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吗?
周有光1月14日去世了，112岁，高寿，喜丧。
他的一死，一个大大的光环盖在了他的棺盖上——“汉语拼音之父”。盖这个光环的有《人民日报》的官微，新浪网的官微“头条新闻”，还有官微“央视新闻”。虽然“央视新闻”是这样报道的：“【有光一生，一生有光】今日，112岁语言学家周有光辞世。他以26个拉丁字母为注音基础，主持编写了至今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明历史的，从这短短的话里，是不难做出汉语拼音方案周有光是第一人的结论，实属与“之父”同义。
周有光对汉语拼音方案的贡献真有如此之高吗?
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语言文字网，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制定拼音方案的工作正式排上日程。在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内，设立了拼音方案组，成员有韦悫、马叙伦、吴玉章、胡乔木、罗常培、黎锦熙、丁西林、陆志韦、魏建功、陈家康、吴晓铃、林汉达十二人”。其中不见周有光。
在各种讨论和拟制拼音方案的过程中，主导改革方向和提出具体改革意见的始终是毛泽东主席。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在吴玉章的领导下，广泛向社会征求方案，“到1955年，收到各界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1955年2月，成立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为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周有光1955年才参与进委员会中来，排在末位。
在讨论拼音的民族形式问题上，“绝大部分人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在这方面周有光写有《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这是周有光跟绝大部分人的主张一致，用他的《什么是民族形式》支持了这一主张。没有看到周有光自己拟出的具体拉丁化的拼音方案。
1956年1月20日，在“吴玉章作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毛泽东主席接过话题，立即谈到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一事。……。毛泽东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而举棋不定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1月27日，“在中共中央《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中，再一次表明了‘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的态度。”即中央决定了汉语拼音应采用拉丁字母。
“在一九五六年一二月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拼音方案委员会提出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草案拟定后，召开文、教、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座谈，参与有162人，向各省各地征求意见讨论，参与人数在一万以上，收到书面意见4300多件。
根据各界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在1956年4月到1957年10月期间召开了10次会议，讨论和修订《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修正草案有王力、陆志韦、黎锦熙三人提出的修正第一式，丁西林、林汉达、韦悫、黎锦熙等人的个人修正草案数种，其中以林汉达的草案作为修正第二式。这里没有周有光的什么方案。
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设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由郭沫若为审定委员会主任，张奚若、胡乔木为副主任。委员有叶圣陶、叶恭绰、朱学范、沈雁冰、邵力子、陆定一、周建人、罗隆基、胡绳、马叙伦、许广平、陶孟和、黄绍竑、许德珩、舒舍予、钱俊瑞。”这里没有周有光。
拼音方案委员会将王力、陆志韦、黎锦熙三人的修正第一式和林汉达的修正第二式提交审定委员会审定，1956年11月21日，表决通过修正第一式作为《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方案。1957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
在官网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字改革的发展历程》中见不到周有光的影子，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大事记》中，也见不到周有光的影子。
可以推断，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员，应该是一名不重要的一员，说到贡献，《什么是民族形式》算是一份贡献吧。仅此而已，何来“汉语拼音之父”呢?
王力、陆志韦、黎锦熙三人的贡献是远高在周有光之上的。别人都故去了，只有周有光活到了112岁。周有光2007年10月31日以他的高寿之躯，中国人民大学向他颁发“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新华社报道时给他冠上了“汉语拼音之父”，活着的今人愿意给他戴，他也就乐意接受了，而地下的人则是永远不会跟他争的。屠呦呦同志是高尚的人，她获奖时说获奖是集体的荣誉，因为成果属于集体，而她只是比较幸运而已。而翻看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怎是一人的贡献呢?现在他刚一故去，又被多家重要媒体将这顶闪着金光的高帽高声吆喝着给他戴了上去。
几十年前的历史情况，现在多数人是不大清楚的，如果不说清历史，一些事就被无良的报道给歪曲了，真的历史被掩盖，编造的历史倒成了正识，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而被颠倒混乱的。
新中国前期的历史还不久远，互联网时代，查找资料也方便快捷得很，可是为何如此呢?也许正如有学者看出的那样，在拔高一个人的同时，不会没有别的目的，比如政治目的。如果再深探究为何拔高周有光?不妨去看看周有光是如何评论“不堪”的新中国和他心中的那个“美好”的民国的，如他108岁时曾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从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
资本时代的媒体拔高谁，赞美谁，贬低谁，或者借用所谓的“客观、中立”等“美名”提及谁评论谁，或者对一些出现的人和事却装作不闻不视，或却缄口不言或惜墨如金，他们从来都是思量极深极广的。这不，周有光又是现成一例。
201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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