大多还在，而且还更有官拜部长、衔至少将者，彭德怀纪念馆用得着“再一次落实此事，经多方打听核实”吗?到湘潭县民政局查一下存根，或是找彭荣华尚在人世的孩子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因此，“彭德怀纪念馆陈保部从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条新闻，如果不是中国残联所属的“傻子委员会”，绝对写不出来。特别是在彭梅魁的回忆中，他的叔叔彭荣华并没有参加以她父亲为支部书记的那个党支部的组织活动。而彭金华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都只能从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回来组建了彭家围子特别党支部之日算起，那么烈士证上所填写的彭荣华一九二八年参加工作，又是参加的什么工作?从这个内容充满了矛盾、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烈士证来看，生前身份不明而死因又不明的彭荣华能够获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只能是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彭德怀获得平反昭雪了，那么他的弟弟理应也得到一些荣耀。何况到了一九八三的时候，彭荣华的女儿彭钢还正在步步高升呢。

　　据彭钢等兄弟姐妹的自述，湖南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他们兄弟姐妹五人(还有四人或六人之说。但应该以六人之说为妥，有彭德怀与他的六个侄子、侄女在北京饭店的合影为证)以烈士遗孤的身份，被组织上接到武汉读书。一九五年一月一日，组织上又把他们接到北京送到了伯父彭德怀的身边。

　　武汉属湖北省，彭家在湖南省，难道湖南省在解放之后没有没有党的组织吗?湖南省的“革命烈士”子女，为什么偏要湖北省武汉市的市长吴德峰来照顾呢?所以，是组织照顾还是照顾个人，这不是一清二楚吗?特别是彭德怀的两个弟弟，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可是早在三十四年之前，他们的八个孩子不仅就已经以革命烈士子女的身份而招摇过市了，而且还更是享受起国家的供给了。这是不是就是因为彭钢等人是“革命烈士”的子女，所以他们的爸爸这才成为了“革命烈士”?这是不是等于说是由于彭钢等人姓彭，因此他们的爸爸才姓彭?

　　彭钢等兄弟姐妹，与彭德怀不过就是伯父与侄子、子女之间这样的亲属关系。然而不仅彭钢等人，均无不以“红二代”自居。而且还更有一些捧臭脚的无耻人，还无不把他们都尊为是“红二代”。如果凭这种亲属关系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以“红二代”自居或被尊为“红二代”，那么全国的河山，也早就应该一片“红”了。

　　彭德怀的弟弟到延安找彭德怀是为了投奔革命吗?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要投奔革命，早就可能投奔了。彭德怀也同样是彭金华和彭荣华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离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所创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不是很远，而离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更是近在咫尺。所以为何要等到彭德怀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官军的副总指挥之后，彭金华这才要千里迢迢地远赴延安去投奔哥哥呢?彭德怀的弟弟到延安去找彭德怀，是为了要求抗日吗?这更不可能。在“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宁可历尽千难万险也仍然要北上抗日的时候，已经到了延安的彭金华，却掉头南下回家了。当然，如果彭金华只是彭德怀的弟弟，那么掉头南下回家那也并无不可。可是在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彭金华和他的弟弟彭荣华，却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了。于是，那也就只能以革命烈士的高标准， 来严格要求一下他们了。

　　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的被打倒，是因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思想认识，始终停留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上。尽管刘少奇当初就讲过“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有理”之类的话，但这些毕竟还属于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则纯属是不折不扣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不仅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而且还更是要将打下来的天下，传之给自己的子女。在没有亲身子女的情况下，彭德怀就来了个侄子顶儿子。因此彭德怀这才要把所有未婚的侄子和侄女，都接到北京自己的身边以悉心栽培。而这样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刘少奇之间，是彭德怀为了争夺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而挑起的不折不扣的权力斗争。而毛泽东不管是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还是后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的都是为了争夺阶级领导权的党内路线斗争而并非是什么个人的权力斗争。

　　互联网上还广为流传过一篇赞美彭德怀任何高风亮节、严于律己，主动为自己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降低军衔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于编写的逼真动人、栩栩如生，因此不仅屡屡被吹捧彭德怀的文章所引用，而且还更是打动了许多中国人。而被彭德怀降低了军衔的这个侄子，就是彭起超。那么彭起超又是如何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呢?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七月十一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陈赓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随后根据陈赓的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该学院第一、二批的学员在部队中招收。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中央军委根据陈赓的建议，为了给军事工程学院的招生和选拔助教做准备，特别向全军下达了《关于调查登记大学、专科学校学生及各种技术人才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十月底之前完成调查登记工作，并速报中央军委。

　　军工学院第一批招生工作在接近尾声时，陈赓在党委会上郑重提出了彭启超的问题，他说：“有一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彭总有个侄子在部队工作，叫彭起超，文化程度嘛，顶多是个初中生，按说不够考军工的条件。但我想彭总一生没有孩子，这个侄子就顶个儿子喽，我了解起超，是个好青年，虽然文化程度差一点，可以补课嘛，所以我想作为招生的特殊问题，提请常委同志们讨论。”

　　在常委们看来，身居一院之长的陈赓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收下彭启超，可院长从来不搞“一言堂”呀，重要的问题总是提交党委集体讨论，于是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一致同意陈赓这个“破例”意见。于是，“顶个儿子”的彭起超，就这样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工程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一批学员中的一员。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授衔的时候，彭超被授予了中尉的军衔。据有关资料介绍：“这天，彭德怀下班回家，看到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彭起超坐在客厅里。彭德怀走过去问：‘你怎么回来了，学校并没有放假嘛!’彭起超气鼓鼓地站起来：‘伯伯，我对你有意见!’彭德怀一怔：‘你有什么意见，提吧。’彭起超话中带气：‘我们学院这次评衔，我被生生地压低了一级。我知道，这是伯伯你的意见。你当国防部长，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彭德怀笑了：‘别那么大气，你坐下说，什么叫政策。’彭起超认真地说：‘我是十五岁在延安参的军，属于抗日干部，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受过伤，上学之前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完全可以评上尉••••，••••，可学院就给评个中尉。那些跟我一块参军的战友，人家在别的单位评的都是上尉。你说，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比别人矮一头吗?’

　　彭德怀望着满腹怨气的侄儿：‘你说的不错，你们陈院长在和我谈到你们‘哈军工’评衔时，他确实提到了你，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调干学院统一授中尉军衔，确实有点吃亏。他问我怎么办，是我提出要压低你的军衔的。’彭起超腾地一下站起来：‘伯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你的亲侄子!’彭德怀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严肃的神情：‘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我才必须这样做。因为了解你的人，比如陈赓院长，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可是不了解你的人，一定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戴上这个牌牌的。全军近百万干部都要授军衔，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没有政策问题，只是个全局问题。’”

　　一个多么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的彭老总，跃然纸上。彭起超评上上尉军衔，当然凭自己的本事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彭起超能够入读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工程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凭自己的本事能做到的?还是凭是彭德怀的“顶个儿子”的亲侄子这层关系才做到的?好个如此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的大元帅，好个如此不搞“一言堂”的大将军。

　　“一人得道鸡犬也要升天，我伯伯不是这种的人，他也看不惯这种作风。”

　　“他心里除了装着他的理想以外，就是他的人民，他好像不考虑其他似的。”

　　“他常常教育孩子们，不能随便接受人家的东西。”

　　以上是在一篇题为《彭德怀元帅的亲人们谈“彭门家风”》的文章中，彭德怀元帅的亲人们对彭德怀元帅的评价。

　　在事实面前，任何的自吹自擂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今中国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越描越黑”。因此不管如何赞美，生活中的彭德怀元帅，还是很懂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个道理的。压低一级军衔与能够入读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工程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孰轻孰重?彭起超能够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不算一步登天?

　　在彭起超于何时、何地参军入伍的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出现过诸多的版本。按上面彭起超自己的说法是“我是十五岁在延安参的军，属于抗日干部”。对此，曾与彭德怀并肩战斗并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改革开放后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老干部王首道，曾经予以了“证实”。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一日，在否定、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已成气候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曾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的王首道所写的一篇题为《衷心的敬佩，深切的怀念-----参观彭德怀同志故居感怀兼忆彭总生平》的文章。在这篇“感怀兼忆彭总生平”的文章中，为了表明彭德怀的清正廉洁，王首道还专门提到了彭起超：

　　“到一九四四年，党中央决定王震同志和我带领南下支队，到南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彭总将他的侄子彭起超交托给我，要我们带他一起南下。彭总当着我们的面，一再叮嘱他的侄子，要刻苦学习，要艰苦朴素。南下中生活很艰苦，但他一再要求我对他的侄子严格要求，生活上不要照顾，更不许吃小灶。彭总为了发扬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这么严格要求他的侄子等。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们敬佩。”

　　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的时间，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因此从王首道的回忆文章中应该看出，彭起超应该最迟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前参军入伍的。

　　彭起超的自述和王首道的回忆，大致相同，那就是彭起超是在延安参军入伍的，属于抗日干部。然而在《彭德怀传》的第六章《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章的第三节《失利赣州》这一节里，关于彭起超参军入伍的过程和时间，却是这样记述的：

　　“十五年后，彭德怀的侄儿彭起超参军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见面，彭德怀就告诫侄儿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亲手毙了你!’‘如果我反对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

　　《彭德怀传》是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批准立项，成立了学者、专家及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历时十余年，遍访了彭德怀同志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知情人，汇集了浩繁的文献、档案、回忆录和访问录等资料，本着“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的精神，撰写出彭德怀“临阵对敌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一本关于彭德怀个人生活和革命经历的传记。书稿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审定，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彭德怀传》共分为三十八章，每章均有各自的标题，此书被评为了是“纪念建军八十周年重点图书”之一。

　　尽管彭起超和王首道都说彭起超是在延安参军的，但是彭起超和王首道却都没有说只有十五岁的彭起超，是如何到达延安的。

　　二○○七年七月记者赵曦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对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进行采访时，彭梅魁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却谈到了彭起超去延安的经过。以下，就是采访过程中记者与彭梅魁的对话：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一九四五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从《彭德怀传》里的记载和彭梅魁的回忆里可以得知，彭起超从家乡是跟着八路军南下支队返回延安时才于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达到延安的。而且从彭梅魁回忆中的“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这句话中也应该听出，彭起超到延安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军入伍，而是要读书。因此彭起超到延安之后，也并没有立即参军入伍，而是被他的伯伯彭德怀送到了延安中学读书。

　　《彭德怀传》是由学者、专家及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历时十余年，遍访了彭德怀同志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知情人，汇集了浩繁的文献、档案、回忆录和访问录等资料而编写的一本关于彭德怀个人生活和革命经历的传记。因此其权威性，要远远地高于王首道个人的感怀回忆文章;而彭梅魁由于不仅是同彭起超生活在一起的堂妹，而且还更由于不涉及个人的利益，所以彭梅魁对彭起超如何去延安回忆的可靠性，要远远地超过彭起超的自述。特别是通过后来彭起超既要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要争军衔的这种两头通吃的这种做法上，其个人品质可见一斑，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是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事。按十五年的时间推算，彭起超到延安，也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伯伯彭德怀，最早也应该是在一九四六年。因此，彭起超算不上是抗日干部。所以彭起超自己的抗日干部之说，纯属就是恬不知耻的招摇撞骗。

　　彭德怀元帅的侄子、侄女不仅太多，而且彭德怀元帅的侄子、侄女吹捧彭德怀元帅并表白自己的文章也更是太多。因此不仅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吹捧彭德怀元帅并表白自己的文章经常会发生矛盾，从而捅破了对彭德怀元帅的精美包装。而且就连他们每个人自己的文章和公开访谈，往往也会由于前言不搭后语，所以一不小心也就成了露出马脚的胡说八道。

　　彭德怀当年把自己的侄子、侄女都接到了北京读书并且更是享受国家供给的这种做法，不用说在毛泽东的时代，就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照样是典型的以权谋私。而彭德怀之所以会这样做，就是由于受他所坚决崇尚的那种“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极端自私自利思想所驱使。所以象彭德怀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你会相信他在“庐山会议”上能真心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着想，能真心地为民请命吗?也正是由于彭德怀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太过强烈和表现得太过暴露，因而这才由他自己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其极其不幸的个人悲剧。

　　一九四四年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南下的时候，彭起超还在湖南湘潭的家乡，撒尿和泥玩呢。然而身为老革命的王首道，却居然也能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如此生动的故事来。这是什么样的个人品质?怎能如此地睁着眼睛胡说八道?看来王首道不应该名为王首道，而是应当改名为王八道了。因此对象王首道这样的老干部、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他们放到群众运动的大火中“烧一烧”，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只是彭梅魁也太对不起王首道了。对曾经如此编造事实、厚颜无耻地吹捧彭德怀的王首道，彭梅魁在回答如此重要的采访中，却只是提及了王震，而对王首道，竟然连一个字的感激话都没有说。

　　改革开放之后，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猖獗。而虚无历史的最有效手段，就是虚有历史。只要用虚有的手段把真实的历史搞乱了，真实的历史也就完蛋了。所以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猖獗，首先就是由象王八道(王首道)这样一大批老干部的信口雌黄，拉开的序幕。

　　举世公认的彻底否定了文革，彻底改变了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命运、甚至将有可能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造成了几千万工人失业下岗，造成了几千万农民的失地，造成了几百万的妇女被迫卖淫，造成了大量的儿童失学，掀起了一股股的否定、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逆流的改革开放，是以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然而扭转了这次全会的原定方向，改变了这次会议的原定内容并为这次会议重新拟定了基调的，却是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要求为陶铸、彭德怀和薄一波等人平反的呼吁。

　　一九七八年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等，共二百一十二人并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六个小组，分别讨论。这次会议，由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原定的议题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 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抛开会议的原定议题却提出了一个与原定议题没有丝毫联系的六条意见：肯定四五运动的正义性质;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为薄一波等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的叛徒案平反;要揭批康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应该结束。

　　陈云的发言，先是得到了胡耀邦、万里、聂荣臻等人的呼应。接着，谭震林等又提出为要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案平反。随后，这些人又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和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等问题，提出了批评。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被迫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决定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如四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材料;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华国锋退缩之后，陈云等人乘胜追击。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三天之后，马上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于是，改革开放开始了。

　　在华国锋被迫宣布为彭德怀等人平反之后，陈云等人紧锣密鼓地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为彭德怀和陶铸同时举行了追悼会。于是，“平反”的大潮伴随着对造反派的清算与镇压，便全面开始了。此后，张闻天被“平反”了，刘少奇被“平反”了，五十多万右派被“平反”了，几百万的地、富、反、坏，也被摘掉了帽子。红彤彤的中国，也就逐渐褪色了。

　　中国人民重吃了二遍苦，再遭了二茬罪，是源于毛泽东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被否定。毛泽东说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被否定，是源于毛泽东的被否定。而彭德怀，就是当初否定毛泽东的那些人手中的一件超级武器。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再回看当初，把为彭德怀这个叱咤风云、功勋赫赫的战场猛将平反作为否定毛泽东的战略突破口，这个选择的确是非常精明。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而彭德怀，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大英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第一人。特别是抗美援朝一战，更是让彭德怀扬名全世界。因此彭德怀的被打倒，使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很纠结。特别是那些老百姓、包括许多基层干部，当时对彭德怀的另一面，更不可能了解，因而对彭德怀都抱有很深的同情。所以为彭德怀这个叱咤风云、功勋赫赫的战场猛将平反，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中国人，更能普遍接受。只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没有意识到，只要为彭德怀平反，那就表明是毛泽东犯了错误。而只要犯了错误，那么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就会被撼动，继而毛泽东本人，也就将被否定。这一点，已经被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所证明。

　　就象毛泽东所指出的“压迫越深，反抗越重”那样，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中国人由于历史上不仅挨打的次数太多，而且挨打的历史也还太长，因此也就非常不愿意再次挨打。而对于如何才能不再次挨打，不敢、甚至都没有想到要自己拯救自己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中国人，就非常希望能够有象二郎神那样的天兵天将，来拯救自己。因此对于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中国人，都非常的崇敬。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中国人之所以经常挨打，就是因为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和敢于效命疆场的真正军人太少。长期的挨打，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耻辱。这些痛苦和耻辱，又大多为普通的老百姓承受了。而长期的挨打，也导致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普遍产生了一定扭曲。既恐惧暴力，但又非常崇信暴力。越是不具备英雄素质的人，越是具有强烈的英雄心结。而只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那样的战场英雄，在我们中国人普遍的心目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这种逆反心理的作用下，人们不仅普遍渴望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更多的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来保卫我们这个民族，而且对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于战场而保卫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战场猛将们，更是崇敬有加。所以对彭德怀所犯的那些政治错误和他个人的政治欲望，普通的中国人很难理解并且更是没有兴趣，而对彭德怀叱咤风云的战场故事，人们却总是津津乐道的。以至于为了夸赞彭德怀，竟然都能编造出“彭德怀狠抽金日成两耳光”这样低劣无聊的故事。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中国人中之所以难以产生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和敢于效命疆场的真正军人，就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和研读孔孟之道的文人太多。由于长期遭受外来侵略而给我们这个民族所带来的太多苦难和屈辱，同样也使这些血液中还存有一些雄性基因的文人激愤异常。然而尽管激愤异常，但由于终究还是文人，如果真的让他们当兵到战场上去保家卫国，那是无论如何也做到的。于是也就只能是性喜谈兵了，幻想自己也能“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那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一番以报国家。因此就连南宋时期那个著名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陆游，尽管到了“僵卧孤村”的程度，都还“尚思为国戍轮台”。而文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对全体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由于人们越是性喜谈兵，对那些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们，也就越是喜爱和崇拜。而陈云之所以要紧紧抓住彭德怀的问题作为扭转中央工作会议的突破口，就在于他抓住了汉族中国人喜爱和崇拜战场猛将的这个普遍心理。所以，与彭德怀同时平反又一同举行追悼会的陶铸，尽管不仅也曾经在军队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后来的党内地位还更是远远地高过了彭德怀，但由于他终究还是个文人而不是带兵打仗的将领，于是当今的中国人，也就把他忘得差不多了。

　　自北宋以后，我国便形成了文官政府总是约束、限制、甚至是迫害武将的这样传统。而朱元璋为了他朱家的天下能够代代传下去，在大明王朝建立后，又更是曾经大肆屠杀功臣、尤其是大肆屠杀那些战场上的功臣。特别是汉族中国，几千年来更是早就形成了“父传子，家天下”的这种体制和习惯性认识。而毛泽东的长子、也是毛泽东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毛岸英，又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为了准备“接班”，随彭德怀抗美援朝去“镀金”。可彭德怀却不仅没有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为“接班人镀金”的任务，而且还更是导致了“接班人”的牺牲。因此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普遍缺少逻辑学知识的中国人，就极易相信毛泽东从个人恩怨和个人品质出发，不仅迫害了彭德怀，而且还更是将彭德怀迫害致死的这个无耻滥言。所以用彭德怀来否定、贬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实在是再适宜不过了。

　　回顾彭德怀的一生以及推测“庐山会议”的全程，绝没有丝毫贬低彭德怀元帅的意思，而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是彭德怀平反后对其所进行的根本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完美包装，实际上就是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以“红二代”自居彭德怀的那些侄女都已经到了不要脸程度的自吹自擂，真是既欺骗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又侮辱了中国人民的智商。而由于他们的精心而巧妙的包装，使彭德怀几乎变成了一个完人，成为了一个圣人。而毛泽东将这个完人，这个圣人打倒了，那岂不是罪莫大焉。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八十周年。长征的胜利证明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因此，不管是周恩来，还是朱德与彭德怀，他们能够成为开国的元勋，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完全是由于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又完全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恩泽，于是彭德怀才能建立起让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怀念的恩德。

　　彭德怀尽管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人人景仰的英雄，但彭德怀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毛泽东、毛岸英这样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彭德怀根本就没有做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要求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做到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这两个“彻底决裂”。就是由于没有做到这两个“彻底决裂”，因此刚一解放，彭德怀就把自己的侄子和侄女，都领到了武汉，领进了中南海。

　　如果仅就个人的命运而言，毛泽东的一生实在是太过悲惨，生前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不仅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还更是贡献了自己六位亲人的生命。而身后，又不仅自己跌得粉碎，而且还更使在世的子女，受尽了种种的株连。特别是毛泽东的亲属，更是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关系，而得到一点的好处。

　　解放之初，毛泽东就与毛岸英做了一个这样的约定。毛泽东姥姥家的事，由毛泽东来处理。毛岸英姥姥家的事，交给毛岸英去办。

　　一九四九年九月，杨开慧的表哥向三立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向三立说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向毛泽东提出了“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的这一请求。接到向三立的信之后，毛泽东把它交给了毛岸英，让毛岸英去处理。十月二十四日，毛岸英给向三立回了一封信。在信中，毛岸英写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而不可个别解决。大众的利益应该首先顾及，放在第一位。个人主义是不成的”。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毛岸英的母亲杨开慧，是为革命才牺牲的。所以杨开慧的母亲、也就是毛岸英的姥姥，是响当当的烈士家属，因而理应得到国家的及时抚恤。然而对于向三立的父亲代其姐姐、也就是毛岸英的姥姥写信提出要求抚恤的这件事，毛岸英又这样接着写到：“关于抚恤烈士家属问题，据悉你的信已收到了。事情已转组织部办理，但你要有精神准备：一下子很快是办不了的。干部少事情多，湖南又才解放，恐怕会拖一下。请你记住我父亲某次对亲戚说的话：‘生活问题要整个解决，不可个别解决’，这里所指的生活问题主要是指经济(生活)困难问题，而所谓整个解决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土地改革，统一的烈士家属抚恤办法等。意思是说应与广大的贫苦大众一样地来统一解决生活困难问题，在一定时候应与千百万贫苦大众一样地来容忍一个时期，等待一个时期，不要指望一下子把生活搞好，比别人好。当然，饿死是不至于的。”

　　对比一下彭德怀的所作所为与毛岸英回复其表舅的这封信所写的内容，人们就会看出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主席与彭老总，一个名为泽东，一个名叫德怀。一个乳名石三伢子，一个乳名石穿。毛泽东不仅恩泽了中国人民，恩泽了朝鲜人民，而且更是恩泽了全世界。而彭德怀在追随毛泽东闹革命、反抗外来侵略、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为人民立下了大功，特别是由于抗美援朝拯救了朝鲜人民，所以不仅中国人民怀其德，而且朝鲜人民，也更怀其德。但是由于两个人最终的革命目的不同，因而这才会在晚年的时候在庐山之上发生了一场巅峰对决。然而是当两个人都逝世之后，彭德怀这块号称是石穿的“石头”，不仅终于成了否定毛泽东的那些人手中砸向毛泽东这个石三伢子的第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而且彭德怀这个石穿，果真还就被人用来砸穿了毛泽东所亲手创建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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