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鸿章是否卖国的争论所想到的——谈谈历史虚无主义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的看法

        去年年末，社科院出了一本集子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文选》，收了彭秋归的一篇文章叫《李鸿章卖国还用质疑吗？》（下称彭文），此文与端木赐香的网文《李鸿章卖个国容易么?》（下称端文）针锋相对。这篇文章既分析历史虚无主义，又对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些看法。

        就端文言，很明显是为李鸿章开脱，想要摘掉李鸿章头上卖国贼的帽子。认为其虽然纵横晚清政局四十载，但因为天下是慈禧的天下，皇帝是慈禧的皇帝，大臣是慈禧的大臣，因而将卖国的责任推向慈禧，认为李鸿章纵有“挽社稷于危难，扶大厦之将倾”的雄心，无奈处处掣肘，结局只能是慈禧的背锅侠。所以晚清山河沦丧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一人卖国，认为其“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无奈苦了为清廷打工的那一帮能臣，“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谁叫咱摊上慈禧老佛爷这一顽主儿呢？李鸿章身前身后都被人拉来垫背，实在是可悲可叹。

        就彭文言，无旁征博引之史料，又无历代史家评论，仅就其签了一些卖国条约就厉声喝道：“李贼卖国，铁案如山，尔等无需多言！”文章中历数李的罪状：1、李鸿章明知条约卖国，依然明知故犯；2、和戎为权宜之计，受贿签订卖国条约；3、一味妥协退让，彻底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4、洋务运动的成绩是边边角角，过于片面。因此得出结论：李鸿章头上的卖国贼骂名，摘不掉！旗帜鲜明，壮怀激烈，阔论凿凿，犹如板上钉钉，不可辩驳，使人侧目。

        两篇文章各执一词，针尖麦芒。但都走到同一个极端：端文从李鸿章个人出发，以其个人境遇对其所作所为做道德评价。将李鸿章责任撇的一干二净，妄图摘掉扣在李鸿章头上的卖国贼帽子；彭文也从李鸿章个人出发，也做道德评价，但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将李鸿章卖国贼的帽子扣紧。这样都比较偏颇，有失公允。那么是什么原因要社科院的学者对着一篇网文开炮？这就要从历史虚无主义说起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一个新的名词，是一种借否定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进而乱史灭国。这个既可以看成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又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

中国历史是一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环史。政权，不论是封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政权，其存在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封建制度下，当土地以任何方式被一部分人所有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土地来维持生计的人按照其对土地要求的程度与土地所有者——领主或者地主——形成一种隶属关系。不论政治上表现为何种形式，只要这种生产关系没有变更，封建制度的本质是不会变化的。封建的形式变了，但封建的实质并没有变。秦及以后的专制王朝，和秦以前的封建王朝一样，都是寄生在农奴的劳动生产剩余上。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以及其所豢养的国家政权，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寄生于对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行压榨和剥削。理论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合法性已经确立，而且这个政权并不是寄生于对工人或者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其经济基础当然是公有制。但是现实的生产力又不能达到直接废除私有制，因此只能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所言的那样逐渐的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个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政权存在的基础和全部意义。从这当中不难看出，社会主义证权的存在，是要依靠并利用一部分在私有制尚未完全废除的情况下私有制所产生的利益，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在社会主义政权中存在资本主义，存在资产阶级，现实中默认剥削的存在，并且利用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但至少在理论上绝对不承认其存在或是其存在的合理性。

于是，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转变，掌握着社会物质生产的阶级就要寻求占有和掌握社会的精神生产。这样做益处有三：一是为不合理的占有合理化；二是内化生成出维护这种合理占有的力量；三是调节内部阶级的关系，缓和和消弥其抗争力量。我们知道，此时掌握社会物质生产的不仅仅有无产阶级，还有资产阶级。因此，到了这里问题就清晰起来，历史虚无主义和与之针锋相对的批判，其实是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精神生产与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精神生产之间的斗争。根据以上分析，很明显可以推出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否定马克思主义，拔高西方思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传西方政体；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宣传资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第二，利用各种方式鼓吹私有制的好处和合理性，攻击公有制；第三，威逼利诱，分化拉拢无产阶级政党，不断排挤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存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拉虎皮、做大旗”的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一部分私营企业者，也有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腐败变质丧失党性的分子。当然，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除了将其占有合理化之外，还要满足资本的再生产，将历史变成商业化的消费品，正如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而也把历史变成商品。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由于它的生存条件，他要伪造一切商品，它也伪造历史，因为在伪造历史方面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赚的最多。”现在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表现往往将本该严肃的历史娱乐化、野史化、庸俗化，用一些历史的边角料来粉饰历史，似乎因为其体现了人性而温情脉脉而更加容易被大众接受，攫取更多的利益。这样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内都内化出维护这种合理性的力量，社会主义政权在理论上绝对不承认其存在或是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坚强意志在资产阶级的温水煮青蛙的威逼利诱下也只能放弃抵抗，投入资产阶级的温柔乡了。但是，为了迷惑人民，它已习惯用粉红色的幻想挡住人们的反思的步伐，真是口嫌体正直。因此很明显，历史虚无主义越是兴风作浪，就越是说明其经济基础发达，受其影响的群众越多；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越是无力，就说明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越是孱弱，群众基础越来越不牢靠。

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但是，仅仅流血是不行的，天兵天将、义和团、黄花岗烈士流的血还少吗？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农村和农民，一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一个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共产党放弃了俄国城市中心论而转向农村发展并迅速坐大，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城市工人阶级并不发达，于是转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并且取得了成功。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有所瓦解，但是过程十分缓慢。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仅仅在开埠的地区，广大的农村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严丝合缝的封闭，但也嗅得到渗入的新气息。但这些新气息对于当时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来说，就像是在石家庄高达1000的pm2.5指数的空气里放了一包新鲜空气，不仅无助于降低pm2.5指数，反而让自己也变成了雾霾。当时的农民忍受着双重压迫，一面要向地主交租，一面要向国家纳税，要是遇到天灾人祸，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惨剧数见不鲜。而共产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不够强大，但只要发动农民阶级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就能依靠农民阶级，让中国的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积蓄力量，某天时机成熟星星之火也可引发燎原之势。农民阶级固然是可以依靠的，但是党认识的很清楚，农民阶级虽不像民族资产阶级那样具有摇摆性，因其天生的局限，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更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先锋队。革命年代斗争激烈，时间紧任务重，生死存亡之际发动农民，不可能先给农民兄弟们讲意识形态，讲异化理论，而是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民兄弟们最熟悉的文化形式中去发展去找寻一些例子，而传统文化向来是强调“仁义道德”的，是强调“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厉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的，这些东西在今人看来无论包含着多少不合理之处，在农民兄弟眼里，合乎他们水平的评判标准的就是一条：善恶忠奸。因此党的宣传工作中就只能采取单一的、脸谱化的价值判断来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直接告诉农民兄弟孰是孰非，孰好孰坏。这样长期持续下来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就是革命的思维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国门洞开后随着西方资本涌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革命的理论的光辉魅力在未曾经历革命的新生一代青年中黯然失色，失去了吸引力。随着市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原来革命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宣传已经难以满足多元价值取向下的人们的需求，这样在革命理论被执政党束之高阁，传统思想又被政治运动批判的体无完肤，支离破碎而不堪大任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真空就只能让强势的资产阶级思想、苟延残喘的封建残余乘虚而入了。同时，经过市场经济洗礼过的网络一代的思想早已与农民思想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他们对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感受远没有对大气污染、言论自由被限制、以及高不可及的房价的感受来的直观和迫切，因为这些直接关系着他们的生活。而长期的非善即恶的教育又使年轻人的思维固化，不会经过理性思考轻易将社会发展中的负面问题直接归咎于执政党。而党为了保证思想的统一和共产主义的正统地位对言论所进行的一些限制，也成为了当代青年对政治现实中的某些人物和事件评论的禁区。不能针砭时弊，就只能借古讽今了。而近代中国社会纷繁复杂，共产党直接参与其中，各种人物事件层出不穷，既有军阀混战，又有国共相争，自然也就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寻找材料最好的来源了。因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与扩展，特别是网络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在广大青年中的传播，执政党的某些政策是需要反思的。可以说，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从未面临着如此巨大得压力和挑战。

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逻辑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从1840年被列强侵略以来，太平天国的农民，洋务运动的官僚，戊戌变法的维新派都失败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派只赶走了皇帝，但共和国壳子好歹是有了；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给国民党打工没发工钱不说还被国民党倒打一耙跑到山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这一百余年的艰苦卓绝的抗争后，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官方的语言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逻辑是：造反历来都是你行你上，你不行，就得死。但是，仅仅不怕死是不行的，天兵天将怕死？六君子怕死？义和团怕死？黄花岗烈士怕死？他们都不怕死，那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农村和农民，一个是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一个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共产党放弃了俄国城市中心论而转向农村发展并迅速坐大，本身就充分说明了城市工人阶级并不发达，于是转而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战争，并且取得了成功。因此，这个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果子，地主阶级洋务派没摘到，资产阶级维新派没摘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摘到，反倒是大山沟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摘到手了。但革命成功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果子那么简单，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包括：

第一、革命理论合法性的确立和维持，而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革命理论的合法性一旦确立，会有一系列的后续手段加强和巩固其地位，自然也是从理论上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丘吉尔曾说：“历史总对我不错，因为它是由我书写的”，天下打下来自然免不了论功行赏，当然对历史这个小姑娘也少不了要涂脂抹粉的打扮一番，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标签化便是一例。

第二、革命思维的延续，核心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党的指导理论没有及时的切换到执政党模式，仍然以坚持以斗争为中心的革命理论，这也成为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完成国内建设与抵抗美苏霸权压得共产党喘不过气来，对内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对外美苏霸权又无能为力。革命思维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而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就是有敌人要上，没有敌人创造敌人也要上。因此，中国近代史上的那些是非人物就成为需要创造的敌人，变成批判首当其冲的目标了。

在维护中共执政合法性下，以革命思维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自然是以道德评价为依托的程式化，标签化的盖棺定论，道德评价的正确又意味着政治正确。这样就为党执政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保障和历史基础。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往往打着还原历史的旗号去发掘史料，所发掘的新的材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真实，使人读起来有“虽在意料之外，也属情理之中”的感觉，而这点，却恰恰模糊了历史人物的阶级性和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同时也衍生了把历史必然性偶然化，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化的倾向。

 

社科院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偏离

革命的合法性经过漫长的斗争已经深刻在每个中国人脑海里。但是革命的合理性并不当然成为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毕竟没有经历革命的这一代人并没有见识过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但他们知道革命牺牲巨大，因此惧怕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个时代没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诉求。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历史和人民会不会继续选择共产党呢？也就是说，如何从革命的合法性中发现可用之处，从而为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保持共产党执政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合法性的延续，就是理论工作者工作的重点了。

《求是》上刊登过龚云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篇文章，分析比较到位，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就是作为宣传的历史和作为学术的历史的区分。有的学者认为，某些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标榜“价值中立”，但却忽略了历史研究的的意识形态属性，回避政治，貌似客观却却陷入了为近代统治阶级辩护的窠臼，正如列宁所说：“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我们既然一直强调以史为鉴，历史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要汲取。在宣传工作中往往有“所好则钻皮求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的倾向，以致于当人们有条件接触更多史料时，就会对长久以来对历史人物的宣传所形成的刻板印象产生怀疑，比起宣传中冷冰冰的面孔而言，有血有肉的形象反而更加鲜活，进而对宣传产生厌恶，对历史人物产生同情甚至理解其所作所为。这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一个因素，而这正是意识形态部门在宣传工作中的不足之处所造成的，是反面的经验。而学术研究固然有其阶级属性，不能回避现实政治，那么就更有必要从学术的角度上将历史讲清楚，讲透彻。“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的这句话生动的解释了理论与群众相结合的道理。但是，能掌握群众的不仅是阳关大道，某些歪门邪道、旁门左道披着伪善的面纱往往比阳关大道更能诱惑拉拢群众。因此马克思又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那我们为什么不抓住事物的根本？不抓住历史人物所作所为都不能超越那个时代，不抓住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具有必然性来分析？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但是现在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们仅仅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一些戴帽穿靴的批判，对历史人物一竿子打死，只谈是什么，不谈为什么，这样的批判本身就不具有说服力，也怪不得群众要用脑子投票了。

谈原因，特别是谈社会现象的原因，有的学者往往要么大谈西方思潮的影响，认为改革开放，西方思潮涌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要么阔论国内某些学者的肤浅，对西方思想依葫芦画瓢，反思诘难唯物史观，为历史虚无主义火上浇油。另外对党在宣传舆论阵地上的守势，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去考虑现在青年的需要，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局限在批判西方思想、批判自由化的小范围内，变成一项精神贵族自娱自乐的活动。他们当然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一定要从经济上着手的，任何一个行将就木的思潮沉渣泛起，一定有一定的经济因素在其中搅动，一定有经济基础为其生存提供空间。因此，一些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看似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恰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仅仅局限于片面的道德评价，简直就是“马克思精神世界的全部丰富内容，被迄今为止的马克思思想阐释者缩小到何等狭小的范围，被唯物主义弄到这么贫乏”在当代中国思想战线上一场生动的木偶样板戏。

再来谈谈李鸿章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无非是想借着还原历史的旗号，抽取历史中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另一面来证明似乎仅凭这些就可以推翻他们在历史中的定位，进而否定历史。然而历史不是这样，历史不是历史人物作为个体的人散发出的某些人性光辉就能将那个黑暗的时代照亮，成为引导社会进步方向的灯塔。历史没那么浪漫，革命不是领袖振臂一呼，群众山呼万岁就会成功的浪漫主义；也不是用竹竿挑下巡抚大堂上几片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的吊诡。英雄站立风口浪尖，手握号令扭转乾坤这只是它的表象，而在其背后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血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的凄惨。红到极致就是黑，不要小看薄薄的汗青，书写它的除了一片丹心之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的热血。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到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历史是吃人的，它所包含的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獠牙。不论是粉墨登场卖力表演忠臣贰子的还是作壁上观的吃瓜群众都免不了被其鲸吞蚕食。李鸿章也好，端木赐香也好，彭秋归也好，如果仅仅从仁义道德去评价，他们在书写历史的同时也被必然历史所吞噬。彭文的逻辑可以商榷，但似乎有以道德中心主义为依据另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首先拿出李鸿章执掌外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并说道“中华民族历来不乏视死如归的将士，不乏毁家纾难的民众，不乏据理力争的谈判者。即使放在李鸿章处境下，也有在沙俄威逼利诱之下，仍屡次严词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驻俄公使杨儒”，但是彭文不自觉的犯了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恰好是彭文所批判的一样：企图用道德合理性来绑架历史的发展的不可逆转性。作者忘记了，仅就当时中国的国力而言，假设李鸿章、杨儒拒绝签署不平等条约，中国就可以免受列强欺凌吗？就能挽回国土沦丧？李鸿章不签署，也会有王鸿章张鸿章来签署，这是历史的必然。这里不是说爱国无用，必须承认，杨儒不畏强敌据理力争精神可嘉，也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勇气和胆量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提供了精神支柱。但是仅仅看到这些人的精神，认为单靠些精神就可以拯救中国，而忽略了另一些人的实干的话，和鲁迅先生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有何异呢？

其次，承认“和戎”是权益之计，“变法”才是根本之道，但认为“和戎”不应该受到褒奖。令该还特别提到了受贿，并以此唾弃其道德。“和戎”具有两面性，一面是权益之计，为改革争取时间，同时又使中国不情愿的融进近现代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因该看到，落后国家和戎只能是乞和，因此只能签订不平等条约大肆出卖国家利权，徒增人民负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和戎而轻启战端，胜败暂且不论，在内有发捻回苗起事，外有列强虎视鹰瞵的清王朝，一旦战事开始，所费恐怕只能用“甚靡”二字来形容了吧。更何况当时根本没有资本与列强讨价还价，战败求和，不战亦求和，李鸿章和戎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舍此之外，别无他法。另外，将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仅仅局限在道德层面，而不谈当时晚清内忧外困的政治状况，和晚清“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势之强弱，不论事理之逆顺，袭取南宋诸君子之唾余，侈口言战，自诩忠愤”那些清议误国的士大夫又有何异？想必若派彭先生出使帝俄，嘴炮不仅可以力挽狂澜，还可与沙俄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一较高下呢！

再次，认为李鸿章就是主观卖国，列强一威胁就马上乞和，如社科院《中国近代史稿》所言甲午中李鸿章始终坚守“彻底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似乎言下之意以为清政府果真是李鸿章的清政府，天下是李鸿章的天下呢！当然，李鸿章为保存自己的政治资本而按兵不动导致战机贻误是必然要批判的。但是李鸿章是不是主观卖国呢？甲午中翁同龢衔西太后之命问策,同见鸿章，即询北洋兵舰。鸿章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徐掉头曰：“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同龢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鸿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言辞之中因满人猜忌，同僚倾轧所以无能为力可见一斑。陈恭禄评价李鸿章所言“李鸿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国内大政往往预闻，深愿中国有所改革，而多不能成功，颇为失望，对于清议，尤痛心疾首”。在李鸿章与王闿运信中说道：“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良用喟叹。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盖守旧不变，日以削弱，和一国又增一敌矣……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这难道是一个天天想如何着卖国的人说出来的话？彭文甚至引用御史刘恩溥清议“李鸿章办理海防二十多年，耗费数千万两，曾杀过鬼子一名否？他一味献媚于洋人，固宠求荣”。照这个逻辑，上至太后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应该持械御敌啰？那军费谁来出？军粮谁来种？真是可笑至极。

最后，认为李鸿章虽有洋务改革之功，但这只是其一生次要方面，卖国才是其本质，是主要方面。与他的卖国行为对中华民族的伤害相比，他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所言甚是：“天下惟庸人无誉无咎……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必须承认的是，历史将满清推向了世界舞台，李鸿章也被卷到了历史的大潮中，不论李鸿章毁誉如何，也不论他自己是不是愿意和戎变法，但他作为满清政府的代言人，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卖国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他阶级性的体现，虽然在这个要求听起来多少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没有清政府的卖国行径，中华民族的又要多久才能认识到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又要多久才能激发呢？恐怕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一段时间吧。也正是因为这样，地主阶级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救不了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最后才挽救了中国。李鸿章无法超越这个时代，也无法脱离阶级，但是将时代的本质硬生生的归于个人，直接扣一个卖国贼的帽子，恐怕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是——人书写的，如果把一切责任归结于时代，历史就少了几分生动，多了几分必然，进而会滑落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个另一个深渊——历史宿命论上了。因此总要有人承担时代所带给他们的毁誉，幸运与不幸是李鸿章的一体两面，一如梁启超所言：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道德评价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的一种，但是这种评价并不是全部。当然也绝不能因此就否定道德评价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全面的把握，既要了解道德评价的好处，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另外，从历史人物个体或者将历史事件拆分为历史人物个体的活动，再加上历史的一些边角料粉饰进而虚无历史，往往因为其打着还原历史的旗号而更具迷惑性。在没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情况下，很难在历史纷繁的迷雾中看清真相，因此，抓住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阶级性、时代性，从社会物质生产去分析精神生产，才能将理论搞透彻，才能抓住群众。

一些思考

文人对于历史，往往开上帝视角站在道德高地上指点江山，往往“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其人自视太高，立功太易，不知文人之立事功者，不过千万人中之一二，何能以之例推天下之士？其不自知者，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曾亲历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实之报告，以之立论，则远去事实。尤有进者，人才深赖家庭教育社会之养成，难于脱去由环境而生之弱点，一旦排斥去之，其代之者，果能胜任耶？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徒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这正是对清议误国最好的阐释，也是对一些文人谈历史的绝佳反驳。

端文与彭文的冲突并不简单是李鸿章是否卖国，也不只是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的问题，它其实折射出的是我们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撕裂和尖锐对立。而我国，没有任何问题能像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这样，一旦某个观点被抛出，总是各持己见，攻讦挞伐，不能形成一个双方都承认的共识作为讨论前提，这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在笃信宗教的西方国家里，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所衍生出的对彼岸世界的强烈向往是一股与现实性相抵抗的巨大力量，它保卫者人的精神家园，建立了一些让所有人都认同的伦理底线，并对这些些底线保持敬畏。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浓烈宗教氛围，也没有持单纯的宗教传统，我们的宗教不是让人忏悔而是让人捐钱，中国人没有对彼岸世界的巨大向往，渴望精神解脱的强烈意志。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宗教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处正在逐渐消亡。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为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提供依据，因此，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对立只能在此岸世界解决。但是目前为止，由于有些打着真理的红旗垄断真理现象，这种共识还没有达成的迹象，因此长久的持续的争论是停不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