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议‘ 评法批儒’ 2016-11-26 22:27:58
‘“评法批儒”作为一场运动是在1973年前后开始的。 这是个特殊的年份，林彪的神话破灭，风烛残年的毛到了必须为自己的政治“遗产”做一个交代的时候了。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曾经坦言在他一生所干的两件事(把蒋赶到台湾和发动了文革)当中，最重要的是“文革”，而且还是“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于是，“评法批儒”作为巩固文革的最后一项意识形态清理活动拉开了序幕。批儒的主要矛头是批孔，因为孔子是主张“复古”的，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上述摘自一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对文革和评法批儒的看法。理智是说他有倾向，没进行谩骂。但随后露相了：‘我认为毛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个旧时代的人物，他本人 “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却又企图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以极权求平等，结果无疑于缘木求鱼。’他认为毛泽东是个矛盾人物，无法无天的人却寻求‘法‘来巩固文革的成果。此位作者比阴谋论者讲一点历史逻辑和事实，笔者不赞同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但是赞同他对评法批儒意图的揣测。后代对前人的意图做法评价，很多时候是从自己的角度做出的揣测和妄议。笔者也对评法批儒妄议一下。
儒，人之需，礼仪主持人。先秦的儒，自然受周礼的熏陶，观念上维护周朝奴隶主阶级的礼仪规范。他们附属于旧的统治阶层，是知识分子精英 ，不劳而获地分享劳动者果实。周没落，一些人失掉专职，孔子是其中一员，开始接触下层，以教育为生。后代把一些教育家称为儒，赞称知书守礼仪之人有儒者风度，想必由此而来。
先秦的法家，崛起于周朝衰落战国林立之时。他们是为新兴的统治者服务的，不以周礼做规范标准，特点是以人的行为做规范内容，看其是否符合国君的统治意图，用明文写出，不似儒家以主持人的解释为标准。他们是得势的知识分子精英，同样不劳而获地分享劳动者果实。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说，他们的作用和儒家一样维护统治秩序，只不过他们维护的是新兴的封建阶级统治。
秦以后，儒家转而服务于新的统治秩序，他们依然以统治者的层次伦理做立法依据，把这种伦理秩序视作首要问题，应该说他们抓住了实质问题。法家有些认死理，他们没发现统治者从上升阶层，革命阶层变成秩序维护者，守旧的阶层，依然想用行为规范去维护这个社会秩序。法家此时变的有点不合时宜，他们的法及法统约束了统治者的手脚，不讲特权不如儒家符合统治者的心意。统治者怎能没了特权，不然欺压剥夺劳动者怎么进行，活着有什么意思?
法家没李斯那么投机，大多不识时务。改革家们想用法来约束统治阶层的肆意妄为，挽救王朝的危亡，遭到旧秩序维护者的谩骂，这也是后来法家倒霉的原因。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被统治者和守旧者视为罪恶滔天，无非是他们触犯了统治阶级的逆鳞，补天石做了茅厕的垫脚石。
斗转星移，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维持初心不容易。在一个封建统治达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其遗传的观念是非常顽固的，非无产阶级意识难在短期内消除。执政党的干部们头脑中公仆意识存留艰难。1957年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指挥人民如同奴隶，不以人民利益生死考虑，追缴农民血汗粮食，反瞒产，草菅人命，当官做老爷。1949年建国历经多次运动，难以改变。从东方国家的历史看，都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首次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意图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改变统治者不劳而获的习惯和观念。与遗传观念中的糟粕做斗争，如同西游记中清除柿谷的恶臭一般艰难。
中共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是中国的第二部宪法。“评法批儒”作为一场运动是在1973年前后开始的。这个运动作为巩固文革成果的铺垫，后以宪法形式固定下来，这个揣测应该成立。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改革的成果，防止少数人复辟旧的秩序，维护多数人劳动大众的伦理，“评法批儒”作为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有了不同以往的意义。
人们认为儒家错在讲伦理，笔者认为谬矣。凡阶级都有伦理，阶级革命时要推翻的是统治阶级伦理。一旦上升为统治阶级，每个阶级都要讲自己的伦理，统治阶级的伦理即是这个社会的根本法律。每个阶级都需要自己的‘儒‘，否定一切伦理的不是疯子就是畜生。
作为历史规律，在推翻过去的秩序和伦理时，人们首先要造舆论，解放思想打开禁锢。一旦达到目的，肯定要维护新的秩序，维护新的法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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