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要做个说明，此文以苏联东欧为背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探讨。由于笔者掌握材料有限，以前只从经济框架和哲学上论述，空洞了。看到刘伟和方敏二位的文章，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简单资料，就此借用，同时发表笔者对1984年10月开始的国企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看法。
下面是摘录的部分：
《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016年08月01日 09:31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作者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方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首先是南斯拉夫颇具特色的探索，他们坚持公有制但放弃国有制，认为国有制不等于公有制，从1950年起开始建立新型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18)但由于“社会所有制”的所有权主体缺位、产权约束失衡，导致企业行为严重变异，根本不能接受市场信号的有效约束，在此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导致宏观经济长期严重失衡。这表明，力图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统一市场机制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19)
1956年匈牙利在亚诺什·卡达尔领导下开展的所谓“静悄悄的革命”，同样是力图推动公有制与市场因素的融合，支持个体私营手工业者、小商业，支持个体农户发展，以所有制的松动为市场交换关系的存在提供一定基础，但是对工商业企业坚持国有制并实施民主管理。然而，国有制的垄断使得市场机制只能起到部分微弱的补充作用，不可能成为整个资源配置的调节者。这种力图兼顾公有制本质和市场效率的改革尝试由于经济和政治、军事、国际国内等因素，不久便结束了。(20)匈牙利经济理论界对于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探讨极其热烈，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代表。一位是里斯卡，主张以国家发公债的方式将国有资产出售给个人，个人再委托国家代为支配，国家则根据均衡利率选择承包者经营，由此形成“个人社会所有制”这种公有制的新形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市场，特别是形成资本市场。但是作为所有者的个人产权能否自由交易，若不可交易怎样约束作为支配者的国家，以及如果可交易还是否是公有制等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这种探讨到1958年便被否定了。(21)另一位代表亚诺什·科尔奈分析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积弊，特别是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失衡状态，考察了其形成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国有制的“父爱主义”。要克服这种失衡，只有建立资本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可能。(22)
波兰战后依照“斯大林模式”形成基本经济机制不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开始了改革尝试，初期主要根据兰格的思想，在坚持国有制的基础上，推动企业独立核算、分散决策，并要求企业自筹资金，依靠市场自我平衡预算，试图以此获得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竞争性。但国有制本身与企业自筹资金、独立核算、依靠市场自我平衡等存在深刻的矛盾。(23)稍后被称作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之父的布鲁斯，从50年代开始坚持国有制到70年代质疑和批判国有制，再到80年代放弃公有制，主张以混合所有制特别是其中的资本私有制为基础，才可能形成真正竞争性的市场机制。(24)
以上是节选，文章有一些观点还是值得借鉴的，笔者将会尽量把闪光点挖掘出来。对依附主流意识的人，不能求全责备，他们具有理论水平，能揭示一些问题，丰富了我们的见识。
笔者对波兰和捷克不了解，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稍微了解一点，因此无法评述二位作者的论述是否到位。南斯拉夫的改革由于历史因素，西方经济介入较多，企业自制联合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想保持其劳动者权利，形成社会所有制难度很大。他们改革的方向似乎朝着劳动者自由联合体方面努力，无疑是一个创举，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是一笔财富。对于落实劳动者的权利方面他们做了不小的努力，我认为有二点失误。首先把第一和第二部类产品全部推向市场，认为市场万能。在这个主导意识下，企业各自为战，相互竞争，以利润为宗旨，劳动者自治联合组织变成附加资本的劳动者，命运如同西方野蛮资本主义时期的中小企业下场，破产合并，必然出现。资本滚动积累，丛林法则重现，劳动者自治联合组织最后必然出现互相对立，以一部分组织消失为代价，劳动者失去自治·自主·自由。在西方经济介入，自身经济比较脆弱的情况下，肉没烂在自家锅里，有为了猫吃的嫌疑。第二，经济从生产资料生产到生活用品都失去计划性，不平衡发生的周期短，失衡后对经济破坏力极大。
匈牙利实际上走的是亚诺什·科尔奈主张的市场经济，向南斯拉夫看齐，中国1984年后走的就是这条路。后来靠向西方，境况比南斯拉夫好一些，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原文有一段文字值得回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的稳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表者的资产阶级需要的就不再是论证这一制度的优越及必然，而是如何运用这一生产方式使资本获得最大的利益。经济学要论证的核心问题就从“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演变为“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问题以及体现该制度下生产、交换和分配正义性的价值理论命题的讨论，便作为已然成立而不需论证的前提存在，被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经济分析体系之外。特别是经过19世纪末马歇尔对经济学的整合形成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之后，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厂商或消费者的利润或效用极值、讨论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如何运用市场获得私人的最大收益，更是成为经济学的主题和正统。‘
东方国家在改革中论证的核心问题就从“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演变为“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和分配正义性的价值理论命题的讨论，便作为已然成立而不需论证的前提存在，被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经济分析体系之外。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厂商或消费者的利润或效用极值、成为经济学的主题和正统。
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是个典型。他把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做比较，实际上拿资本主义经济做了标杆。也就是说，他的价值尺度是资本主义。他研究的不是如何发挥劳动者的创造力，而是如何向市场经济看齐。比如他的两个蓄水池理论，阀泄现象是生搬市场经济的类比，无法逻辑性的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问题，因而显得莫名其妙无法与经济产生有机联系。
‘父爱‘问题，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具有的两重性，优点缺点集于一身，体现了对企业的软约束性。就笔者看来，问题有二。1。他体现为少数人管理特征。从上到下一长制，首长负责，单线联系，横向联系少，生产企业面对的不是消费者和原料·生产资料供应企业，不是同行的竞争。上下级的关系绝对不平等，上级有生产要素的全面管辖权，下级不是他儿子倒像三孙子，命脉全操在上级手中，一般情况下只有俯首听命。2。下级企业的负责人能否完成上级的计划指令，除了所管理的劳动者外，就得要求其他要素有保障或者说得有富余，否则他无法圆满完成计划，他得和上级讲条件。而上级压是为了完成计划，一味压制显然不行。如果没有完成计划，上级自身要负责任的。这就变成了讨价还价过程，产品交换的过程不是在对等的双边进行，是爷孙两个哄闹过程。产品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失去了商品的生产流通一般过程，每年或季度都要经历一个特殊过程。产品就变成了特殊商品，里面包含的不是一般劳动，而是特殊劳动，失去了等价交换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低效，浪费由此产生。
笔者观点：在计划机制和企业组织两方面都要进行改革。
一。关于计划机制。对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产采取不同的计划方式，对于服务业采取国家指导帮助，采取集体企业组织方式。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日常生活用品无疑要以市场为主要投向。这里面的道理源于，消费者也是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所得必须等价换取生存必需品。这里面包含劳动者的平等权利的实现。我们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对这一点没有认识清楚，只把计划，避免浪费生产力放在首位。而计划出来的日常生活商品多数不合消费者口味，更不是劳动者的等价交换物品。所以笔者认为，此类产品以市场消费者为评定基准，生产企业以国家年度指导计划为参考，宗旨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企业需要竞争，又要遵守一定的规矩，不能放纵以经济利益为头等标志，偏离劳动价值去向，造成对劳动者消费的损毁，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个为市场取向基准，有别于市场经济。
2。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消费有间接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消费者以生活用品的生产企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国防工业相关。此部类生产的面向者较前类急剧缩小，从现代信息手段，工具来讲，可以做到计划性。此类工业的劳动者的劳动也有一个合理评定问题，因而他们的劳动竞争评定应该主要以他们产品的消费者决定，到达劳动者的一般劳动能得到合理的评定，流通交换。对于此类消费者应该严格界定，以免个人占有，形成私人占有资本。考虑到此类产品有商品的一般性，和国家特殊使用性，在交换确定范围的基础上，以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结合的方式进行生产，流通交换。企业的设立，生产交换流通比前者控制要严格，市场范围极具缩小。
上述两部类的规划原则，体现对劳动的尊重，对劳动者的尊重，尽量做到有竞争，对资源环境损坏做到最小，对劳动者的劳动形成最大的利用，避免无序生产，盲目的浪费。与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发展生产力截然不同。
二。企业组织以鞍钢宪法为蓝本，形式社会主义企业法。
这种方式，解决了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问题，职工全面参与管理。解决了少数人垄断企业权利，解决了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分工问题，借鉴西方马斯洛理论，调动发挥劳动者的主动创造意识，能极大提高生产力。西方管理效果和《华为》示例已经证明了企业的经营权在众多劳动者参与下，犯错少创造力高，解决了权责虚置问题。劳动者名义所有权能落到实处，同时有了监管权。私有和股份制都不能与劳动者形成合力。
1960年前后，我国曾出现一批鞍钢宪法式企业，大幅提高生产力。如能较好的解决按劳分配问题，必将使国企焕发青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一长制恢复了落后的管理机制，走苏东经济僵化的老路。加大了管理者与劳动者的分工距离，走向少数人管制的剥削压迫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趋于一致。这是历史倒退，同时也是对劳动，劳动者的不尊重。国企改革不用先进的经验，恢复糟粕，无效也在情理之中。笔者曾在多篇经济与哲学文章中谈及鞍钢宪法，马斯洛管理学，华为问题，微观经济中西方管理学的进步。无论从继承关系，学习西方先进内容我们都不能只学西方市场经济的形式，这是丢了西瓜捡了一瓢烂桃和酸杏。
《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说‘ 中国对于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始终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进而把改革的根本动因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改革的内涵归结为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改革;把改革的评价标准明确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把改革的争辩集中于怎样理解所有制改革、怎样处理所有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相互关系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改革思路与东欧的改革如同一辙，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认识上存在重大问题和失误。改革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标准没有错，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出现了问题。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说如何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般劳动如何交换与实现和分配？
‘在上世纪20～30年代围绕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即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与兰格的争论，看起来是关于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能否模拟并实现竞争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果的争论，但本质上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否与市场机制兼容的问题。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提出的挑战，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可能，进而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可能取得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效率。兰格等学者试图以模拟市场的方式来取得竞争性市场的效率，但是却并未真正回答公有制与市场能否统一这一根本挑战。···从逻辑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把私有制与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的必要历史前提，把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市场经济存在的制度基础，认为在未来取消私有制的社会中不可能继续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摘自原文)
从1917年开始到1984年，东方有着67年实践，60多年商品生产存在的历史，还在纠缠马克思100多年前的结论，对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不认真总结，对于这段历史不认真分析，只顾着和老祖宗算账，和前人算账。马克思的子孙就这点出息，离开了祖宗的结论，就成了邯郸学步?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历史来看，真正的难题恰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融合，进而既能获得公有制保证的劳动权利的平等，又能获得不低于竞争性市场的效率。‘(摘自原文)
实际上关于商品中价格信号问题?解题分价格机制，所有制两派。
中国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把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归结为所有制改革。(摘自原文)这是根本的错误。走上歧路在于把生产关系视作所有制。
实际中国改革首先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由于企业组织形式为一长制，对于生产力并无太大的促进，生产提高只是在一些紧缺非计划商品上有所体现，劳动者获得一部分价差收入奖金，一部分为权利拥有者和寻租者获得，形成了一部分人通过不劳动非法先富起来，没有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目的。这实际上是用国家人为早通货膨胀手段。如果说中国没有立刻翻车，价格双轨制也算有功。1986年后对于权利和资本勾结问题，人民反感，并形成动荡。人民对这种改革是不认可的。
”20世纪50～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探索，力图引入竞争性的价格机制，并在坚持国有制的同时，强调企业工人委员会的自治权。
但事实上在国有制为基本制度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价格体制是无法真正形成的，同时在国有制下突出工人自治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没有效率的，因而“布拉格之春”力图协调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并未走通，改革探索在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变化下很快被终止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理论界颇具影响并同样被称为东欧经济改革理论之父的奥塔·锡克，既敏锐地看到不改变传统所有制便不可能建立有效率的竞争机制，同时又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以私有化作为建立市场机制的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中立资本”思想。所谓“中立资本”是指国有企业职工对企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进行股份化分成，成为股权的持有者，由股权持有者选举企业工人委员会作为董事会进行决策，经理受聘于董事会，但职工的分成股权不能交易，不可继承。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建立大企业以中立资本制度为主、中型企业以中立资本与私有资本结合为主、小型企业以私有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结构，使之既不失公有制的基本性质，又可避免国有制的僵化，从而兼容市场机制。(25)但从理论和实践来说，股份分成的职工所有权若不可交易和继承，其产权就是不完整的，若可交易和继承也就不再具有公有性质的。伴随“布拉格之春”的失败，锡克的理论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引自原文)
synbada评述：黑体字部分也许是历史，但未从理论上说明。比如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有何不同。自由竞争的价格体制是无法真正的原因没有进一步说明。厉以宁的股份制与“中立资本”有相同的内容，如果说理论基础来自于历史或现实，那应该把关键之处叙说清楚。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理论界并无更多的关于改革的理论讨论，在实践上仍沿袭“斯大林模式”。从1965年起，时任苏联总理的柯西金开始推动行政分权式改革，提出在生产和决策上给企业一定自主权，以市场销量和利润指标替代产量数量指标考核和激励企业，同时改革价格机制，对企业占用资本收费，提高公平竞争水平。与这种改革实践尝试相适应，利别尔曼等人提出强化对企业的市场激励和约束，特别强调以利润指标激励企业，企业按利润比例留成，加强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的联系，试图在公有制企业性质不变的基础上获得市场竞争效率。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分析并回答在传统国有制基础上能否产生真正的企业，能否兼容市场机制的命题，在实践上所谓对企业“放权”缺乏制度保障，不久便被收回。伴随着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苏联的“柯西金改革”也停了下来，利别尔曼等人的理论被指为“市场社会主义”，受到长期批判，直到80年代中期苏联宣布进行所谓“根本改革”后才逐渐平息下来。(26)
(synbada评述：黑体字的结论是关键，缺乏叙述。在历史和理论之间找不到联系，作为几万字论文一个重大缺陷。)
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最初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根本对立起来，各国的改革实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围绕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这一历史命题展开。苏联、南斯拉夫、东欧等“斯大林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理论与实践均是从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出发，但均未能真正解决这一命题，以至于最终为获得市场竞争效率，为使市场机制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而纷纷放弃了公有制，使改革在根本性质上发生了变化，在理论上回到了只有资本私有制才能与市场机制相互统一的传统，在实践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摘自原文)
文章对于东方改革与美国的意识联系做了叙述，从历史和理论上做了说明，读读还是能增长见识。
中国改革分析 (续) 衡量标准
这篇文章对于中国改革起步阶段的历史叙述是真实的，一般原因分析有道理。请看下面：
‘价格改革的进程中，为解决“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采取了“价格双轨制”，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其实“价格双轨制”在新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双轨制是在不同商品定价上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规定哪类商品价格由计划决定，哪类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尽管各类所占比重可以有调整和变化，这种双轨制的变化趋势是逐渐形成单一的计划价格体系，基本特征是同物同价。而在新时期改革过程中采取的价格双轨制则是同物不同价，同类商品存在不同的定价机制进而存在不同的价格水平。由于双轨制价格改革是一种价格歧视，因而引发了深刻的理论分歧，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双轨制对市场公平竞争功能的破坏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寻租”行为。但是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价格双轨制在推动市场价格体制的培育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价格双轨制改革并不是对传统计划价格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闯关”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社会不稳定，已经表明对计划价格采取“休克疗法”在中国并不适合，我们只能在保持计划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增量方面更多地实施市场价格。‘
原文在总结黑体字的结论方面论述了很多，这一部分笔者不完全认同。对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首先要回答的是如何认识改革或体制转轨的历史本质。
无论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发展史来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这一历史命题而展开，但是都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
刘伟 方敏二位认为中国改革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之所以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就在于从中国社会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出发，把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在所有制改革上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放弃公有制，始终努力探索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机制而不是恪守传统计划经济，始终寻求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公有制新型结构和实现方式而不是转向私有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根本的特征。‘
如今多种经济力量，无论从雇佣人数上，到产值，资产价值上达到了70%左右，那么体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结果是把公有制给统掉了70%，实现了市场机制，丢了公有制主体。二位作者说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根本的特征。这个特征事实俱在，没人能反对。笔者只认为没有解决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问题，目前只解决了多种经济与市场统一问题。
从哲学上讲，你需要的是解决主体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把主体淹没，或者把主体搞丢失。房子失火，您抱薪救火，把房子给烧没了，那肯定不再有房子失火问题。您原来的目的何在?不知二位是在批判目前的状况，还是在歌功颂德?见仁见智。这是笔者挖掘到的亮点。读者可以据此判断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算不算成功?
在结尾处二位作者写了一段有意思的话，笔者不忍埋没，摘录出来奉享读者：’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则把私有制看作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把私有化看作是体制转轨的前提条件，从而事实上就把所有制命题排除在了改革的理论分析之外。这种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然而，接受“华盛顿共识”和采取“休克疗法”的转轨国家普遍出现了产值下降、贫困和贫富分化等日益严重的问题，被称为“没有疗法的休克”。基于西方正统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渐进—制度演化”理论与“激进主义”相比，只是对改革方式的看法有所不同，二者对改革的目标体制及其所有制基础的根本认识是一致的。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改革理论则体现为一种理想化的、同时又被科尔奈称为庸俗化的“科斯主义”。‘
原文中关于效率与公平意识不可埋没，这是人本精神，马克思沿着这方面探索，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基本人伦。学问自然有高低，为人良知不可弃。依笔者陋识，二位作者应该算作'人'类。
这篇文是历史的总结，我们看看历史。
‘城市经济中的企业改革则不然，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围绕政府、企业、职工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展开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由国家财政平衡预算，利润全部上缴(因而企业不可能拥有扩大再生产的决策权)，折旧也全部上缴财政(因而企业不具有简单再生产的决策权)。为调动企业活力，改革初期先是允许企业利润留成，折旧按一定比例由企业提留，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也开始与利润业绩挂钩。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政府的财政压力，特别是财政收入及其增长目标受到直接冲击，财政出现赤字，由此打破了以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开始举国债。为缓解政府财政收入目标与对企业放权让利间的矛盾，特别是为确保财政收入，控制赤字规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利改税”，严肃并确保财政收入目标的实现，避免对企业放权让利严重冲击财政目标，同时实行“拨改贷”，减轻财政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长期拨款的支出压力。由于企业同时面临“利改税”和“拨改贷”的双重压力，财政上缴和固定资产投资成本同时上升，企业纷纷采取“税前还贷”，把本该上缴财政的收入首先用于偿还银行债务，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开始采取不同形式的国有企业承包制。企业承包制与农村家庭承包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农村是在满足产出上缴比例的条件下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使用权的承包，企业则是对上缴利税数量的承包，是分配关系的调整。企业承包制本身的这种局限性使之在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上，既难以保障企业拥有真正独立的市场权利，也难以使企业真正接受市场的硬约束，反而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和负赢不负亏的变异。因此，经过两轮承包之后，到1992年年底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任务，沿着“抓大放小”的基本思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分配关系特别是企业收入与财政收入关系的调整转向企业所有制及产权结构的改革，一般竞争性的中小国有企业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非国有化改造(放小)，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则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努力按照“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离、管理科学”的原则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伴随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伴随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改革，特别是伴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企业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这种从分配关系转向产权关系的演化趋势，由表及里、从外到内不断深化，体现了生产决定分配、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方括号部分是笔者有异议的部分，1.产权关系的改革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所有制的变化 从作者文中和事实描述上看，1992年前的改革基本失败。1984年10月开始的经济改革，花费了8年的时间并未解决预想的问题。那么改革的主导文件存在着重大失误，以结果而论这份文件没有抓住实质问题，说他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献，恐怕是个讽刺。
市场经济的两条标准：1。产品价格市场化 2。生产要素- 劳动力，生产资料·原料，资本市场化。上述两条基于对经济细胞企业的一种假定：把企业视作独立的反应单位，他对产品的价格反应灵敏，对生产要素能合理配置。(劳动者的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中的可以用资本买卖的一个要素而已，他的价格由市场和资本来定，用钱可以解决的东西。)那么这种假定成立吗?基于何种原理?
‘改革初期，基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积弊的反思和对以往体制调整的局限性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新时期的改革应把重心集中在企业改革上，着力解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不应继续像以往那样集中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因而对企业简政放权、放权让利就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但在市场机制远未形成、政府又放松约束的状态下，企业尚未形成自我约束能力，市场与政府同时乏力加上企业不能自律，结果便是1985年前后的宏观经济混乱，因而一些学者对突出企业改革的思路产生了怀疑，(67)进而提出应以市场机制协调改革为基调，特别是以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改革为首。但加快价格改革的结果，特别是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启动之后，迅速形成抢购风潮，1988年通胀率高达18%以上，迫使中央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式的改革。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既要有完善的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和市场体系，又要有相应的所有制基础和企业产权制度基础，提出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培育的同时，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68)【这充分表明，在既无现代企业制度又无竞争性市场价格制度的条件下，经济转轨只能在企业产权主体制度改革和市场价格交易制度改革的统一中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价格决定制度改革的基础，没有产权主体的制度演变便不可能形成价格决定制度的变化，市场的主体秩序决定了市场的交易秩序。同时，价格制度又是企业产权制度运动的形式，没有市场竞争性的价格机制，便不可能形成企业产权的市场运动，因为市场交易是市场条件下企业产权实现其利益要求的基本途径，有交易机制才可能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具体实现。】‘
上段方括号部分是结论，其余是历史描述。历史表明1992年以前的改革没有使企业大部分达到假设的前提：对产品的价格反应灵敏，对生产要素能合理配置。两段黑体字是对那段历史的描述。对历史的分析和结论因人而异，笔者赞同市场的主体秩序决定了市场的交易秩序，不认可其余结论。
市场经济对企业的假设前提，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假设，得自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现象和认识。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已经宣布这一理论产生了悖论。市场经济不但是资本存在的基础也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他破坏性创造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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