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收入分配关系来说，我一直认为“按劳分配”应以马克思理论提出的“劳动时间、劳动量”为基本遵循。劳，主要指的就是劳动，有勤劳、辛劳等延伸说。劳动创造人，劳动也改造人。过去说“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满仓”，主要是对地主剥削压迫的一种批判。解放后强调“按劳取酬”、“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价值取向的正确回归。劳动者最光荣，不劳动者最可耻，是前三十年的是非标准之一。
在那个历史时期，劳动者主要是指广大的工人和农民，这一点是大家普遍认同的，其中并没有要贬低其它社会大众的指向。那个年代劳动人民地位高，不是只在政治地位上，经济地位也同样高。
毛泽东时代苦、脏、累的一线职工工资标准比一般管理层高，体现的正是对真正劳苦大众的尊重，是最符合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这也是劳动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动力。“劳动模范”、“劳动积极分子”，这是一种政治荣誉，是社会对爱劳动的群体的一种褒奖，其意义是巨大的。
从另一方面说， 财富的产生本来是由最初级的劳动为起点，而不是以高层的“脑袋”为“介质”，科技的进步本身是在初级劳动基础上产生的，任何发明创造离开了初级劳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在为社会发展作贡献。农民如果都不种粮食，社会发展就无从谈起。老一辈科学家、文艺工作者、机关和企业领导人，当年执行的同样是薪金制，与广大劳动人民差别并不大，这是最实际和合理的分配方式。
过去有人高喊打破“大锅饭”，其实是一些人对普通劳动者所得与自己差别不大有怨气，以“平均主义”批之，说什么“有公平就没有效率”，这是对前三十年几代人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精神的漠视和亵渎，是为能“多吃多占”找借口。资产阶级代理人上台后，“按劳分配”就逐渐异化了。劳动付出最多、最大的人，他们的所得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也是“两极分化”的基本源头。
现在讲按“要素”分配，特别是要按“资本”分配，这是为少数人说话的“创新”。所谓“要素”无非是指生产资料占有量的差别，所谓“资本”无非是指财富占有量的不同而已。这是对广大工人、农民利益的弃之不顾，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公然背叛，是巧取豪夺的遮羞布，是“共同富裕”的绊脚石!
试想一下，占百分之九十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要素”、他们的“资本”能拼得过权贵阶层、资本家阶层吗?权贵阶层可以以权谋私，资本家阶层可以剥削工人，在分配上本就占有绝对优势，对此不加限制，反而认为让他们多得理所应当，这实际上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连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都懂得“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对高收入者征重税来救助低收入者，我们号称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我们又真正为底层人民做了多少实事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退休养老金而言，毛泽东时代企业退休职工和行政机关退休人员待遇相差无几，这种合理的再分配模式“改开”后被无情地打破了，那些曾长期不缴纳养老基金的“官员”，可以比长期缴纳养老基金的企业工人多拿倍数不等的养老金，对此，全国几千万企业退休职工怨声载道，可时至今日未见高层给予正面回应，差距还在继续拉大。这种公然的制度设计上的腐败为什么不去纠正，是不是在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当保护伞?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有人常以“平均主义”吓唬別人，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才要把过去曾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格局打乱，其实这些人真正为社会做了多大贡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并没有要求绝对平均，事实上绝对平均也是做不到的。象袁隆平那样的科学家，他们享有优越的待遇没谁会说三道四。别把广大群众当成不讲理的“暴民”，或者是好“忽悠”的“顺民”，不讲公平正义，极力维护少数人的“不当得利”，总有一天会遭到广大人民的抛弃，这是执政当局必须警醒的。
是真共产党，是真社会主义，是真改革者，就应从具体的方针、政策上反思，拿出领导人应有的胸怀，把实践证明已错了的东西改正过来，首要的就是要把后三十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纠正过来。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收拾民心”，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中国梦”!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是民心所向，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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