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纯粹的公有制，这决定了国家可以动员所有社会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基础。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彻底摧毁了或新或旧,大大小小的社会组织，消灭了任何足以对抗中央的社会异己力量，铸就了强有力的党组织和中央政权，这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政治与组织基础。由于是公有制经济，人们没有太多私心杂念而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可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合力，这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基础。
正是在这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在短短30年内就把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从二三百年缩小为三、四十年，建立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我们勇敢应对并成功化解了来自外部的诸多挑战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苏联逼债、中苏战争、中印战争等战略讹诈、经济勒索与军事挑衅。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励精图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最后在非洲朋友和国际进步势力的鼎力相助下突出重围，恢复联合国席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实现了中美、中日、中欧关系正常化，为中国和平崛起揭开了新的篇章。这些成就辉煌永驻，震古烁今，人所共知，兹不赘述。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被大幅削弱，社会动员机制就不太容易像原先那样发挥作用了。由于有了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私心杂念。“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也就不容易形成巨大的社会合力。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也产生了部分癌变，在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之间出现了边界模糊的灰色地带。以这些灰色地带为土壤，以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为中介，滋生了一些经济社会的赘生物或者干脆说是寄生体并且呈不断蔓延之势：从规模较大的方面说有粗野横暴、蛮不讲理的垄断寡头与强势集团；从规模中等的方面说有地方政府与集团公司遍布各地的游说机构，如驻京办等；从规模较小小的方面说有黑社会组织、大大小小打擦边球的中介和政治社会掮客。以上这些新生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衍生物，它们既和政治运行有着极为复杂的连带和互动关系，也极大地腐蚀了权力系统和社会肌体。它们像天女散花一般分割、圈占优势领域并网状增殖为相互勾结，彼此串谋以抵抗、消解和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并造成极大社会不公和民怨沸腾的，横贯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利益共同体及次生利益集团。正是这些利益共同体和利益集团的主导之下——从经济谈判到选拔人才，从升学考试到招聘录用，从才艺表演到媒体发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潜规则都大行其道，这既瓦解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涣散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系统和组织基础，还动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社会基础。
一、权力绑架市场
就改革开放进程本身而言，也要分开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从社会边缘即农村开始发轫，然后逐步推进到城市。本着解放思想，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从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从土地经营权的大力革新到物价体系逐步放开，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都极大地盘活了社会资源，激发了社会活力。整体而言，这是一个做大蛋糕，利益共享的时代，利益分配也比较均衡，是人们一致对改革充满无限的希冀与期待的美好时代。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的具体路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几乎把本来朝气蓬勃的经济社会革新带入了严冬。其突出表现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在改制过程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并转移为私人所有而造就了一批超级富豪，一是以减员增效的名义迫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而使他们生计艰难。应该说，随着企业换代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技术排斥劳动力也是一种客观趋势，但问题是我们一方面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也没有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合理的补偿而使他们为改革承担了巨大的社会代价，而高歌猛进的私有化进程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极度恶化了下岗失业人员的生存与生活条件。同时，一方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增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农产品价格的长期徘徊低迷与农业收入增长的停滞甚至是大幅缩水。这两种因素交互为用，成为撬动农民工进城务工大潮的有力杠杆。由于户口等一系列制度因素约束与影响，农民工价格比城市工人更为低廉，也更有利于节约资本，积累财富。正是大批农民工离乡进城不但启动了城市建设的序幕，也打响城市化进程的第一枪。但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农民工进城也意味着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对集约型、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某种程度的反动与颠覆。就此而言，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体完成之后，技术含量低，资金容量大，劳动消化强的房地产成为解决就业问题乃至城市化进程的不二选择或许只是题中应有之义。或许可以换一个新的角度：大批农民工进城其实是把原先的城乡二元对立从原先的城市与农村在空间上的分离与隔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空间上的并存乃至是融合。当然，这种融合只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而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因此，这种融合非但没有解决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问题，反而是由于空间上的并存而使得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更为显豁和鲜明。这不但会为社会治安问题埋下隐患，甚至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对立与分裂，而这一切又是以农田撂荒、农村凋敝、农业萎缩为代价的。分税制的实施激发并鼓舞了土地财政，而房地产经济的畸形发展——尤其是在天价房产主导之下，房产经济吸纳、消耗、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从而使住房从生活必需品退变为奢饰品乃至投资品和投机品之时，住房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社会财富抽水机，房产经济其实是解放后新一轮的“农村包围城市”，是资本引诱利用农民通过房产这一财富分配杠杆不断蚕食消灭在城市中工作生活的社会中坚乃至知识精英而使之重新贫困化的历史过程。这与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包围城市”不论目的、手段、社会效应还是历史意义上都有着天渊之别：毛泽东发动的“农村包围城市”是要解决政权问题以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完整统一，并以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历史前提和逻辑要件。而眼下以房地产为经济重炮发动的“农村包围城市”是经济寡头凭借优势资本对城市平民的疯狂掠夺。其结果，一方面，金融货币和人力乃至学术资源流向技术含量低房地产会导致新发明、新创造、新技术、新应用的研发与推广能力的萎缩和退化而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也会通过有房与无房或房多与房少造成社会分化与阶级对立。从表面上看，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造就了高楼林立金碧辉煌的繁荣景象而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而在实质上，却是城市平民财富流失，购买力锐减，需求萎缩的逆城市化过程。这不仅影响着社会文明发展程度，也在客观上影响甚至制约了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到内需拉动型经济的顺利转型。
二、出口导向型经济
以出口为导向，不断扩大海外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暂时抛开质量和性能不说，出口产品的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而在管理费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要降低价格首先就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也就是要降低工人工资。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低价优势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地租成本几乎为零，但更重要的就是极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不断压缩的劳动力成本。而这既是造成了工人的贫困，挤压了国内需求，也制约了国内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影响了国内教育科学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这和房地产经济的对资金流向和人力资源配置的误导一起，共同造成了国内科技研发能力的萎缩，而这又使中国经济在整个国际分工处于极为不利的附庸地位。内需拉动型经济不但能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改善和提升人口素质，也能促进的文化的繁荣，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大幅提升国家的科研能力和文化竞争软实力。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更不是要否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社会与历史地位。而是说，如果要在逻辑上排一个顺序的话，必须把解决内需放在首要的位置。不解决内需问题，就不能为发展出口导向创造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前提，只有在解决内需，提升文明程度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的制约，在缺乏资金和技术又迫于全球化条件下后发国家极其容易被边缘化的巨大国际压力，在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路子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当然有其特殊时期的历史合理性在里边。但现在由房地产炒作导致不断上升的地租价格和由通货膨胀和汇率飙升造成的劳动力成本激增而逐步丧失原先的低价优势使得海外市场包括农业凋敝所造成的海外农产品市场都开始萎缩，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内需拉动的路上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轻易放弃海外市场，并且在机会有利时还要拓展海外市场。因为只有足够的海外市场份额才能赚取丰富的外汇和利润，当然这也要建立在除正常低格优势之外的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等诸多竞争力优势之上。
三、注水的工业化
工业化不仅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人类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鉴于进入19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和建国之初的国际形势，第一代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无疑具有十分远大的战略眼光。我国本就积贫积弱，饱受战火摧残，缺乏资本带动，又文化落后，科技不昌，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之下，一方面，在农村靠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通过剪刀差来为城市发展供血来进行资本积累似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另一方面，还要厉行节约，警惕“消费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以保证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说，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高速有效的资本积累，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必要条件。和谐稳定的生活通过平均主义财富分配，反对两级分化，覆盖全国的医疗网络和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加以保证；高速有效的资本积累靠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与厉行节约加以保证；斗志昂扬的革命精神通过学习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加以保证。如所周知，资本主义一方面会产生两极分化，造成阶级对立而引发革命和社会动荡甚至最终造成国家的重新分裂；另一方面也会由于提倡消费而磨灭精神追求而使经过多年血与火的打磨与锻造而浴火重生的民族精神土崩瓦解，这当然就等葬送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革命与文化革新的全部成果。因此，资本主义是建设新中国的最大敌人。在此意义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与解释。解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前，尽管在我国是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对立，但在城市，尤其是在工业城市走的却是以技术发展为先导的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正是农村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一方面为城市的内涵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另一方面也为城市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再加上西方的经济封锁以及后来的中苏关系恶化，我们既没有海外市场也没有技术支持，可以说特殊的历史阶段决定了我们建国后改革开放前行政主导型城乡二元对立体制的历史合理性。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合理性之下，“人多力量大”和“上山下乡”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与认识。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当然，这样说并不排除“上山下乡”背后的原因除了技术进步排斥工人要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之外也有应付饥荒与维护城市治理和社会稳定等更为迫切而现实的考虑。因此，改革开放前的行政主导下城乡二元对立既是两种社会生活的对立，更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立而在其本质上是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对立；是中西两种发展模式人类两种发展阶段在同一时空的并存，是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在新中国的彩排和预演。在一方面，这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对立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生产决定消费的经济模式和普遍的生活必须品消费需求与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共同作用，这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对立没有造成社会的断裂反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反观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率先开始的，但其结果是改革开放把我们从生活必须品时代带入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也把我们从量入为出的货币票证消费时代带入到了寅吃卯粮的信用超前消费时代。尽管以化肥代替农家肥，以中小型农用机械代替人力畜力而实现了初步农业的机械化，但正如孙立平先生分析指出的那样，由于缺乏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升级，由于“三农问题”的诸种深刻影响，由于耐用消费品时代粮食需求量的锐减和出于各种原因的粮食进口，由于社会保障的缺失等诸多因素使“市场经济主导型的城乡二元对立”实质上面临着社会的断裂而导致农村被甩出现代化进程之外。其实质是农业被抛弃，农村被切割，农村的维持与发展并不是靠农业的发展与进步而是靠进城务工人员从城市带回的资金。同时，在改革推进到城市之后，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把改革的重点放在诸如吸引外资、资产重组、明晰产权、分税制等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而对于技术，主要是从外国引进技术和生产线，更多主张消化吸收甚至是盗版而少自主创新。可以说，改革开放几乎把发展的重心全部放在了变革生产关系上，相对而言忽略了技术革新。所谓的“中国制造”，大体而言其核心技术还是外国的。质言之，其思路是粗放式的外延扩大再生产。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我国便消耗了全球当年消耗的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还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也就是说日本是中国的15.5倍。正是由于缺乏先进技术的引领，所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只能靠生产关系的调整来推动——从资产重组到明晰产权，从减员增效到农民工进城，从分税制到股份制改造，我们依稀都可以看到在全国甚至全社会范围内到进行生产关系大调整的影子。问题是除了人的活劳动之外技术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技术潜能被充分发掘之后，单纯的生产关系调整并不能真正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即使有所推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四、虚假的城市化
可以说，在没有高新技术引领的工业化作为支撑的前提下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只是形式化地从社会生活的表层把农民搬进了城市而并没有真正长久有效地解决他们的教育就业与户口和身份问题。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的虚假繁荣，一方面是农村农业的破败凋敝。用改革前的农村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型发展方式侵吞或覆盖城市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发展方式，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单纯的地理形式上取消了城乡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只是把城乡二元对立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城市中。如此一来，城乡的对立就变成了城市内部的对立，城乡的分裂就成了城市内部的分裂。而且，原先城乡的对立只是功能上的对立而非社会身份与文化地位的对立，原先城乡的分裂只是的经济上分裂而非政治权利与文化认同的分裂。即便城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社会身份、文化地位、政治权利和文化认同的对立与分裂，城乡之间的地理距离又会多多少少冲淡和削弱这种对立与分裂，至少对城乡不同的人而言视觉冲击不会那么强，心理落差也不会那么大。况且，还有共同社会理想与奋斗目标对这些视角冲击和心理落差进行弥补和缝合。今非昔比的是，一方面大家都有通过诚实劳动追求自己合法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贫富悬殊，衣食住行相隔天渊，政治权利社会文化地位迥异，尤其是被决策者熟视无睹的同工不同酬会大大刺激着弱势群体的神经。这必然会造成穷人富人或者说主导社会生活的中心人群与被甩出现代生活之外的边缘人群之间的对立，这势必会引发了诸多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问题。城管小贩之间频繁爆发冲突实际上正是这些问题极其曲折而隐晦的先行表现形式，其实质是准城市人员与城市边缘人尤其是农民之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不排除以后会发生城市边缘人与城市居民之间发生频率更高、规模更大的正面而直接冲突的可能。
总之，我们此前的发展模式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采用了粗放式的外延扩大再生产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枯竭，这对我们生活的环境产生了诸多如雾霾等极为不利的影响。可以说，经济发展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同时，由于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和监督不力而导致的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疏忽也给我们的社会生态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如钓鱼执法、道德滑坡，制假贩假，坑蒙拐骗，以至于苏丹红、毒奶粉、地沟油、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更为严重的是单纯GDP考核体系渗入校园和科研院所而导致的学术腐败使我们的发展失去了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如果究其原因，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财富流向上看是资本通过权力绑架市场，市场通过权力绑架民众；从社会溃烂上看是资本通过市场腐蚀权力，权力腐蚀民众。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权力与市场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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