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的本质 不满社会分工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劳动者。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劳动者不甘于受压迫受剥削的生产关系，不甘于这种社会分工，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这是内因。外因是资本力量相对薄弱，在马列思想指引下，采取了符合客观实际的策略，夺取了政权。革命的本质是劳动者要变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动者求解放是革命的核心因素，也是阶段目标。

东方的迷茫是在取得了政权后，不知如何走下一步。

从历史的角度看，劳动者取得政权后，需要消灭内部敌人的反抗和外部敌人的颠覆。从政治上需要铁血，镇压，战争不可避免，俄国和中国遇到类似的历史重复。这是集权产生的客观需要。从经济上，为了集中资源解决主要矛盾，命令式生产计划同样不可避免。在苏联和中国都发生过粮食问题，中国的统购统销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历史不是搭积木，它不能按后来人的理想随意拆卸组装。也就是我们说的把事物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去分析。哪怕有时空隧道，您也得采取类似措施，也许吸取前人教训下细节会处理的好一些。因此我们才能理解工农业剪刀差，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环境等历史事件。

当内外环境转好，和平到来时，一般需要5-7年，俄国和中国大约是这么个节奏。革命的先锋队经过这个环节会产生两方面问题，首先把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当成一般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盲目乐观。第二，先锋队中人的旧意识发作，把特殊环境下劳动者做出的牺牲看成是理所当然，把新社会下特殊时期的分工当成永恒，与旧的剥削压迫意识混淆，把公仆当成公爷。社会主义建设中矛盾在转化，此时的主要矛盾不是过去的内外敌人，他们已经不能形成主要威胁，矛盾在对立后发展了。国内的敌人被强制的推入到劳动者的队伍里，虽然他们并不心甘情愿，个别人会有反抗和破坏，面对多数人的监督，专政翻不起大浪。从这个角度说，过去那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不是国家的主要矛盾了。这就是哲学中说的，矛盾发展到新阶段，性质起了变化。

从东方的历史看，此时的矛盾产生在两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盲目性，包括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是分工造成的矛盾对立，通俗一点说管理者和劳动者的矛盾。

从第一个问题上看，俄国和中国都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一般比较短暂。但是在公仆变质的情况下，加重了损失。焦裕禄尽为人知，他的战友张钦礼近年才为大众知晓。与之关联的上级领导吴芝圃的历史，为官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更加有意义。​建设的路线偏离了，超脱了客观实际，上有毛泽东关心人民，计划会得到及时修正，下有张钦礼式的公仆，劳动者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损失。然而，历史上的公仆多数不是张钦礼，更不可能是毛泽东。庸者多，为自身考虑的多。恶劣者，如吴芝圃以人民为奴隶，用他们的血肉建自己的功劳簿，信阳地区超常规死去100多万人，河南至少150万。河南被推翻的阶级敌人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

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时认识自身和社会的客观实际。纠正经济建设的路线偏离费一些事，更费事的是执政阶层的意识。建国后对人民伤害最大的是那些把公仆做成了官僚的人们，社会主义阴暗面与他们密切相关，或者说他们就是罪魁。

这些人把革命的初心几乎忘光，头脑中没有了劳动者，没有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概念。他们对劳动者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分工界限凛然不可侵犯。由这些人执政，管理生产能让劳动者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吗？

拿枪的敌人是为了维护旧的剥削统治，当他们被消灭后，旧的分工已然消失，旧的管理者被强制成劳动者，随着时间流逝，他们被迫接受分工，进行劳动。新的矛盾正在形成，基于生产关系中的分工，劳动中的分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管理者与劳动者划分了楚河汉界，矛盾必然展开，这就是阶级斗争。斯大林后的东方，阶级斗争围绕着生产关系中的分工进行，社会围绕着分工演变，分工的矛盾成为东方历史的枢纽。

​ 2.分工的本质 劳动状况

分工的本质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管理是从劳动中分离出来的，最终将会回归劳动。​

人类进入新石器后期，过百万年的技术经验积累，工具制造速度加快，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劳动除了满足生存必须有了剩余。氏族首领利用分工的权利，私自占有劳动者的剩余成果，人类进入私有制。管理从劳动中分离出来，变成专职的剥削压迫阶级，利用劳动的剩余成果作为手段欺诈劳动者。

东方革命的本质是劳动者反对这种分工，取得政权后，为了发展生产力固化了分工，把管理者与劳动者截然分开。演变到后来，回到了原点，​​管理者成为专职的，有分配劳动者成果的权利，变为剥削压迫者。先锋队成为旧制度的复辟者，革命的领导阶层成为腐朽的寄生虫。

150年前，革命者巴沽宁（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 “‘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管理人民群众”，即“少数特权者管理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他的嘲讽在东方成为事实，成了革命的悖论，也叫命运乖蹇。东方人民似乎在原地画了个圈，终点与起点重合。​

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劳动者取得政权后，需要国家来对付内部敌人的反抗，外部敌人的颠覆，这个特殊时期一般在5-7年。在特殊时期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的集权是特殊时期的必须，在这个阶段是合理和现实的，过了这个时期他就变得不合理，不现实。悖论的产生自此为开端，先锋队把特殊时期的管理分工当成了一般，当成了新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自觉的改变这种分工形式。​

中国1956年，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结论：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这就是把特殊时期的分工看成是先进的，把不合理不现实的管理当成是宝贝。57年反右扩大化跟这个结论有着直接关系。1960年前后，毛泽东对此有了清醒认识。他是东方唯一的社会主义哲学家，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分工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做出了总结。中国走出了有别于其它东方国家轨迹，共产党今日还能主政首先归功于毛泽东。如果能沿着他指引的道路前进，中国将成为打破悖论的劳动者国家。​

由于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按社会分工不同分为生产劳动者管理劳动者两部分——劳动者和管理者。参加劳动与劳动者根本利益一致的管理劳动者简称管理者，脱离劳动与劳动者根本利益对抗的管理劳动者简称官僚者。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与官僚者是对抗性关系即剥削关系。管理者脱离生产劳动即向官僚者转化，产生特权腐败。这二重性的矛盾，决定了公有制企业内部必须实行鞍钢宪法和分配低薪制;打破固定的社会分工，使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如此，实现了两种劳动形式(生产劳动和管理劳动)在全体劳动者内部的普遍化，使工人参与管理，而干部也不脱产。这就实现了管理权力公有化和劳动的普遍化，防止了管理者向官僚者蜕变，防止了劳动者共同占有变为官僚剥削者占有。​

1975年宪法规定干部必须参加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意义非常重大。此后对于这一条的删改标志着先锋队步入了歧途，进入了循环圈，成就了命运的乖蹇。巴沽宁依然在嘲笑，毛泽东在流泪。

​3.分工与生产力关系

分工与生产力何者为主？我们还是历史的看问题。

俄国革命前与西方先进的生产力有百年差距。革命后到1938年基本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并且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基本与西方看齐。中国在取得政权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约用了20年的时间建立了工业基础，相当于苏联的1938年。1976年的中国相当于1958年的苏联，与西方的差距由三百年变成30年。如果用台湾相比，就更能说明问题。蒋介石卷走了大陆的黄金，大部分知识分子，集中在小岛上，它依然是西方经济的傀儡，与大陆的差距并没拉开20年。这个结论各方面都能接受。这说明国家资本主义能快速发展生产力。二战时的德国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人类发展到现代，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物质力量的改变速度也在加快，生产方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生产力不过是生产方式的反应。如果以人造物质为标志，国家资本主义与私有资本主义各有千秋。近代东方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实际把历史发展事实颠倒了，有些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些人在歪曲，马克思的上述结论是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的，是基于西方剥削社会做出的结论，这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情形，更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原理。​

罗斯福1933年开始挽救美国，用的是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社会主义的影子。东方国家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从宏观上避免了生产力周期性的销毁和浪费，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在于微观上。​

当东方把生产关系固化后，企业实行一长制，这种分工与市场经济下的生产关系区别差距在消失，宏观上的优越性被微观上的僵化抵消。从劳动的分工与管理的角度看，与市场经济下企业的情形类同，条件适宜时，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转化为私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东方国家的政权组织结构还是少数人治理方式，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使历史产生倒退现象。关键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怎样转化为社会主义，劳动中的分工与管理如何逐渐实行统一。这不但是微观问题，也涉及到宏观问题。分工如果与革命初衷相违背，短期也许能发展局部生产力，不出十年必定会破坏生产力，最终形成革命的起因。分工须有助于劳动者的发展与人性的解放才能提高生产力，企业的组织架构是最基本的元素，是经济和政治的基石。这条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节点。

东方国家的改革基本上从怎样增加商品供应，物质力量上去考虑问题，竞争与效率成了头等大事。从微观角度上说，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竞争意识不如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从局部考虑，一些人得出计划经济效率差的结论。为了使企业增加竞争意识，给企业自主权，对于商品价格放松管制。企业虽然实行了一长制，但无法把个人的意志贯彻到企业全部构成，对于市场价格反应反响不大。为了增加活力，放入私有经济入场，即所谓增加量变。结果是市场对价格有了反响，参与市场的主体也起了变化，70%的主体为多种经济，不再是公有制经济。改革的结果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搞翻了，公有制不再是经济的主体力量，国家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失去了可能。

笔者有两篇关于改革的文章，借别人的议论发表自己的见解，属于长篇，有关改革问题的总结。改革的目的是增加企业效率，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活力，结果是把公有制经济给改丢了，改没了，改革的结果与初衷截然相反。东方国家的改革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前后60多年，没有一个成功的，说明改革的路径是错的，指导的经济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东方的问题应该循着毛泽东思想，从哲学上认识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分工问题，到人的本质，革命的本质，劳动的历史地位和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重新全面梳理。​

东方尤其是中国，在工业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如何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从解放劳动者的初心来说，如何让劳动者真正得到解放，而不是回到原点，进入悖论。毛泽东从哲学上做了解答，脱出这个循环的钥匙在毛泽东手中。学习毛泽东，遵循毛泽东的道路，将会使东方人民开创人类新的历程。

​4.分工与劳动

分工产生于劳动，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有些分工远离劳动，看起来自然存在以致于产生了这种分工永恒的虚幻。

从宏观上说，教育能改变分工的差异和代继遗传，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改变地区的分工趋势，人民共同占有资本能改变资本积累造成的分工遗传，因而这种改变成为革命的核心问题。劳动者联合起来取得政权后，如何改变劳动的分工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关键。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受社会历史客观因素的影响，受政权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制约，取决于革命后先锋队的认识和实践。​

企业的架构能否实现分工与劳动的统一，历史证明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中国在1959年前后出现一批鞍钢宪法类企业改革，证明在落后的生产力下可以实现这种分工的统一，分工差距的缩小。在农业上，王国藩，陈永贵式的农业组织，管理者也是劳动者，这种经济组织极大的提高生产力和改变了客观环境。

新时期的华为企业，其基本要素是劳动者共同占有资本，劳动者参与管理，极大的焕发了劳动者的创造力，成为市场经济的娇娇者。在西方，以马斯洛理论为基础的管理革命，核心是让劳动者参与管理，缩小劳动中分工的差距，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提高了生产力。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核心也是让劳动者参与管理，缩小分工差距，让劳动者的意志与身体形成统一，有助于劳动者的创造性发挥，提高生产力。新时期的例子和西方的管理革命从微观上证明，生产力的提高核心不是谁占有生产资料，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问题。而是劳动中分工的问题。劳动者参与管理能极大的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提高生产力。​

东方国家在改革开放前，解决劳动中分工问题最有先决条件，理论上公有制经济是劳动者共同占有，实行管理与劳动的统一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碍。而且这种统一与革命的初心是一致方向，同时有助于在政治结构上改变少数人执政的架构，使国家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形成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架构。东方的改革基本都走向歧路，没有朝着劳动者的解放道路前进，没有在劳动的分工问题做出努力。西方在朝人的解放进化，东方却在把人朝动物方向驱赶,人为加大劳动者的分工差距，甚至把管理从劳动中彻底分离出来，并且为这种分工制造理论根据，强化分工趋势。​

​5. 分工与法律 伦理

法是分工的规定。它是统治阶层，用法律语言来表达对分工的认识，代表了统治阶层的伦理与道德意识。法律规定的清晰程度不减少分工带来的矛盾，只表明矛盾的深入和繁复。最好的法律表现在人们的认知程度，在人民的头脑中对于法的尊重。​

1975年宪法，质朴凝练，总结了社会分工的基本状况。它表达出劳动中的分工差距缩小趋势，用法的规定，指明管理与劳动的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第一部划时代的法典，空前绝后，代表了人民和谐统一的趋势。​

劳动者经过千百年的压迫统治，终于有了自己意志的产物。此前的1954年宪法，还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承认剥削存在的现实，承认管理与劳动分离的规定。20年后终于彻底消灭了剥削的生产方式，管理与劳动不再截然对立，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基本形式，恩格斯说的人类自由王国有了雏形。人的本质回归劳动创造，劳动者的意志与身体统一有了开端，劳动者作为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作为真正意义的‘人‘有了开始。​

这部宪法代表着劳动者的先锋队革命意志坚定，革命初心不改，革命的目标矢志不移。代表着1949年取得政权后，革命的继续。在东方国家中，先锋队经过近40年革命，都表现出革命意志的衰退，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们把逐渐不合理的机制，规定，劳动与管理的分离视作合理和永恒。他们的改革只从物质利益增加着手，最后走向市场经济，劳动者重新被管理，成为劳动的奴隶，改革的短期效益降低，经济运行轨迹如同西方资本主义，改革走向自己的反面，先锋队与劳动者对立。改革走向反革命，拉历史的车轮后转，被广东人民唾弃。​

东方的大国，只有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劳动者先锋队，在1975年还在坚持，用一部社会主义法典陈述自己的决心和意志，用实际行动表明迈向社会主义的坚定步伐，贯彻劳动者的道德和伦理。这在用事实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劳动人民的道德和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