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说人人骂官贪，那么民就干净吗?
这一问是找骂的。民可以贪，官不能贪，官手里是公权，民手里是私权，官应该比民觉悟高，民贪不是官贪的理由和藉口。但，这一问，也揭开了深层次的问题盖子。官从民中来，公权从私权来，民是官的土壤，有什么土壤就有什么植被，土壤污染了，植被破坏了，腐败的民滋生腐败的官就很正常。
一说腐败心里窜出火，这词扎眼，很挑神经。一说腐败，恨的自己没有了理智。一说腐败，就恨不得砸锅，大家都不要吃了。这锅是国，国怎么了，国有错吗?国字不是这么写的吗?总是在概念上打转转，这是政治玩法，政客们热衷于此，可称之“概念游戏”，自己转晕了，看别人都是晕的，自己犯傻了，看别人都是愚昧的。概念没有错，要错就错在人，得在国字后面加上人字，病的是人，国病即人病，概念不要往大的小，往大的说就虚得很，假得很。即便全民腐败，国人看来，自己腐败是合理的，是有原则的，是穿着底裤的，别人腐败是昧良心的，是赤裸裸的，该千刀万剐的。用腐败的嘴，去挑剔腐败的人，都是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私欲之下，私利之下，私心皆有之。私心苟存的背景下谈腐败，至少不要那么大肝火，心平气和的谈，才能谈出本真，谈出文化，谈出新意。此文简谈文化、体制与机制，不绕不逗，三个方面几个点：
一是文化问题是腐败的根本问题。我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墨西哥与瑞典这两个国家，人很庸懒，有钱都不赚，整个社会是享受型的，没有人象猪牛一样干活，不差钱也不崇钱，社会盛行清廉之风。在中国，周围的人都穷，一个人富是高高在上的荣耀，只顾自己享受，装高大上去施舍，甚至可以骂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瑞典，周围的人都穷，一个人富了是可耻的，是不道德的，这很让国人不可思议，国人无法用自己宽阔的胸怀去度量瑞典人，度不了，用疯子去解释就安慰了。2016年8月26日，甘肃康乐县农妇杨改兰在家杀了亲生的四个孩子，震惊全国。这个蝼蚁一样的家庭，可怜之处亦可恨。新闻报道说，杨改兰家里住满了蝼蚁，还有别的。此处留白有尖锐的诗意。破烂不堪的瓦屋与草房，原生态的生活状态，不知道中国富人看了有何感想?是不是住到这样没有污染的地方会长寿，可惜孩子就夭折了，可见生死与环境并没有必然关系。中国富人是否与瑞典人民有一样的羞耻心?社会是健康的，还是畸形的，傻子都明白，人人享受人生，才是人的社会，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社会，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为什么中国主流公知们，却喊着叫着“动物法则”——丛林法则。把社会推向功利的人是可耻的，今天完全可以这么定论。社会病就病在功利文化深入骨髓，整个社会是“丛林法则”下的动物本能释放。从这一点上讲，社会文化倒退了。封建社会尚且崇德、崇美、崇贤，当官以为民作主、造福一方为荣，到今天，崇钱崇利，好的一面全部砸了。社会终极目的是让人快乐幸福，享受人生，现在牺牲发展目的去寻求发展，非常糟糕。如果不从文化根本转变，或者说从文化上彻底清除功利毒素，腐败不可避免。
二是私有制是贪腐的基础。公有私有理论对垒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很多社会问题困死在这两个词里，得到不解决。要冷静下来，才会有良心与良知出现，愤怒与情绪化从不解决问题，只会把小事闹大，大事闹糟，把人性闹扭曲。话到此处，有两个权威词必须弄清楚，一是改革，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主持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历朝历代都有改革。二是开放，清朝末年，沿海几乎全部成为开放港口，香港租给英国，开放还深入内地城市如武汉。清朝被迫开放到没裤子，世界发达国家英、美、法、德、意、日都在中国划分区域搞开发，连葡萄牙这弹丸小国也占了澳门去开发，整体来说也不见发展什么。客观说，开放不是什么都是好，也有不利面。欧盟就是一个极度开放的经济同盟，连货币都是统一的，开放到差点国字就没框了，但是英国人民为什么还要公投“脱欧”?全球经济一体化，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美国打个喷嚏，中国就感冒好久，一国经济危急，马上产生连锁反应。股民受伤更厉害，股市既有中国影响，又有世界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异常状况都影响中国股市。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不要扣帽子，人类社会改革是常态，为谁改，怎么改，改向何处去才是关键。任何事物放到社会都会有两面，有人受益了，有人受损了，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中国改革是不顾一切改向私有，改向钱利，先前经济所有制改，然后是人心私化，现在想回头都难，人心被功利绑架了，被社会投机者绑架了。人人端着自己的碗，那怕是破帚也自珍呀，不愿意公了，公又公不了，私又私不好，社会各种矛盾交织，各种利益私下都在拱卒，将谁的军?其实，公有私有，面临的问题是同一个：利益分配问题。谁解决不好，都要倒闭关门。今天来看，要改革的并非所有制问题，而是分配制度问题。中国改革首先直接捅到私处，轰轰烈烈奔向私我与私有化改革密不可分。大肆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大资本家、大官僚实现再分配，把大家的钱放到少部分人袋子里，从偷偷贪腐，变成光明正大把钱合法分给七大妈八大姨，就是这么回事。瓜分以后，果然没有人喊腐败了，是果真没有贪腐了吗?非也。私有化后，老板如何处置企业资产是他的权利，根本就没有贪这个字，钱给谁是老板个人的权利，怎么给都是合法的。老板包二奶小三花的是自己的钱，旁人无可厚非，也合法化了。私底下，照贪照拿，老板不追究，就没有贪，一追究全部是贪民，一个样，还是中国人，还是中国文化，变个模式就不贪了，可能吗?从集体制到私有制，后遗症不只是资产私分了，更重要的是把私心分出来放大了。
以上两个问题，涉及社会根本转变，要动筋骨，不到天时地利人和，是动不得的。如今，改什么，为谁改，开放什么，怎么开，底裤要不要留着，搞不清楚，只有让社会各方力量在平衡中耗着。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治标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体制问题是治标问题。根本解决腐败问题的体制还在娘肚子，没有相适应的文化土壤，枉谈体制是害人的。笔者敢与任何人打赌，任何一家万人企业，任由人设计体制，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杜绝腐败。每天打口水仗的，起哄的，他们也许只管理过子女，却自以为得了社会治理良方;还有些学院派，拥高学历，戴着学术高帽，管过几个学生，自以为有治国雄才大略，都纸上谈兵罢了。关于体制，除了理论争锋外，大多是政治较量，水很深。
体制涵盖太广，体系太庞大，动哪都牵涉成千上万人的前途命运，不是那么容易搞。体制问题之干部准入机制，是体制问题的源头，源头污染了，长期以来在中游搞治理，治理得没完没了。这与一条河流的污染极其相似，上游源源不断排污，中下游努力治污，劳民伤财，无甚效果。况且这社会变化了，方法还是老套，不合时宜。
一是干部年轻化，让年轻人大有可为，培养年轻干部，很多官佬爷引以为荣。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中，这是一把扼杀当官理想的杀猪刀。到一定年龄升不上去，官就懒政，不作为，当官看不到希望，出路就只剩下发财，年轻化看上去很美，其实是诱导职务犯罪。应该来讲，从业年龄段(18-65岁)都是公平公正竞争，而不应该在用人机制上体现什么年轻化，什么岗位都限制年龄，这是僵化，是教条。一个企业发展，给员工最大的鼓励不是钱财，而是给员工希望，一个在四十岁未做到处级干部的人就绝望于官场，显然扭曲了人才规律，是压抑人性，无疑诱导犯罪!
二是公务员制度，过去的纯选拔制，民众不信任，那么考任制公平吧，人人平等，殊不知社会在强调这个平等性，却违背了人性和人才规律。现在考公务员的基本是什么人呢?一是毕业后，在社会找不到工作，或找不到更好工作，被逼无奈去考公务员，也就是说，报考公务员的群体在社会群体中不是层次高的，高次层的人才直接就业了。整个社会状况掉转了，一类人才去搞商业工业了，二类三类人才去做官。二是冲公务员铁饭碗，有灰色收入，有面子而来，一开始就抱定升官发财梦想，光宗耀祖的，这类占绝大多数。看公务员应该队伍排着长龙，顶着烈日，表着决心，内心没有几个抱着为人民群众服务理想的。报考公务员的群体还有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刚走出象牙塔的学生，没有社会经验，没有参与最基层的社会实践，直接进官场，成为准干部，这样的后备军，不腐败是无能，腐败并脱离群众要想得通。考上公务员，才高喊到群众中去锻炼，这种浮华制度是好看的，没有人能真正扎实下去。由此又想到选拔大学生村官，沸沸扬扬闹的，很给政府撑脸面，以我看是政府出面为学生做秀罢了，与时代已经脱钩。这年代，除了偏远小地方，哪个村没有大学生，哪个村没有可以教大学生的人才? 对社会变化一无所知的人在决策，我的心拔凉拔凉，我为人才感到悲哀!
三是入党制度，审查看似越来越严，特别强调积极，出发点无非保持纯洁性。要申请，要培训，支部书记要签名。结果呢，还是关系加任命，谁与支部书记好，谁就优先入。我的父亲是正直出了名的，当了三十年村官，都没有成功入党，原因很简单，支部书记怕有能干的人超过他，卡住不签名，你一辈子也别想入党。当然，这不能概全，但是机制上就是人说了算，命运控制在别人手里，这是事实。再看，什么人争着积极入党呢，当然是想着入党能升官发财，这样的人最为积极。处心积虑积极入党的，基本上最具有贪腐思想的人。所以，入党的门口几乎写着：想贪的进来，不贪的旁边!这样的党组织，如何能纯洁?入党程序那么复杂，想当个为民办事的清官，要先送礼，讨好支部书记，好官耻于干这么事，根本就不想进来。过去的老办法好，看上去很笨，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诸葛亮，好官是请出来的，事实证明，越积极当官越不靠谱，嘴上说的越动听，心里想的越糟糕。入党的大门大开，比现在的怀疑机制要强，要保持所谓的纯洁性，把机制搞成了拦路虎，反而不纯洁了。这样的机制，根本不让好人当干部，一个怀着发财梦想的去当官，除非让刘歉去变魔术，要不然在将来不可能变成好干部。
四是基层公务员全是没有参加过劳动的学生军，入门口掐死年龄，造成干部队伍先天缺钙。中国唱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居然没有几个干部从工人队伍中来，这是很悲哀的。现在恰逢大工业时代，工人、农民站在时代前沿，处在时代风头浪尖的企业工人阶级，他们拥有比较高的学历，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企业管理经验，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充分锻炼，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适合当干部。可是作为领导阶级的他们永远被没有经验的应届毕业生领导，社会被一群羊领导在开路，解决社会问题出洋相也要想得通。隔不久就有党的干部在公开场合闹出常识错误，成为新时代“官本位”的经典笑话，一个十几年几十年当官，没有当过百姓的人，有点傻帽要想得通。改革开放的政治成果是把大批的工人、农民投入到了大工业时代，这是邓小平留给当代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可是没人善用。干部的大门面向工人阶级的时代来临了，当局还在做千秋美梦，摸不着门道，大知识分子们在扯虎皮作大旗，自鸣得意，自我忽悠，这样一群脱节于时代的人居然自我感觉良好。
任何制度看似改革向好了，在没有想好避免副作用的情况下，改出一堆问题。改革要向着改良推进，一代接着一代往前走，不是把好的传统改没了，走一步退一步，还是原地踏步。考任制背景下，还要允许改良的传统荐才机制，让考任制的僵化有些灵活性，让官场生态有些新的亮点，对于人才本身规律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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