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教归真.代后记》：苦难行军：两千年来墨家反抗文化极权主义的辉煌历史、艰巨历程|顾如
对国学的兴趣是从 2002 年春秋战国网开始的。2007 年看到南方在野先生的文章。到 2009 年 6 月百无聊赖，开始读《墨子》书，至今已经快 9 年了。期间读读写写，又兴趣转移，经历 9 次循环。《墨子解析》最终还是在网友们的鼓励和督促下完成了。
读《墨子》书是越读越惊。最早是震惊于各种解读《墨子》的书籍。其所述意旨与我的感觉差别太大。这就分外地激起兴趣。特别是过去的治墨者，认为《墨子》书内容多有矛盾。让人分外地不能接受。因为先秦是华夏历史上少有的开放时代、争鸣时代。这种时代，能够站稳脚跟的，必然至少是内部学理贯通的学派、成系统的学派。南方在野我们开始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训诂。然后开始学一点训诂方面的知识。当时各个网站的热门是《老子》书的训诂，其中好些先进者。我们想要学习训诂就只能从《老子》开始。在论辩实战中学习。也许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学习训诂的过程中，当今训诂学的过分灵活；人们思维的固化、守儒为牢；墨道两家系出同源。这些情境都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特别是训诂学的过分灵活，导致在人们中间表现出来的少数思维闪光，在一阵喧嚣之后又被各种浆糊淹没。这使我们认识到，首先是寻找一套机械化的训诂流程，严格规则的优先序。压缩训诂的随意性。
然后我们读《墨子》书就简单了很多，书中语句和段落也越来越流畅。同时也越来越震惊。此时的震惊主要是《墨子》书远不是被读偏了。而根本是被读反了。随着南方在野发现最早《墨子》官方善本是《正统道藏·太清部·墨子》。我们又发现一个更为不可思议的事实：过去的治墨者言墨，所引用的字句竟接近100%是被校改过的。没被校改过的字句，反而很少被引用。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第 6 次循环了。时间已经是 3 年前，接着就有了黄蕉风先生的加入。他当时还以为我们真有墨学，谦虚地要求向我们学习，从此成为最有魅力的分子。而实际上，发现《墨子》书被严重篡改，导致我们前面的工作被全部推翻重新开始。也导致我个人产生了责任感：真墨学。不再是无聊时候的消遣。真墨学至少要尊重《墨子》原文，这是毫无疑问的。拿着被修改的东西谈墨学，是对墨学的最大不尊重。
再次让人感到意外。回归《墨子》书原文，反而让我们势如破竹。原来《墨子》书原文就是最流畅、最清晰的。《墨经》六篇，甚至在中国的古籍中是结构最严谨的。因为结构的清晰，使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分析字句之间的逻辑。从此训诂《墨子》书的过程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字一个字地，否定过去治墨者所作‘校改’的过程。刘清平博士提醒从最底层进行考察。最后一个被否定的‘校改’与此相关，也最为隐蔽。《法仪》「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兼爱等于兼食，这种观念太出乎意料了。但是却最符合《法仪》篇上下文逻辑；《墨子》书也确实区别使用了“食”和“䭥”两个字；代入整个墨学也使之豁然开朗。从而我们最终发现墨家甚至对爱的理解都与儒家相反。
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孔子儒家已经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长达 2000 多年的黑暗，所犯下的错误也许正是华夏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孔子父亲本属于当时少数民族的贵族，叔梁纥是贵族称号。后因犯罪，父子同遭刑罚致腿疾。被用为看门人孔子又是庶出，不被承认。母子一同被兄长赶出家门。母亲可能承受不了生活压力，在孔子刚进入少年之时就已经去世。被草草葬在十字路口的乱葬岗。去世前甚至没有告诉他父亲是谁。十六、七岁从邻居那里获知父亲是谁之后，孔子强行把母亲遗骸迁入父亲墓里合葬。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孩子，敢作敢为。而且孔子已经失去贵族身份，没有机会上学。一般的孩子可能一辈子就那样了。但孔子居然能抓住一切机会学习，最终在华夏传统之外，开创了儒家学统。孔子重新回到贵族层的欲望十分强烈，终其一生都在为此奋斗。招收的弟子也绝大多数属于被压迫民族和社会底层。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争取地位上升而奋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孔子青年时代受过鲁君恩惠，从而使之感情上偏向鲁君。对君主有超出实际的期望。当时的鲁国备受欺凌。孔子和弟子们分析鲁国之所以弱小。认为三季等封建主分权导致邦国不能上下一心。积极投入了鲁国的救亡运动。
很可能是受这些关键因素的影响，孔子的儒学混杂了无产文人们的上升要求和对社会进行军事化组织以达到救亡目的两大核心内容。整个儒学围绕这两大核心进行构建。整个儒学都体现这两大核心。孔子们的创造可以总结为：托古革命，礼下庶人；团结一心，天下为公。
华夏传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传统并不平等，但也有建立在“无为而治”基础上的合理性。礼，本就是统治者驯化、束缚各级封建主的工具。是周公所谓“缰以周索”之索。其内涵是尊卑上下关系。一方承认臣子地位，一方表示礼待臣属。还有所谓乐，是统治者（军事贵族）称颂自己武功，进行战阵进退行列训练的工具。类似现代的军乐和踢正步、折被角。所以对百姓无为而治，就不能礼下庶人。不知道孔子们是因为未得传授，不知其故；还是有意为之。孔子们教化百姓，和当时的所作所为，最鲜明特点就是礼下庶人。《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把解释经典权力、制度权力、教化权力全部赋予君主。从而符合了“极权”之定义。孔子们之所以如此。也许主要是救亡需要，需要集中邦国的所有资源，整合邦国所有人的思想。但其中必然还有无产文人们固有的弱点：依赖性。这种依赖性，《非儒》篇描述得十分形象。孔子们本是无产者，一旦选择了读书为官这条路，他们就对权力形成了依赖。所以我们在《论语》里也可以看到，孔子边认为“噫！（为政者）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到了齐国就献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们之所以要提“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正确。却又发现自己“名不正，言不顺”。然后在复礼的名义下发起了“正名”运动，也就是对华夏传统的革命。孔子们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行。原因大概有两点：⑴单氏夺周，王子姬朝带领老子等周室学者南下。又在楚国闹市被周室刺杀。这些学者从此隐居避祸 。造成学术真空。孔子此时却不知从哪里突然得到了《尚书》等内藏经典。即使按照儒者记载，此时孔子顶多做过管仓库的小吏，根本没资格接触内藏经典。⑵统治者需要新的学说。其中一个原因是贵族们的子孙太多了。这有点类似明朝中期的情况，各地税收甚至养不起皇亲国戚们。还有前述战争的需要等等。孔子们因此改造华夏传统，归纳起来大概是九个关键：阴阳；主辅；本用；父子；外内；简繁；礼下庶人；破坏封建；抛弃华夏传统上天信仰，破坏绝地天通努力。儒家实现极权的方式首先是礼下庶人，前面提过了。后来再借鉴道术增加了“法”，形成礼法兼用。其他方面：
⑴原先华夏传统贵阴，而儒家贵阳。此处所说的贵阴，并非我要行阴道。而是说，以阴为贵，而我以阳辅阴。这又涉及
⑵主辅关系。华夏传统是以君辅民，发展到墨家甚至可以说是民主君辅。而儒家是君主民从。民属阴，君属阳。贵阴，实际就是贵民。孟子说过：“民为贵”。但是再看另一对关系，他还是儒家那一套。也就是
⑶本用关系。华夏传统说到“本”，就是被依从的对象。而儒家说到“本”，却是本钱之本。“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君主、官员是农夫，百姓是被耕作的田地或者禾苗。主导方变成了君主。同时
⑷孔子们也就要改变华夏传统孝道。华夏传统孝道比较有趣，让孔子们钻了空子。原先华夏传统一方面延续了游牧民族的色彩，失败一方向胜利者自称臣子。这是一对父子关系。然而华夏传统又把百姓称作“民父母”。儒家巧妙地礼下庶人，将庶民“传质为臣”。将百姓变成了君主、官员们的子民。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礼下庶人对华夏传统治道的篡改多么严重，多么关键。孔子教弟子们、老百姓“移孝为忠”，“谏之又敬而不违”。从伦理方向构建极权秩序。当汉末魏武王这位君父，用儒家孝道诘问孔融的时候，这位孔子的直系孙、当时之大儒，第一才子，只能抛出父母无恩论。被魏武王以不忠不孝罪名杀死。实际是孔子借魏武之手灭了自己的族。早期儒者们竞相进行哭丧表演，搞得非常难看。孟子看不下去，竟然重复了墨家批儒的一句话：“妾妇之道”。这句话虽然难听却并非污蔑。儒家经典就是这样说，君子之道端于夫妇。上位者是夫，下位者是妇。妇道相夫教子，要害也是“夙兴夜寐毋违命”，与儒家孝道一致。儒者跃龙门之后相对于百姓是夫道，是“不威则民不信”；可是在君主面前他总是妇道。所以墨家并非污蔑，而孟子可谓知耻而后勇。
⑸但是孟子做出了一个对后世中国人格影响深远的创作：“仁义礼智，皆本于自心”。这句话把孔子要求弟子“非礼勿听”的无我、顺从极权——本于外的极端，突然跳到本于自心这个极端。总是要避开华夏传统的本于民。如果孟子接受华夏传统的本于民，而不是儒家改造的视民为本钱。整套儒家学说就崩溃了。儒者还怎么争取成为君主教民的帮手呢？不过从孔子的本于外到孟子的本于自心，也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儒家本于自心和本于外实际是一码事。这条逻辑实为极权的必须和必然。《中庸》篇做了精彩的演示：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然后再来一句更加儒化的“发而皆中节，谓之庸”，也就是重复了孔子“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然后开始声称有些人能够“与天地相参”，“自诚明”地推己及人而知天下。因为人心与人心相同嘛。然后自吹一通。然后推出了“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中庸》篇为儒家极权提供了完整的论证，堪为天下极权者必读经典。
⑹孔子们为了建立极权目标，已经置周道“从其俗”不顾。还破坏了前句，完整是“简其礼，从其俗”。繁礼是商朝末期的暴王之道，我们可以看看儒家说的礼制是繁礼还是简礼？就这样一种无处不在，训练人们尊卑服从的礼制，却被儒家说成是发自人们内心的。
⑺易兼为亲。这可以用孔子们为统治者造学解释。华夏传统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至少在治道方面已经早早认识到兼爱。然而孔子却反传统提出“仁者，亲亲为大”。儒者们认为：“为昆弟绝宗族，不为宗族绝昆弟。为宗族绝朋友，不为朋友绝宗族”。这叫做差等。也就是下等不能逾越，相权之时为上等弃下等。可笑儒者却受不了别人的乡亲总是插队。受不了所谓内戚、阉党专权。儒者也受不了蒙古族、满族、五胡之类践行儒家学说。按照儒家学说蒙古人当然最亲蒙古、其次色目、其次汉人、其次南人。难不成应该爱有差等，将汉人、南人与蒙古人平等看待？他自己爱有差等，把自己说得好像很高尚、很理所当然，别人也这么干他就受不了。人与人之间总有利益冲突，大家都应该有兼爱底线。人性偏亲可以理解，可以像墨家有优先序，但不能没有兼爱底线，不能不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当“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注意“弗仁、弗亲”，这就不是实然，而是应然表述，就是以差等为本。怎么还可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要达至亲亲差等，必然要破坏社会报偿机制。否则来一个乡里就插队到别人前面，这种店铺早就被砸了。行贿受贿两者之间，难道没有形成更亲密的关系？那么受贿办事，怎么不符合儒家伦理？所以墨子说：「兼以易别」、「不称行而顾行」。这是要求回到被儒家毁掉的华夏传统。
⑻儒家搞“尊君卑臣”、“孝君”的大一统极权，是华夏传统的封建制是死敌。孔子短短的任官实践，只有几个动作被记载。杀少正卯、隳三都。杀少正卯是要统一思想，已经被人们认识了。隳三都破坏封建还有待重视。封建之所以是封建，不单是给贵族一块地养着他。更主要是封建主手里的兵权、是他的城池。如此方能与君主抗衡。否则就与宠物无异，顶多是备用品。儒家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实行这种分封，与封建制的分封性质相反。汉初有个儒者贾谊随潮流写过《过秦论》，其中提到秦皇不分封。两年后他又上书要削藩。儒家极权不允许封建主的制衡存在。儒家最初就应鲁国救亡运动而生。救亡对集权的需求，塑造了儒家思想。孔子到哪里都被驱逐，其敌人全部是
贵族。儒者解释说，孔子被妒忌。然而更可能是搞极权伤害了封建主们的利益。
⑼儒家将自己塑造成“与天地相参”的巫师。自称上天代言，破坏了华夏传统“绝地天通”的努力。实际成为愚民工具。也许有人反问，孔子第一个开设私学，比被他杀掉的少正卯还早。然而统治者需要能生产的工具。愚民绝不是不让人们读书，而是要让人们失去思辨能力、“弱民之志”、没有自主意识地服从统治。前面所述任何一条，都在弱民之志——与君主不同之志。出土的《楚简·尊德义》表达了儒家观点：“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教以辩说，则民长贵以忘。教以艺，则野以争。教以技，则民少以吝。教以言，则民訏以寡信。教以事，则民力啬以湎利。教以权谋，则民淫昏，违礼无亲仁”。民有了思辨力，就会忘记尊长。孔子们看得是非常准确的。儒家书，从来看不到思辨。这也与儒家是无产文人群体相关。儒家六艺，全部是为吏之需要。记忆、模仿、灵活运用。不是统治层的需要，统治层需要的恰恰是思辨力。通过思辨力实现用人和决策。正因为儒家是为吏之学，所以三圣的弟子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与孔子时已经不同，当时在秦国，最优秀的人才（儒者）已经为吏了，那么人们当然应该以吏为师。当时礼已经被同性质的法取代，那么当然是以法为教。主张教民的，只有儒家而已。西方天主教会自称上帝代言，为上帝牧民，西方经历了千年黑暗。孔子们自称上天代言，华夏经历了 2000年黑暗。当然，儒家自称代言，也有向统治者争取利益因素。但是他们那个阶层本就是皇权的附庸食利者，他们也许会选择更愿意让他们分利的君主，却不会像封建主一样要求自主。这一点又不如天主教会了。孟子在复述华夏传统“有恒产者有恒心”之后，又自己加了一句：“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但儒者真能超越人类吗？只有“绝地天通”，方能将思想的权利还给华夏民族。
除了源自鲁国救亡运动的一面之外，儒家整个秉性主要由无产文人们的秉性构成。其根源就在墨子所说的：「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离开为君王服务，他们连生存都成问题。他就不可能有自主性。如果说后世的儒者经济来源不再那么单一。但整个儒家秉性已经由孔子们，由儒家经典决定了。有人说西方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文艺复兴那些人也都是些“宦游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无恒产者无恒心”。不能自赖其力，那么他们之中的成功者就必然是那些最讨恩主欢心的人。而孔孟们力斥墨家的赖其力、杂于庸民主张，强化无产文人们的依赖性，结果当然更糟。
无产文人们作为经理层，而不是所有者，他也不可能有责任心。如果赏赐不够，他必然要运用权力获取自己那份收入。“无恒产者无恒心”，儒者再高调无私，他也还是人。贪腐是儒家社会的顽疾，儒家提出读儒家书做高尚的人。但越是儒家精英越贪。谋食的人喊：“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他就不谋食了吗？儒家书里大量案例教人不要有责任心，要懂得遮掩。孔子杀少正卯要不要遮掩？商鞅、李斯等等魏秦‘法家’全部学于儒，要不要遮掩？焚书坑儒的结果是剩下的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儒生，儒家自著经典丝毫未损，华夏传统经典、古之道术诸子经典几乎全部被消灭。要不要遮掩？孔子满嘴席不正不坐、能力那么强，却出门不远就被困陈蔡断粮，还坏掉了自己的礼仪。要不要遮掩？早期儒者种种丑行，他都要遮掩。后面儒者的种种丑行，他都要撇清。儒家依靠的支柱之一，也就是自称道德。当一个人读儒家书，受其浸淫能不精致吗。不可能的事情。儒家连孔子的出身都要遮掩。但实际上也就儒家自己看不起孔子的出身。
无产文人们为了获得上升、获得上升通道，他就必然要兴风作浪。特别是孔子的时代，贵族占据了官位。孔子们必须挑拨矛盾、煽动战争，否则贵族们不会需要他们。《墨子》记载孔子和子贡煽动六国混战。其中描述说：「（孔子听说齐国产生内部矛盾）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於今之时矣」。当然，儒者们辩解说，孔子没想到子贡会那么干。子贡做为圣人之徒也不过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已。十年后孔子做官的机会终于到了。因为战争需要集权，开始隳三都。未能击败贵族层。鲁国贵族层是被孔子弟子们逐渐取代的。其后鲁国不见贵族，只见“士绅”。其后子夏系统的弟子们在魏国，首先开始变革体制。但也未能完全击败贵族层。然后商鞅终于找到了秦国这一苦大仇深的恩主，秦国贵族层成为与儒者一样需要依靠军功得食阶层。儒家开始才成功走向成功。秦汉开始，原先的“大夫”被“士大夫”取代。唐朝，则基本被无产文人们取代。当今儒者奢谈“贵族精神”。实际上贵族早在秦汉就被儒家消灭了。华夏传统在秦汉之后，也仅以民间形式、道教形式奄奄一息而已 。
从孔子这位心有不平、厌恶自我的言辞人开始宣称“礼崩乐坏”。到同样心怀不平、厌恶自我的孟子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 其谁也？”，喊出“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继承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精神。用激情和道德大棒与各家辩论，用君臣大义、大公无私、浩然正气压制各家。再到商鞅、荀子成功与同样心怀不平的秦国结合，由李斯借助秦皇实现“焚书坑术士”壮举。最后由董仲舒等汉儒拉杂拼凑，抄袭旧秩序用于维持稳定的方法，修改各家经典和华夏传统经典，修订历史，建立起与过去儒家所声称的‘传统’的连贯性。孔子们完成了对华夏传统的革命。“言辞人……更多时候不是为一个自由社会铺路，而是为一个崇尚无比团结和盲从的集体铺路”。从此华夏进入天下为公的儒家式大一统极权社会。有趣的是，真正为儒家打天下的人，都被称作了法家。就连董仲舒，儒者们也强调了他被自己的主张所杀、近于法家。
儒家的革命并非一帆风顺。孔子去世几十年后，原先隐居的墨子、杨朱等，“古之道术”诸子终于重新出世。与兴起于救亡和无产文人争取上升机会的儒家不同。墨子是随王子姬朝南下的那批人的后代，有直接传承。是周室百工之后，属于手工业者，与农民一样属于有产者。这批人开始为恢复华夏传统而奔走、传学。考察墨子和墨家的主要轨迹，有一个有趣的结论：墨家不但全部当时提出的主要政策全部针对儒家，而且墨家精英也全部在针对儒家活动。墨子出世即奔向当时儒家盘踞的魏国。失败后奔向儒家大本营鲁国。后发现仅传学不能改变，然后带领弟子到齐国即墨一带发展出一套城守术。回来后主要在齐宋楚越活动。墨家第二位领袖人物禽子，据说曾经到魏国救孙膑。墨家巨子孟胜在楚国参与狙杀儒家军事家吴起。墨家大师告子、淳于髡等在齐国驱逐儒家孟子。墨家巨子腹朜在商鞅死后立即入秦，但未能进入政权。墨家大师惠施，魏国儒家失势后立即南下，拿下相位。目前可见的历史记载就这么多。主线就是要阻止儒家。《墨子》书将《非儒》篇与《十策》放在一起，可以推测先秦墨家将非儒作为当时的墨家政策看待。杨朱、庄子提出的学说也以非儒为主要色彩。古之道术诸子共同作出了努力，但未能达到阻止儒家的目标。人们群起推翻秦国统治，但也很不幸，新统治者又喜欢上了儒家。之后古之道术诸子转入民间，部分人形成了道教。
再后来，除了道教做过一些努力之外，就不能再认为是华夏传统对儒家的反抗了。而应该视为自生秩序对儒家秩序的反抗。说到社会自生秩序对儒家的反抗。历史上很残酷，现在就非常有趣了。概当今的儒者最喜欢把这些自生秩序的反抗，说成是儒家社会的功绩。比如儒者声称汉朝《盐铁论》表现了儒家关心百姓疾苦，反对战争，鼓励工商。赶快翻查，发现：原来被当今儒者批评的那讯官方儒生，才是满嘴的春秋大义，是正统的、有文化、有儒家道德的。而其反面，也就是要求官方停止战争、不搞盐铁专营的，被称作“儒墨”。也就是乡下读过一点书的人。后来儒家就开始以经斥纬。那些“儒墨”们不能再传他们的伪学了。这是儒家鼓励工商吗？实际是乡下人像墨者一样「杂于庸民」，所以能够真正知道百姓需要什么罢了。
又如有人论证儒家社会权力不下乡。宋朝开始出现选举的、自治的乡贤。还有大儒朱熹支持云云。却看不到恰恰是宋朝获得政权不正义（在儒家学说里），又被北方打成了小朝廷，才有了社会自治的空间。等大儒朱熹支持，就把他们纳入官方轨道了。乡贤们成了权力下乡的办事员。宗族不过是国家的基层组织。《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该文自己就承认真正自治的乡贤、宗族只有那么短短几十年，其后越来越成为官府的臂膀。然而儒者们就开始据此讲乡贤了。在高度道德自觉的君主之外，又描画了一个高度道德自觉的乡贤阶层。而墨家认为：「贞而不挠，说在胜」。没制衡的道德只是画饼而已。
又如有人作文清末无锡某某宗族，老太太如何带领族里妇女，到族产里采桑接济宗族学堂。认为儒家之宗族是乡贤。家里被太平匪祸害云云。却浑不见太平军恰恰在江浙一带迅速发展成百万之师。看不到徐复观这些当时的人记载的土豪劣绅。道德方面，并非你觉得自己有道德就有道德，别人看你才准确。因为道德是在评价你对别人的所为。正因为你自我感觉太好，又远离庸民，所以庸民们找到宣泄机会就不得了。
孝是人类自然情感，被孔子们用作“移孝为忠”的工具；宗族也是人类自然情感，被孔子们用作基层统治单元，分裂社会的工具。不可谓不高明。孔子们看中的是宗族的不可逃离性。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逃离，唯有血缘关系不可能逃离。束缚效果最好。宣扬“亲亲为大”，使家庭、宗族各为藩篱。用权力控制社会资源，将之导向抢夺权力的竞赛。唐太宗曰：“天下英雄皆入我觳中矣”。却未见儒家社会有超越其他社会的家庭生活，其本意就不在此。有说民国大家逃难，宗族乡亲吸收了难民。但其他社会组织就不能起到同样效果吗？恰恰因为“亲亲为大”，使其他组织人与人难以互相信任。只剩下你了，也只好是你了。如此而已。华人迁到国外，全部（越早期越是如此）以类似唐人街形式存在。是的，吸收了。但你也就只能窝在那个圈子里。看 50、60 年代之前的杨振宁、李政道那批人的传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华人招研究生，需要特别避免猜疑，别人怀疑你会亲亲相因。有说宗族降低了信任成本，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作用。也不过因为你就是这种社会而已。为什么不计算一下，宗族之外被增加了多少信任成本？《大取》描述儒家社会：「坑下之鼠」。形象得很。
回顾华夏从炎黄到当今的历史。血统始于炎黄，政统始于禹王，学统始于王官。为什么说政统始于禹王？基本可以肯定属于西周的《燹公盨》铭文，也承认政统始于大禹。“天命禹专土，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飨，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贶唯德” 。《燹公盨》铭文是目前所见华夏最早的宪法性文件。起首就讲述了政统源自大禹。天命大禹弥合人世之隔阂。而大禹作法，视民如父母。《尚书·汤诰》“（商）王归自克夏……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确认政统由夏。周继承了商，又再次确认政统源自大禹。所以华夏之政统始于禹王才是春秋以前的公认。
自从孔子们乘时而起，与华夏传统古之道术争夺政权，最终完成对华夏传统的革命。华夏政统虽存，然而文明之传统衰微，转入民间。学统亦仅在道教部分存留。独尊儒术，分裂华夏为汉人、匈奴，使华夏民族渐趋衰弱。文明，包括文化、科技竟未有对先秦质的超越。思辨力、道德力、治道竟整体呈倒退 。孟子想做“大丈夫”，却不敌孔子道。以妇道为君子，以父子为君民。2000 年来，从平跪到下跪，从有座到无座。越跪越谦卑，此谦卑却不是与民。儒者宣导天下为公，盛世四亿，超越历朝。所得竟是民不知有国。是沿途补给，带头抢夺圆明园。儒者修身，2500 年来竟举不出几个清官。偶有思想闪光，全数被泯灭。
2000 年以来儒家社会历史，但凡盛世必有两个前提：⑴君主能够绝对控制儒生，或曰官僚和备选官僚层。⑵儒生被严重削弱。两个前提实际为一。都是君主对儒者的绝对控制，仅将儒者用作犬马。2000 年儒家社会，盛世大多发生在开国一二代君主。西汉、东汉、唐初、宋初、明初，皆开国之君，能够压制儒生。明初朱元璋甚至把儒生杀至无人办公地步。另有众所周知的“法家”武则天之后亦得盛世。少数民族入主则需要的时间长一些。元朝没等稳定就被推翻。清朝则在康熙得盛世。众所周知的“法家”雍正之后又得盛世。其中原理用现代经济学非常容易解释：所有者有最高的责任心。甚至只有所有者有责任心。没有一个所有者意欲搞砸自己的产业。儒生有技术之长，必须重用。但儒者再怎么高调，始终也就是经理人。始终是在“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所有者不控制好经理人怎么行呢？所以君主能够绝对控制。儒生，仅将其用作犬马。是得盛世的必须。然而又不能不用儒生。独尊儒术，天下仕子皆儒生。那么又需要善用儒生。又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要尊重儒生，二是辨别儒生。尊重儒生很容易办到，尊孔（尊重儒者饭碗和所学）、重用即可。儒家经典使儒者心理需求很低。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们在第二个方面平均水平比较低。原因还是在独尊儒术。儒学本愚民之术，儒者用之于愚君亦可！特别是儒家看不起百姓、不愿意「杂于庸民」，用之于教育君主有奇效。“何不食肉糜”，将君主与百姓撕裂开。儒者垄断上下交通渠道那么就不是“天下英雄皆入觳中”，而是“天子入我觳中”。儒学之缺乏思辨，也使得君主们难有辨识人才和政策的能力。君主一家虽然高高在上，但是却处于数量和信息渠道、历练的三重绝对劣势，又导致质量劣势。所以必然在与儒生的格斗中败阵。从而儒家社会总是儒生轮流上马收割的社会。本来教儒者成为君主犬马的儒学，反而导致儒者将所制造的庞大国家机器做为犬马。被收割的当然是被教化得顺服、麻木而期盼圣王的平民百姓们。
孔子们所教，最大危害恰恰在儒家道德，或曰伦理。爱利敬，忠孝仁义礼智信，无一不被其扭曲。⑴将孩童对施予的乞求 ，定义为爱。所谓“爱之则养之”。⑵视私利为恶，视利为循规蹈矩的回报。所谓“私利害义”——“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贞妇爱色,纳之以礼” 。⑶将上尊下卑与尊敬绑定。称“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尊敬不再是任何二人之间的平等。⑷忠孝皆归于君，皆以无违、顺长为色彩。⑸将仁定义为裙带，即“仁者，亲亲为大”。⑹将义本于自心或圣人之制，而不是自然契约，不是人们的利益体现。⑺“非天子不议礼”，将礼定义为尊卑秩序。⑻智不许思辨，实为反智。只见诈谋而无智慧。⑼信仅然诺，仅仅是单方认可与制定。更有所谓“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之教。惧怕人们对守信的监督。如此等等，在儒家经典浸淫的人们怎么可能不是：“远看是道貌岸然；近人却知道他满肚子男盗女娼”？
近来有心理学家著书《巨婴国》。其中认为：“考虑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最核心的一点，是懂得大家都是巨婴。而巨婴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照顾。就是把对方当婴儿照顾，又当天神崇拜，同时，又显得毫无心机……巨婴们的全能自恋——婴儿早期都有无所不能的无边无际的自恋”。我们深表同感。而且可以明确地说：这正是儒家经典的功效，是儒家无产文人们的心理特点。首先儒家就把爱定义为亲情，定义为施予。所谓“爱之则养之”。即使我们反复读《墨子》书，也总是自觉把书中“兼爱之则兼食之”通假成“兼养之”理解。对《墨子》书区别运用“养”和“䭥”视而不见。全部人都视而不见。因为受儒家文化环境浸淫，已经形成思维惯性。即使我们提出这一点，仍然有很多墨者觉得难以接受。可见这种意识之顽固。而“爱之则养之”这种提法，实际隐藏的是“爱我就养起我”的依赖。是极不成熟的，非成年男子应有的意识。而儒者如孟子，一方面自称“大丈夫”，一方面却又以被宠爱、饲养为心理需求。缺乏独立意识。彼之大丈夫实非正常人群的大丈夫。而儒者又自称“与天地相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本于自心，自以为掌握真理要教化天下。就只能是“巨婴们的全能自恋”了。明朝大儒王阳明，将孟子的本于自心发挥到极端，开发出心学。虽然在儒家各个分支中属于最有自尊心一系。然而却只能是任性，而非真正的自尊。王阳明此人用连坐法屠杀山民，被当时众人围攻。躲在龙场“悟道”，然后他就释然了，完成了他的创学。人性即倾向于为自己辩护。任何人都如此。他全面转向本于自心，干什么不能释然呢？从而我们看到，表面上阳明这一系自尊心最强，很多时候能表现出独立人格。然而两位“十全”，王阳明、曾国藩都是屠夫。明末、清末清流，这些未上战场者，皆误国。为什么他们误国呢？并非儒者自己总结的，没有实学。而是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才是清流，才是贤能，从而抱团诋毁干事情的那些人。别人干什么，他就偏偏提相反意见，以彰显自己。问题出在自以为是，出在巨婴们的全能自恋。其实先秦墨家就已经指出过孔子们这个问题。《经下》「倚者不可正，说在剃」。倚者，依赖心理者。剃，先秦之时专指剃除婴儿的乳毛。最早提出孔子们是巨婴的，是墨家。是主张「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的墨家。更有趣的是，该字条属于《经下》第二期著作，与孟子大约同时期！
不过，阳明心学在儒家思想禁锢的环境下，发挥过出乎意料的解放作用。王阳明认为即使孔子那么说，不符合我的良知，就是不对的。从而“孔子曰”不再是最高判断标准。更有李贽开始非孔，并推崇墨学（那只是儒者推己及人的墨学）。另有顾炎武、朱舜水等思想家。可惜这些思想火花在清朝又熄灭了，甚至没来得及达到先秦水平就熄灭了。满人是少数民族入主，不得不加倍地尊孔。这就将从非孔开始的思想解放扼杀了。
直到清末“2000 年未有之巨变”。华夏民族才被迫反思孔子们的教诲。康梁等托古改制，其他人发起新文化运动。然而当时的人们皆浸淫于儒、学出于儒，只认识到了儒家传统的奴性。未能认识到孔子们塑造的整个意识形态，都是扭曲的。儒家危害最大的，恰恰是其整套道德伦理和思维惯性。结果当时的人们向西方学习，接受的还是自己的心理投射物。文化真空、救亡运动又恰好符合孔子们创立儒学时候的背景。从而新文化运动实际还是在儒家思维里面转圈子，只是从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后儒，回到了革命时代的先儒。不同的是，巨变之后的人们不再愿意奴性。反儒成为人们的主动意识。
孙文提出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毛泽东提出“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成为战乱时代的最后胜利者。邓小平称“我们是人民的儿子”。脱离了儒家的君臣父子意识，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不脱离群众”，也离开了儒家的依赖型人格。人们的反儒要求，更集中体现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惜乎人们仍然在以儒家意识、儒家思维反儒。批判孔子、儒家的皆为儒者。文革之中的样板戏，是不是儒家的礼乐本意？忠字舞之类，不但不是反儒，反而是儒家忠孝思想的还魂。阶级优越论，难道不是又一种尊卑差等？还有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孟子“（杨墨）是禽兽也”、“逐放豚”、“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荀子“杀诗书”；李斯“焚书坑术士”；董仲舒“春秋大一统”之暴戾传统。也恰恰体现在了文革时期。如此等等难以尽述。仔细回想，所有错误都可以源自儒家思想、孔圣人之教。“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时，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与老百姓的思想时，就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毛泽东先生的这段话实乃真知灼见。其真确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清除孔子们对华夏传统道德、伦理、思维方式的毒化。健康华夏民族的机体。
然而，华夏民族毕竟是一个延续了 5000 年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清除儒家传统不等于全盘否定华夏。也不能、不可能如此。应该做的恰恰是找回华夏传统。通过找回华夏传统，去清除儒家传统——华夏民族不幸沾染的疾病。西方人实际上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墨子说：「智者若痘病之，之于痘也」。智者应当通过接近天花患者的方式，对天花形成抵抗力。儒家思想、儒家历史，几乎犯下了人类可能犯下的所有错误。这恰恰是华夏民族最为宝贵的经验。包括我们的墨学研究在内，事实证明华夏传统足以支撑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也足以支撑起华夏民族的未来。
当然，以无产文人的秉性为主要秉性的儒家文化，在变革时代也有其优势。优势源于两点：⑴顺从性强。强权者容易驱使其变革，遭到的反抗很小。儒家文化圈，除了中国，都在美国的刺刀下完成转型。虽然说这句大实话很伤感情。但事实如此。⑵无与伦比的，做人上人的上升欲望。《论语》除了自吹、除了人生经验、除了忠孝、剩下的全是励志。其实自吹和人生经验也是励志，所以整部《论语》除了忠孝，就是做人上人的励志鸡汤。印度等社会与之形成强烈对比。原先大家争夺权力，被导向赚钱，也犹如洪水猛兽。墨子说：「端，是无同者也」。极端情形，需要另外处理。过去我们处在救亡情境之中。从这个意义说，儒家思想也对华夏的复兴做出过贡献。这是需要予以肯定的。
文革中每一批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事后皆声称自己是受害者，而对方是加害者。至今争吵不休。这是儒家人格的典型特征之一，并非华夏传统智慧。当今中国需要的是形成共识。要找回久已失去的道义。「义，利也」；「义，路也」；「世相与共是之」，谓之共义，也即共识。谁也不碍着谁，能容纳众人各自获利路径的，就是道。这就是华夏传统所说的道义。而形成共识的前提是说真话。墨子说：「直，参也」。交流相参必须说真话。以谎言互相攻击，各方都觉得委屈，只可能有压服，不可能有共识。该对华夏传统，对儒家说些真话了。不对儒家说真话，就必然需要污蔑华夏传统。孔子们的教化那么糟糕，他要证明自己，还要自称传统。势必将华夏传统说得更为不堪，然后才能要求人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孔子们。然而真实的情形，用“历史的眼光”看孔子们，恰恰是伟大传统的破坏者。华夏传统的修养、治道不是儒家所说的那么不堪。是孔子们把华夏弄得不堪而已。目前所见的华夏最早宪法性文件《燹公盨》是如此，《墨子》书等等华夏传统经典都是如此。到了孔子们手里，全部被按照儒家需要丑化。不丑化华夏传统，儒家传统就不能自证。而丑化了华夏传统，华夏民族就继续没有精神家园，或者就只有扭曲的精神家园。华夏传统必须重生，也正在重生。而我们的贡献就是让墨家重生。
在训诂《墨子》书的过程中，有一个不断激励我们的因素。每当我们遇到某个或者意识到了，或者没意识到的问题。总是会有人或转帖、或某论坛、或某网站的文章出现在我们前面，提示我们。也有时候是看到了一本书，某人提到了一本书。有时候是该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有了。需要记住的人太多，这里只记录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几位：南方在野、子桑木、顾如、墨者、黄蕉风、刘清平博士……，需要有谁，就有了谁。感谢各位。正所谓天不亡华夏。经历了 2000 年儒家社会磨难的华夏民族只会更加伟大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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