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期、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华民族害过两场“大病”。
第一场大病，是吸食鸦片病。这场病让我们沦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更可悲的是，这场大病还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丧权辱国症、崇洋媚外症、奴颜婢膝症、买办症、惧怕洋人症、卖国求荣症、充当汉奸症等等。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精神麻木症。鲁迅就是为了医治这一病症而抛弃医学改学文学的。这场大病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那一时刻起才算痊愈了。
这大场病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也是当时腐败的“中国领导者”导致的。几个、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齐心协力，用武装炮舰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让倾销鸦片在中国合法化。吸食鸦片几乎席卷中华大地。当时中国城乡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烟摊，成千上万的国人吸毒成瘾、成病。整日、整月、整年浑浑噩噩，一片迷茫。没有理想、没有斗志、没有反抗。好在这场大病中唯一残存的，就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心中，还留下了老祖宗传了五千多年的那些传统道德。
这场大病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给中华民族烙上了一个“东亚病夫”的“雅号”。这场大病历时一百多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割地赔款，甲午海战惨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宰杀国人，火烧圆明园、日本人在中国大半个国土上的烧杀肆虐，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忍受了华人与狗不得同入的奇耻大辱，国人分崩离析，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拿着帝国主义从背后递过的刀相互砍杀……。真是不堪回首。
在这场大病中，国人记忆最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第二场大病，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国人们吃了邓小平开出的“富民”药方，都患上了“一切以前向钱看”的高烧病。烧得人人头昏脑涨，迷糊不清。除了记得一个钱字外，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场病的病症就是：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什么传统美德，什么仁义道德，什么礼义廉耻，什么讲诚守信，就连蒋介石倡导的杀身成仁的精神都没有了。全民族就是一个信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逮住老鼠，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可以不择手段的各显神通：抗蒙拐骗、尔虞讹诈、贩卖人口、贩卖毒品、杀人越货、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开设赌馆、开设妓院;为了钱财、地位，政府官员，部队将领，可以买官卖官;为了钱财官商可以勾结、官商与黑社会可以勾结;为了钱财，为了争当“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国人可以相互残杀，孙子能为财产竟然大打出手，打瞎自己亲爷爷的眼睛，为了钱财孙子可以勾结一帮自己的同伙绑架自己的亲爷爷亲奶奶，外孙女为了钱财可以杀死自己的姥爷、姥姥，为了钱财男女情侣可以相互动刀刺杀，父子、母子、兄弟姐妹为了钱财可以不顾脸面对铺公堂，相互指着对方发出不堪入耳的叫骂;为了金钱、享乐，女大学生甘做“达官贵人”们的二奶小三，愿意让人包养自己;为了借钱女大学生可以让债主拍自己的裸体照，以作借据……。连八国联军、日本帝国主义都未能撼动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在这场大病中也几乎全被颠覆了。一切向钱看让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光怪流离的社会，沦为了一个不堪目睹的社会。
这场的大病不在外敌所为，而是邓小平理论毒化造成的。这场大病把我们的国家，把我国的人民带上了一条邪路!我们由一个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变成了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两极分化比资本主义还严重的国家，一个成批成批的官员贪污腐败的国家，一个清廉指数排在世界倒数第几位的国家，一个人与人之间毫无诚信的国家，一个吃住行都不安全的国家，一个什么都敢造假的国家，一个法律可以不被尊重的国家，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家，一个挺不直脊梁的国家，一个是非混沌道德沦丧的国家，一个丢失了灵魂的国家。
令人痛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是讳疾忌医，用手紧紧捂着没有缝合的，仍在流血的伤口，不让人查看，不让医生治疗。
听听百姓的心声，问问百姓的意愿，看看这个伤口要不要缝合，该不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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