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为了给自己撰写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编——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反思、改革与展望》的书稿出版融资，特将书稿委托一位老同学寻找懂行且有投资意向的人，由于不久本人被关疯人院后愤而回乡务农失去联系，直到最近这份书稿才辗转回到著者手中。
偶尔，从《北京论坛》微信文章中读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李慎明同志的文章--《不忘初心—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文章引用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要“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增强政治定力，自觉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准则能够如此提出问题，说明中央已经将用什么样的思想建党、用什么样的理论武装全党，提高到新的高度。正如马克思所说：“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类的许多建造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造师从一开始就比灵活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然而，马克思在这里所赞扬的人类建筑师比蜜蜂高明的地方，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特色社会主义的建筑师们，并没有事前就已经解决好。现在中央以准则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说明30多年来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施工者们的工程效果，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要聚焦现实问题。”无疑，这是党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论述的正确路线的重大信号。
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组织水平，和社会管理能力空前提高的基础上。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在资本主义相对落后的俄罗斯首先取得了胜利。随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又由于毛泽东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杰出的领导能力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通过所有制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胜利。
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毛主席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战胜和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上，特别是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以后，毛主席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防修反修，防止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直到发动了旨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过的路程，其中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之间，都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尽管这些运动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于不同势力的左、右干扰，甚至出现重大曲折，但是，斗争的焦点都是围绕着巩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都是围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并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各个方面的旧的意识形态。
有关文化革命的是非功过，本人已有专门文章进行了讨论，许多左派学者、左派网友，也发表了很多非常有分量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文化革命的伟大意义。大家几乎一致认为，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包括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大跃进中的“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都不是运动的主流和本质，而且主要责任并不在毛主席身上。否定文化革命，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本身就违背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表现。
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化革命的错误结论，以至于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并没有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怎样一个社会主义?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方面，做出系统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阐述。比如，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其他剥削阶级社会的本质区别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式，都应该是“统分结合、适当放开”的集体经营模式。但是改开以来，我们党却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旗号，搞起了小农经济那一套;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却在“转产改制”、“放开搞活”的口号下，让大批国企员工下岗，把很多国企私有化了，把很多乡镇企业私有化了。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都搞没有了，你发展起来的经济还能是社会主义的吗?可见，在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所做的，还不如马克思笔下那个“蹩脚的”建筑师。
在用什么样的思想建党，和用什么样的理论武装全党，也就是用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教育、改造党员世界观的问题上，即使到目前也没有解决的好。比如，在李慎明同志那篇大谈理想信念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决不反对谋取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有私心，决策必然发生问题。”这句话明显是对各级领导干部说的。很显然，这句话是有逻辑问题的。他显然是在强调掌握权力的人不应该有私心，但又强调绝不反对谋取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没有私心，还会谋取制度以外的“个人利益”吗?既然有制度以外的“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还怎么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也说明我们党的制度设计是在造就一个特殊利益阶层。
毛主席时代没有很多人强调实行民主选举，是因为那时候党中央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断的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发动群众起来克服党内的官僚特权思想倾向。进入新时期以来，先是否定文革，接着又取消了民众的“四大自由”权力，而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进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多年过去了，最高权力有人争，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责任却没人担。从而造就了一个不经人民选举、贪腐无度，甚至敢于践踏法纪而不受制约的特殊利益阶层——一个经过开国领袖反复打招呼，并被明确载入党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文选》的毛主席指定接班人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期间还发生多次将当事人关进疯人院和人身控制的事件，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个特殊利益阶层已经腐败到何等地步了吗?
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并不是邓小平理论的本意。可以掀开《邓小平文选》，看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少次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多次把政治体制改革上升到关系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和经济发展性质的高度?特别是那个著名的南巡讲话有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任何企图维护特殊阶层利益的制度设计，包括所谓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说教，都是要露出复辟和维护剥削压迫制度的马脚的。
荀子云：“志安公，行安修，智通统类，可谓大儒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做到了立志于献身公益事业，言行举止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大局，而且博学多才、触类旁通，就可被称作大学问家了。《大学》有云：“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这里的“道”应该指的是所致力的事业，“德”应该指的是个人的修养。也就是说，致力于一项极其伟大的事业的人，其道德修养也应该达到最佳地步。
大家知道，荀子和《大学》作者所处的时代，根本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什么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事业，他们竟然号召大家“志安公，行安修”和“道盛德至善”;与之相比，今天的特色官员们不仅可以享受制度以内非常优厚的各种待遇，甚至还可以不被反对的谋取各种“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这种“三个自信”的底气从哪里来?又何谈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致力于共同事业?
昨天，《红歌会网》发表了一篇《陈朝文：苏联社会主义惨败的十大原因》的文章，作者提出“在认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惨败教训之前，应该首先明确：这是高级社会主义建成竣工验收后的垮塌失败，即社会主义行不通的失败?还是初级社会主义的垮塌失败，即在建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搞清楚这个
问题，就找不准主要原因、教训。”经过初步分析，作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初级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设计的高级社会主义的失败。
接着，作者进一步指出：“如果苏联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完全遵循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那垮塌了，毫无疑问，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有问题，不成立，行不通;如果是在构建中，严重违背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那就不能说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有问题，就只能说，是施工建设严重错误造成的垮塌。”
作者在这篇文章的“前言”部分最后指出：“我经过系统分析、检查后，认为是以下十大原因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完全垮塌的：原因之一：党内资产阶级是罪魁祸首;原因之二：篡改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因之三：大反建国领袖斯大林否定苏联;原因之四：“新思维”改革颠覆社会主义;原因之五：集体自由主义经济演变成私有化;原因之六：“饮”普世价值“鸩”止民主之“渴”;原因之七：错把“小孩”当成“成人”社会主义;原因之八：背叛劳动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承诺;原因之九：全民党半途而废社会主义事业;原因之十：全民国家放纵资产阶级复辟。”
其实早在22年前，本人在《科学社会主义新编》的书稿中，已经就中国的“八六学潮”、“八九动乱”，和苏东剧变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应该遵循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理论上的阐述。现将本人于1994年底获准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编》一书内容提要附后。
当时正是考虑到由于苏东剧变和中国的“八九动乱”，以及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致使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面临破产的困境，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对于处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执政党是极端重要的。
本人作为《邓选》多处强调的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和邓小平同志真正要找的第三代，并没有借助于邓小平晚年以病弱之躯亲自编辑审定出版《邓选》三卷本，将自己有关解决毛主席指定接班人问题的政治初衷，有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的政治立场一并昭示天下的东风，而全力谋求接班人问题的政治解决，本人在遭遇党内宗派势力赴属地领导机关抵制后，即致力于这部论著的撰写。
书稿寄达中国工人出版社，即于1994年12月12日获得出版社致属地领导机关公函准予出版。为了推介本书，本人于次年10月16日撰写出《内容提要》，最迟于1996年6月寄达胡锦涛同志和中宣部理论局。我不知道这份内容提要后来是否交到江泽民同志手里，虽然它没有阻止党的十五大期间本人被拘禁疯人院，但党的十六大前夕，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警惕身边出政治野心家”，和胡锦涛同志表态“没有个人野心，坚决不当总书记”，应该不会是仅凭邓选的有关论述。
尽管新一届党中央解决接班人问题的诚意，被属地冯**、宋**的多次临阵退缩和蓄意逃避受理所抵消，在中央全会明确了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以后，本人之所以要经过组织程序将上报这份内容提要，只是旨在说明自己要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出任那个没有实权的虚职，就是想通过协助主管政治体制改革的同志完成党内分权制约机制的过程中，运用能够掌握的资料数据，来完成特色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制度设计，以及政策规划。
柯枫涛 2016年11月23日
附：《科学社会主义新编——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反思、改革与展望》一书内容提要
著者按语：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随着东欧、苏联剧变，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在实践上已经否定了以计划经济为中介手段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深入发展的需要，相应产生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它能不能科学地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症结，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辙?
本书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以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为依据，运用辩证否定、辩证继承的观点，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吸收了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某些有益探索及其开创性的突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系统的阐述，把建设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文章结合社会心理学的许多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点，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体系。
本书38万字，包括：绪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实现共产主义等九章。本书于1994年12月12日经中国工人出版社报批获准出版。
第一章：绪论。
本章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要指导地位，叙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政治主张及各自的局限性;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肯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论述，同样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客观事实，通过对苏联集权模式、具体内容的详细介绍和深入剖析，论证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只能与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初期生产力发展很低的状态相适应;随著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必将发生变革;随著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中的集权模式也必将向民主模式转化;计划机制必将向市场机制转化;在民主政治基础上产生的高素质领导人才，又使科学的管理方法被普遍采用;同时也能够对市场机制中的负面效应采取强有力地计划干预。
本章接着叙述了南斯拉夫社会自治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肯定了南斯拉夫体制与苏联体制相比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度具有长足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从而揭示出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历史巨变所包含的内在必然性，同时也指明了地方民族主义在高度自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潜在危险性，为中国改革必将依循的路线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南。
第二章：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资本主义经过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的原始积累和繁荣发展，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暴露出许多不可克服的自身矛盾。这些社会基本矛盾斗争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组织严密艰苦卓绝的武装革命斗争，并辅之以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斗争，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完成自己的阶级使命——彻底地解放全人类。
第三章：无产阶级革命。
本章本着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部分结合起来写的方法，使文章既分节别目，逐项述写;又融会贯通，有机结合，系统地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广泛性，革命斗争的艰巨性、严酷性，斗争手段的多样性和斗争策略的灵活性。
本章着意分析了当今时代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指出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队伍，更加集中而人员比重相对减少，和中产阶级及第三产业队伍人员比重相对增加的发展趋势;加上那里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和相对优厚的工资待遇，使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客观条件都不充分成熟。只有当第三世界国家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时，发达国家的两大社会矛盾才会日益尖锐和对立，从而造成社会主义革命比较成熟的客观条件。那时候只要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和策略正确，加上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健康发展，必将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使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也会更加成熟。
第四章;无产阶级政党。
本章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把“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分开写的作法，以避免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改变而发生嬗变的误解。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由于外部存在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白色恐怖统治，内部存在各阶层群众思想觉悟不一等现象，由破坏旧世界这一内容所决定的斗争形式，必然是残酷的复杂的，因而也就需要有高度集中、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形式。这就是内容决定形式，目的决定手段的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党用来保持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的内部纯洁性的三大法宝是：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证明，只有在大敌当前、你死我活的武装革命斗争时期，用高度集权的组织形式建设起来的党，才能够较好地发扬这三大优良作风，以保持党的队伍的内部纯洁性。在和平建设时期，像河南省南街村党委那样用三大优良作风，保持自身建设的纯洁性的典型事例，仍然属于具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市场竞争中的危机意识的结果。一般地说，集权导致腐败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定律。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政党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由破坏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受内容决定形式的作用，党的组织形式也应当由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高度集中，转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因为在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条件下，过去用于检验每个人的党性是否坚强的外部条件没有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变成了金钱、美女和权势的诱惑，死亡的威胁被享受的刺激所取代。所以，要战胜这些敌人，把党的事业逐步推向前进，离开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地经常性地监督，而仅仅依靠权力高度集中的少数主要领导人，是绝对办不到的。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有效地进行监督，一个根本性的办法就是把各级领导干部的选举权、罢免权完全还给人民。党运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来宣传人民、引导人民，人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最能够执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担任领导职务。
第五章:无产阶级专政。
本章除系统地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基本原理以外，还继续发挥前一章有关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由集权向民主转化的观点，着力阐述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民选资格问题，和各级政府成员的民选资格问题。著者反复引证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关于巴黎公社政权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民主普选的原则思想，有充分说服力地论证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与政权的民主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思想政治路线，通过党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来宣传人民、引导人民，引导人民参与政权的民主建设，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人民民主的体现和对敌人进行专政的工具。
著者从国体与政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对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和人民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内在规定性，揭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权建设的正确方向。
著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不可能只采取一种僵化的实现形式，而应当不断地有所变革。受其经济基础变革的制约，社会主义的政权建设也不可能只采取一种集权僵化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只能适应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立初期，且该国度生产力起点较低，急需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用于发展重点工业建设的情况。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劳动人民就要求他的主体地位在生产关系中，尤其是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中得到应有的贯彻和实现。否则，他就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样，象现在的许多国有企业那样，使生产要素不能够形成应有的经济效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和人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国家的政权建设，必然开启民主化进程，使国体性质突破集权体制的束缚，得到应有的贯彻。
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
本章概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所有制改造，及其过程中的阶级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根据最新历史事变的进程，站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上，重新审视了我国所有制改造的成功经验和违反生产力状况的某些失误。
著者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用以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两个能动手段，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从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而离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阶级斗争，就意味着它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因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建筑在物质虚无的基础上。
著者接着还就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别论述，从而揭示了这些内容与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为下一章社会主义改革的进一步论述打下伏笔。
第七章：社会主义改革。
本章根据生产关系的性质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随着社会主义发展各个历史阶段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也必然会不断地进行变革。首先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由国家所有制这种低级形态向社会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的较高级形态变革;最后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所有制形式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形式所取代。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相对应的是，国家政权采取集权政治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相联系;国家政权采取民主政治体制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相联系;国家政权采取社会自治体制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相联系。与不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相对应的经济运行手段是，国有制形式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相联系;社会所有制形式与有序的市场经济相联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市场—计划相协调的经济运行手段相联系。
本章接着前一章对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内容和任务，与现行体制的矛盾运行形式的展示，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体制方面的方针，及其要达成的目标体制。著者把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体，详细阐述了劳动者合理需要在现行生产关系中的实现手段的强弱，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著者引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劳动者的合理需要依次划分为：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社交需要;4，尊重和名望需要;5，自我实现需要等。著者认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阶梯形式，与社会职业结构的宝塔形式恰好是一种对应关系，人的每一种需要都可以在相应的职业等级中获得满足。这就是所谓的职业满足。当人的需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时候，他的职业需要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不应当无视和压制这种需要和变化，而应当为他的实现制定出科学的可供考核的量化标准，以保证每个人所从事的职业的职系、职级和职位，与个人的实际才能、个人品行具有内在对应性，保证其流动的有序性。
第八章：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
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
本章根据列宁关于阶级划分的四个标准，运用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阶级划分的方法，吸收了毛主席关于党内资产阶级提法的合理因素，明确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条件下，在党的组织建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建设，采取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下，确实存在着一个不经人民选举、不受人民监督、不被人民罢免的特权阶级。
因为权力和知识一样本身没有阶级属性，所以著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的辩证观点，论述了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特权阶级阶级成分和阶级属性的辩证关系;通过深入剖析在同一体制下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特权阶级的腐败分子决然不同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论证了特权阶级内部阶级属性的多层次性，为党制定了依靠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团结教育具有一般官僚特权观念的特权阶层人士，惩治和改造特权腐败分子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本章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一节，严厉谴责了前南地区民族主义分子制造的国家分裂和民族战乱，充分肯定了我们党和政府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及其正确的方针政策。
本章在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一节，肯定了我国对外关系的现行政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根据我国的国体性质和政体改革的方向，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所应遵循的战略和策略原则。
第九章：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论述，是建立在以计划经济为运作手段的基础上的。但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首先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以至于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其继续发展的前提下的。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和旧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前提。中国的情况更是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生产力相当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照搬苏联模式，并且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时变革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致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僵化的生产关系的制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从理论上说，这个过错并不在于计划经济本身，而在于公有制采取了国家所有制形式，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将计划调节的权力，掌握在体制僵化且权力高度集中的少数特权人物手里;因而很难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受压抑的弊端。
随着公有制采取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国家的组织形式也将由集权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手段，自然不能继续沿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应当根据市场需要及时的调整生产计划，即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种政治民主、市场经济运行有序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再也不能容许将人们终身囿于一种职业以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现象存在了。因为，只有人的全面发展，才能造成高度的政治民主，和高度发达的经济增长率。要造成这种局面，就要使我们的劳动人事体制，能够为人们日益发展的需要层次提供科学的可信的实现手段，同时这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重要契机。
人愈是得到全面发展，三大差别就愈以随之消失。随着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共产主义思想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人们的追求就愈以从物质享受转向精神道德的升华和净化，即人格的日益完善。那时候，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和企图不劳而获的思想不仅成为多余，而且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而为社会所不容;同时，乐于奉献和勇于重塑自我等高尚品质，则会受到全社会的褒扬而愈以成为人们普遍的美德。
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著者并不主张用在一个早上消灭货币的办法来实现“各取所需”的原则，而是主张像河南临颍南街村的现实做法那样，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逐步在消费品方面加大按需分配的比重，而同时减少按劳分配的比重，最终达到按需分配。
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通行的信用卡，将会作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劳动劵的形式，逐步取代货币的作用，并最终连同货币自身也归于消失。到了那时候，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会不期而至。而一旦共产主义的成功实践，吸引了世界各国人民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最终实现就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而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实运动。
柯枫涛 199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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