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 公元2017年，它来了。 由此上溯100年，就是1917年。 那一年，从中国到外国，有许多大事发生。对我而言，有关宏旨的是这几件： 1月1日 胡适发起文学改良运动 1月4日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2月1日 《新青年》发表第一批白话诗 2月18日 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 还有一件，是一个人——因著述《原始文化》一书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Taylor)——的逝世。 100年前的那一年，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件其样本不计其数，为什么仅仅选出这5个样本来破题？因为本书或本文的宏旨有关文化，而那5件事情恰好与文化有关。更深的题旨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人类尝试着将名为“文化”的这个客体——一个比自然、比社会更复杂、更难以把握的客体——予以科学化的工作，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思想必须深刻而抽象，论述必须直观而形象。 两个“必须”是我对自己包括本书或本文的一个总要求。这本书或者谦虚点说就是这篇文章，究竟如何开头才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呢？我设想过5个不同的开头方式，比较过来比较过去，都莫如用这个有点怪的问题来开头为好。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怪问题呢？ 当然不是“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那样的搞笑问题，而是一个有点严肃、有点深度、有点科学底蕴的奇怪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 这显然是一个多少有点怪的问题。就我们普通有限的常识而言，物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是由基本粒子加上原子和分子这些颗粒状、链条状的微结构单元不断聚集、不断联结而成的有质量、可称量的实在体，它既包括无机的又包括有机的，既指无生命的还指有生命的；生物作为具有生命行为的有机体与物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基本靠谱,或者说生物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包含在物质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之中；关键是文化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与物质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二者之间隔着鸿沟。如果把文化看成器物看成制度看成观念的话，它的器物部分与物质能搭上边，因为任何一个文化器物总离不开一个物质外身；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文化中的器物与自然中的木头、石头和山头都是物质的话，也不能据此就认为它们是同一类事物。因为当我们把一类物质当做器物去看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人加于其上的“文化烙印”也就是人赋予它的意义和价值。器物的重点不在于它的物质外身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核，器物的物质外身充其量只是其文化内核的一种载体而已。看来器物与物质同属一类有点牵强。再进一步，从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两个方面来看，它们与物质根本搭不上边却能与思想意识搭上边。看来文化这个东西横跨物质与意识两个范畴，如同俄罗斯的版图横跨欧亚两洲。这与我们从日常生活所得的关于整体的经验多多少少有点不相符合。一个苹果要么被你完整地装在左边的口袋里要么被你整个地装在右边的口袋里，怎么能够把一个苹果既装在左边口袋里同时又装在右边口袋里。不管文化多么硕大而复杂但它终归是一个整体，依经验就整体而言，要么它整个地囫囵地属于这个范畴而不属于那个范畴，要么它整个地囫囵地属于那个范畴而不属于这个范畴，总不至于说两个范畴里都能找到它。薛定谔养了一只奇怪的猫，已经死掉的猫里头有它，与此同时，活得好好的猫里头也有它，请问薛定谔的那只猫究竟是一只死猫还是一只活猫？ 文化就是这么一只奇怪的猫，它既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它既属于物质同时又属于意识，它既是物质财富同时又是精神财富。文化其实就是薛定谔在微观世界里发现的那只猫在宏观世界里的现身。原子的尺度与人类的尺度比起来已经够小的了，然而，还有一个比原子尺度小若干个数量级的世界，那个世界被叫做量子世界，是物理学革命以来新建立的一个世界。薛定谔的那只猫是在那个世界里被发现的。我借它来说明文化的这种独特属性。 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是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如果这是一个论断或者谦虚点说这是一个观点的话，我设想得出，许多人会用“时髦的胡说”来评价它。如果您也用“时髦的胡说”来评价我所持的这个观点的话，我劝您不要把结论下得过早。这里的“您”是指对信息、对符号、对观念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学识的人。关于观念，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 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5）。这个论断含义清楚、观点鲜明、真知灼见超越时代。150年来，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位学者在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里，引用过这个论断来论证他们对观念的看法。除我之外，从未有一个人对此这样提问：物质的东西是如何被移入人的头脑变为观念的东西的？150年之后的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答案当然是——物质的东西是经过信息的东西被移入人的头脑变为观念的东西的。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是在150年前下他的这个论断的，我们当然就不能苛求于他。那个时代科学上的能量概念刚刚开始建立，科学上的信息概念要建立还需100年。要是马克思也有科学上的信息概念的话，我深信不疑：他会在这个论断里改掉一个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信息的东西而已。看看，从物质到观念要找见中间缺失的那一环须待100年；看看，仅仅改一个词也要等上100年。针对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我的这个小小发现之中，其实包含着科学的轨迹、科学的里程和科学的精神。关于马克思我写下这段话，目的并不是要评说他的这个著名论断，而是借此表达一下对这位先哲的敬意。150年前他已经能够把物质的东西与观念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了。 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如果我说我有一副“远微”号眼镜，戴上它就可以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您信吗？所谓“远微”号眼镜，其实是我设想的一种光学仪器，兼具望远与显微两种功能，凭借它不仅看得深远而且看得精细，站在地球上，能够清清楚楚看见火星上一个冰块之中晶体的排列。现实中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显然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或者是一种遁词，我用它指代科学方法上某种革命性的思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采取各不相同的具体方法，这是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从这个角度或意义出发，结论当然是有多少个不同的问题相应的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问题千千万、万万千，理所当然方法也是千千万、万万千。这是从细微层面来看的。假如有人站在一个别人不曾站过的高地上，有条件把科学方法的整体收于眼底，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看观念来看知识，他就会看见：观念的江河尽管千流万汇浩浩荡荡，知识的海洋尽管潮起潮落横无际涯，然而，它们的所来其实都是源可滥觞。经过数千年文明之积累特别是近400年科学上的进步，人类所有的其实只不过三个工具和三个范式而已。三个工具分别是数学、逻辑和语言，三个范式分别是时空、进化和系统。符号学未建立之前，人们只是笼统的认识到数学、逻辑和语言之于人的重要性，然而没有人说得清它们的身世和来历。有了符号学，它们的身世和来历基本上有据可凭了。数学是以数-形两种符号——请注意它的对象仅仅只有两种符号——为研究对象，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发现量化形式的一门工具科学；语言学是以音-形-义三种符号——请注意它的对象仅有三种符号——为研究对象，从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形式演化规律的一门工具科学；逻辑学是以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从中发现思维规律开发思维方法的一门工具科学。思维形式是基于符号的上层建筑，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其中概念是最普遍的思维形式。通过对最普遍的思维形式也就是对概念予以研究，人们才得以开发出诸如形象与抽象、发散与收敛、正向与逆向等等一系列的思维方法来。通过对推理这一思维形式予以研究，人们发现了能把经验整理为知识的三个工具，一个叫演绎，一个叫归纳，还有一个叫类比；前一个是亚里斯多德《工具论》的所指，中间一个是培根《新工具论》的所指，后一个被数学家波利亚誉为“伟大的引路人”。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诸多学说的总称，是一个纲目众多的学科群，各门学说通常都是：以某种形式的符号研究作为突破口和出发点，进而对某种形式的文化现象作出解释或者批判，从而生成关于人文的某种学术洞见，接着掀起观念变革上的某种思潮或波澜，最后沉淀为关于人文的一个学术流派；不管符号学的论域范围多么宽广深厚，不管符号学的流派思潮多么波澜壮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呈现出通过研究人的符号活动进而研究整个文化的趋势来。尽管符号学目前还只是学说，但它的原理部分已经能够为人类认识各不相同的文化现象提供普遍的方法论了。虽然符号学目前还没有生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来，没有生成一门能与关于自然的科学、能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并驾齐驱的关于文化的科学来；然而，大势已成。 我看得见名为“文化之科学”的一个胎儿正被名为“符号之学说”的一位母亲孕育在腹中。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人曾近说过的几句话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依旧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表面来看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串： 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本体？ 物质是一类什么样的存在？ 生物是一类什么样的物质？ 动物是一类什么样的生物？ 人类是一类什么样的动物？ 文化是人类的身份证吗？ 人类的身份证是用符号书写的吗？ 符号又是一类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问题串包含着三个古老的命题：无机与有机的分界线命题，无生命与有生命的分界线命题，人类与动物的分界线命题。这三个“分界线形式”的命题涉及有机、生命和人类的起源，曾经挑战人类的心智，现在依然挑战人类的心智，不仅是哲学命题，而且是科学命题，更是大众文化的话题。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东南西北，黑白棕黄，只要是一个人，他的思想观念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这三个命题，该无例外；你我他每个人，不管头脑中的知识观念是多还是少，不管这些观念和知识究竟是属哲学的、属科学的还是属世俗生活的，也不管有无唯物、唯心和辩证这些哲学名词，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关于这三个命题的一个基本看法，该无例外。 每个人对此都有一串自己式的回答，该无例外。 我的回答—— 存在是一个被哲学作了标记的本体； 物质是一类既被哲学又被科学作了标记的存在； 生物是一类被生命科学作了标记的物质； 动物是一类被动物行为科学作了标记的生物； 人类是一类曾被文化人类学作过标记的动物； 人类的身份证只能是文化； 人类的身份证只能用符号来书写。 物质，生物，动物，人类及其社会，符号及其文化，它们各是一个链环，这些链环依序勾连就是一个连续的链条；这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链条，它的第一段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自然，它的第二段被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社会，它的第三段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文化。 关于那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我的回答是——当你用过程哲学、进化范式去看的时候，就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这是主要思路，当然还得有其他几个条件来辅助，才能把具体的流变过程表征出来。所要求的条件当中，三个工具是必须的，除进化范式外另两个范式也是必须的，当然还得借助信息、符号和观念等概念。 只是这样说一说，还是比较笼统，不符合我的那“两个必须”。于是，我找到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画一个数学形式的分形图，然后在那个图形上加注几个概念，能把我的思想直观出来。 图形是这样的： 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 公元2017年，它来了。 由此上溯100年，就是1917年。 那一年，从中国到外国，有许多大事发生。对我而言，有关宏旨的是这几件： 1月1日 胡适发起文学改良运动 1月4日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2月1日 《新青年》发表第一批白话诗 2月18日 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 还有一件，是一个人——因著述《原始文化》一书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Taylor)——的逝世。 100年前的那一年，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件其样本不计其数，为什么仅仅选出这5个样本来破题？因为本书或本文的宏旨有关文化，而那5件事情恰好与文化有关。更深的题旨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人类尝试着将名为“文化”的这个客体——一个比自然、比社会更复杂、更难以把握的客体——予以科学化的工作，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思想必须深刻而抽象，论述必须直观而形象。 两个“必须”是我对自己包括本书或本文的一个总要求。这本书或者谦虚点说就是这篇文章，究竟如何开头才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呢？我设想过5个不同的开头方式，比较过来比较过去，都莫如用这个有点怪的问题来开头为好。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怪问题呢？ 当然不是“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那样的搞笑问题，而是一个有点严肃、有点深度、有点科学底蕴的奇怪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 这显然是一个多少有点怪的问题。就我们普通有限的常识而言，物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是由基本粒子加上原子和分子这些颗粒状、链条状的微结构单元不断聚集、不断联结而成的有质量、可称量的实在体，它既包括无机的又包括有机的，既指无生命的还指有生命的；生物作为具有生命行为的有机体与物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基本靠谱,或者说生物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包含在物质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之中；关键是文化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与物质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二者之间隔着鸿沟。如果把文化看成器物看成制度看成观念的话，它的器物部分与物质能搭上边，因为任何一个文化器物总离不开一个物质外身；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文化中的器物与自然中的木头、石头和山头都是物质的话，也不能据此就认为它们是同一类事物。因为当我们把一类物质当做器物去看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人加于其上的“文化烙印”也就是人赋予它的意义和价值。器物的重点不在于它的物质外身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核，器物的物质外身充其量只是其文化内核的一种载体而已。看来器物与物质同属一类有点牵强。再进一步，从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两个方面来看，它们与物质根本搭不上边却能与思想意识搭上边。看来文化这个东西横跨物质与意识两个范畴，如同俄罗斯的版图横跨欧亚两洲。这与我们从日常生活所得的关于整体的经验多多少少有点不相符合。一个苹果要么被你完整地装在左边的口袋里要么被你整个地装在右边的口袋里，怎么能够把一个苹果既装在左边口袋里同时又装在右边口袋里。不管文化多么硕大而复杂但它终归是一个整体，依经验就整体而言，要么它整个地囫囵地属于这个范畴而不属于那个范畴，要么它整个地囫囵地属于那个范畴而不属于这个范畴，总不至于说两个范畴里都能找到它。薛定谔养了一只奇怪的猫，已经死掉的猫里头有它，与此同时，活得好好的猫里头也有它，请问薛定谔的那只猫究竟是一只死猫还是一只活猫？ 文化就是这么一只奇怪的猫，它既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它既属于物质同时又属于意识，它既是物质财富同时又是精神财富。文化其实就是薛定谔在微观世界里发现的那只猫在宏观世界里的现身。原子的尺度与人类的尺度比起来已经够小的了，然而，还有一个比原子尺度小若干个数量级的世界，那个世界被叫做量子世界，是物理学革命以来新建立的一个世界。薛定谔的那只猫是在那个世界里被发现的。我借它来说明文化的这种独特属性。 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是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如果这是一个论断或者谦虚点说这是一个观点的话，我设想得出，许多人会用“时髦的胡说”来评价它。如果您也用“时髦的胡说”来评价我所持的这个观点的话，我劝您不要把结论下得过早。这里的“您”是指对信息、对符号、对观念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学识的人。关于观念，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 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5）。这个论断含义清楚、观点鲜明、真知灼见超越时代。150年来，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位学者在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里，引用过这个论断来论证他们对观念的看法。除我之外，从未有一个人对此这样提问：物质的东西是如何被移入人的头脑变为观念的东西的？150年之后的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答案当然是——物质的东西是经过信息的东西被移入人的头脑变为观念的东西的。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是在150年前下他的这个论断的，我们当然就不能苛求于他。那个时代科学上的能量概念刚刚开始建立，科学上的信息概念要建立还需100年。要是马克思也有科学上的信息概念的话，我深信不疑：他会在这个论断里改掉一个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信息的东西而已。看看，从物质到观念要找见中间缺失的那一环须待100年；看看，仅仅改一个词也要等上100年。针对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我的这个小小发现之中，其实包含着科学的轨迹、科学的里程和科学的精神。关于马克思我写下这段话，目的并不是要评说他的这个著名论断，而是借此表达一下对这位先哲的敬意。150年前他已经能够把物质的东西与观念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了。 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如果我说我有一副“远微”号眼镜，戴上它就可以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您信吗？所谓“远微”号眼镜，其实是我设想的一种光学仪器，兼具望远与显微两种功能，凭借它不仅看得深远而且看得精细，站在地球上，能够清清楚楚看见火星上一个冰块之中晶体的排列。现实中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显然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或者是一种遁词，我用它指代科学方法上某种革命性的思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采取各不相同的具体方法，这是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从这个角度或意义出发，结论当然是有多少个不同的问题相应的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问题千千万、万万千，理所当然方法也是千千万、万万千。这是从细微层面来看的。假如有人站在一个别人不曾站过的高地上，有条件把科学方法的整体收于眼底，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看观念来看知识，他就会看见：观念的江河尽管千流万汇浩浩荡荡，知识的海洋尽管潮起潮落横无际涯，然而，它们的所来其实都是源可滥觞。经过数千年文明之积累特别是近400年科学上的进步，人类所有的其实只不过三个工具和三个范式而已。三个工具分别是数学、逻辑和语言，三个范式分别是时空、进化和系统。符号学未建立之前，人们只是笼统的认识到数学、逻辑和语言之于人的重要性，然而没有人说得清它们的身世和来历。有了符号学，它们的身世和来历基本上有据可凭了。数学是以数-形两种符号——请注意它的对象仅仅只有两种符号——为研究对象，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发现量化形式的一门工具科学；语言学是以音-形-义三种符号——请注意它的对象仅有三种符号——为研究对象，从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形式演化规律的一门工具科学；逻辑学是以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从中发现思维规律开发思维方法的一门工具科学。思维形式是基于符号的上层建筑，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其中概念是最普遍的思维形式。通过对最普遍的思维形式也就是对概念予以研究，人们才得以开发出诸如形象与抽象、发散与收敛、正向与逆向等等一系列的思维方法来。通过对推理这一思维形式予以研究，人们发现了能把经验整理为知识的三个工具，一个叫演绎，一个叫归纳，还有一个叫类比；前一个是亚里斯多德《工具论》的所指，中间一个是培根《新工具论》的所指，后一个被数学家波利亚誉为“伟大的引路人”。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诸多学说的总称，是一个纲目众多的学科群，各门学说通常都是：以某种形式的符号研究作为突破口和出发点，进而对某种形式的文化现象作出解释或者批判，从而生成关于人文的某种学术洞见，接着掀起观念变革上的某种思潮或波澜，最后沉淀为关于人文的一个学术流派；不管符号学的论域范围多么宽广深厚，不管符号学的流派思潮多么波澜壮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呈现出通过研究人的符号活动进而研究整个文化的趋势来。尽管符号学目前还只是学说，但它的原理部分已经能够为人类认识各不相同的文化现象提供普遍的方法论了。虽然符号学目前还没有生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来，没有生成一门能与关于自然的科学、能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并驾齐驱的关于文化的科学来；然而，大势已成。 我看得见名为“文化之科学”的一个胎儿正被名为“符号之学说”的一位母亲孕育在腹中。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人曾近说过的几句话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依旧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表面来看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串： 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本体？ 物质是一类什么样的存在？ 生物是一类什么样的物质？ 动物是一类什么样的生物？ 人类是一类什么样的动物？ 文化是人类的身份证吗？ 人类的身份证是用符号书写的吗？ 符号又是一类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问题串包含着三个古老的命题：无机与有机的分界线命题，无生命与有生命的分界线命题，人类与动物的分界线命题。这三个“分界线形式”的命题涉及有机、生命和人类的起源，曾经挑战人类的心智，现在依然挑战人类的心智，不仅是哲学命题，而且是科学命题，更是大众文化的话题。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东南西北，黑白棕黄，只要是一个人，他的思想观念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这三个命题，该无例外；你我他每个人，不管头脑中的知识观念是多还是少，不管这些观念和知识究竟是属哲学的、属科学的还是属世俗生活的，也不管有无唯物、唯心和辩证这些哲学名词，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关于这三个命题的一个基本看法，该无例外。 每个人对此都有一串自己式的回答，该无例外。 我的回答—— 存在是一个被哲学作了标记的本体； 物质是一类既被哲学又被科学作了标记的存在； 生物是一类被生命科学作了标记的物质； 动物是一类被动物行为科学作了标记的生物； 人类是一类曾被文化人类学作过标记的动物； 人类的身份证只能是文化； 人类的身份证只能用符号来书写。 物质，生物，动物，人类及其社会，符号及其文化，它们各是一个链环，这些链环依序勾连就是一个连续的链条；这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链条，它的第一段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自然，它的第二段被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社会，它的第三段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文化。 关于那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我的回答是——当你用过程哲学、进化范式去看的时候，就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这是主要思路，当然还得有其他几个条件来辅助，才能把具体的流变过程表征出来。所要求的条件当中，三个工具是必须的，除进化范式外另两个范式也是必须的，当然还得借助信息、符号和观念等概念。 只是这样说一说，还是比较笼统，不符合我的那“两个必须”。于是，我找到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画一个数学形式的分形图，然后在那个图形上加注几个概念，能把我的思想直观出来。 图形是这样的： 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 公元2017年，它来了。 由此上溯100年，就是1917年。 那一年，从中国到外国，有许多大事发生。对我而言，有关宏旨的是这几件： 1月1日 胡适发起文学改良运动 1月4日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2月1日 《新青年》发表第一批白话诗 2月18日 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 还有一件，是一个人——因著述《原始文化》一书而闻名于世的英国学者、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Taylor)——的逝世。 100年前的那一年，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所发生的事件其样本不计其数，为什么仅仅选出这5个样本来破题？因为本书或本文的宏旨有关文化，而那5件事情恰好与文化有关。更深的题旨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人类尝试着将名为“文化”的这个客体——一个比自然、比社会更复杂、更难以把握的客体——予以科学化的工作，是从那一年开始的。 思想必须深刻而抽象，论述必须直观而形象。 两个“必须”是我对自己包括本书或本文的一个总要求。这本书或者谦虚点说就是这篇文章，究竟如何开头才算是一个好的开头呢？我设想过5个不同的开头方式，比较过来比较过去，都莫如用这个有点怪的问题来开头为好。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奇怪问题呢？ 当然不是“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那样的搞笑问题，而是一个有点严肃、有点深度、有点科学底蕴的奇怪问题。 问题是这样的——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 这显然是一个多少有点怪的问题。就我们普通有限的常识而言，物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是由基本粒子加上原子和分子这些颗粒状、链条状的微结构单元不断聚集、不断联结而成的有质量、可称量的实在体，它既包括无机的又包括有机的，既指无生命的还指有生命的；生物作为具有生命行为的有机体与物质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基本靠谱,或者说生物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包含在物质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之中；关键是文化这个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与物质概念所指称的那些对象，二者之间隔着鸿沟。如果把文化看成器物看成制度看成观念的话，它的器物部分与物质能搭上边，因为任何一个文化器物总离不开一个物质外身；退一步而言，即使承认文化中的器物与自然中的木头、石头和山头都是物质的话，也不能据此就认为它们是同一类事物。因为当我们把一类物质当做器物去看待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人加于其上的“文化烙印”也就是人赋予它的意义和价值。器物的重点不在于它的物质外身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核，器物的物质外身充其量只是其文化内核的一种载体而已。看来器物与物质同属一类有点牵强。再进一步，从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这两个方面来看，它们与物质根本搭不上边却能与思想意识搭上边。看来文化这个东西横跨物质与意识两个范畴，如同俄罗斯的版图横跨欧亚两洲。这与我们从日常生活所得的关于整体的经验多多少少有点不相符合。一个苹果要么被你完整地装在左边的口袋里要么被你整个地装在右边的口袋里，怎么能够把一个苹果既装在左边口袋里同时又装在右边口袋里。不管文化多么硕大而复杂但它终归是一个整体，依经验就整体而言，要么它整个地囫囵地属于这个范畴而不属于那个范畴，要么它整个地囫囵地属于那个范畴而不属于这个范畴，总不至于说两个范畴里都能找到它。薛定谔养了一只奇怪的猫，已经死掉的猫里头有它，与此同时，活得好好的猫里头也有它，请问薛定谔的那只猫究竟是一只死猫还是一只活猫？ 文化就是这么一只奇怪的猫，它既是死的同时又是活的，它既属于物质同时又属于意识，它既是物质财富同时又是精神财富。文化其实就是薛定谔在微观世界里发现的那只猫在宏观世界里的现身。原子的尺度与人类的尺度比起来已经够小的了，然而，还有一个比原子尺度小若干个数量级的世界，那个世界被叫做量子世界，是物理学革命以来新建立的一个世界。薛定谔的那只猫是在那个世界里被发现的。我借它来说明文化的这种独特属性。 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是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如果这是一个论断或者谦虚点说这是一个观点的话，我设想得出，许多人会用“时髦的胡说”来评价它。如果您也用“时髦的胡说”来评价我所持的这个观点的话，我劝您不要把结论下得过早。这里的“您”是指对信息、对符号、对观念建立起某种程度的学识的人。关于观念，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资本论》第 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5）。这个论断含义清楚、观点鲜明、真知灼见超越时代。150年来，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位学者在不知有多少篇文章里，引用过这个论断来论证他们对观念的看法。除我之外，从未有一个人对此这样提问：物质的东西是如何被移入人的头脑变为观念的东西的？150年之后的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答案当然是——物质的东西是经过信息的东西被移入人的头脑变为观念的东西的。只要想一想马克思是在150年前下他的这个论断的，我们当然就不能苛求于他。那个时代科学上的能量概念刚刚开始建立，科学上的信息概念要建立还需100年。要是马克思也有科学上的信息概念的话，我深信不疑：他会在这个论断里改掉一个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信息的东西而已。看看，从物质到观念要找见中间缺失的那一环须待100年；看看，仅仅改一个词也要等上100年。针对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我的这个小小发现之中，其实包含着科学的轨迹、科学的里程和科学的精神。关于马克思我写下这段话，目的并不是要评说他的这个著名论断，而是借此表达一下对这位先哲的敬意。150年前他已经能够把物质的东西与观念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了。 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如果我说我有一副“远微”号眼镜，戴上它就可以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您信吗？所谓“远微”号眼镜，其实是我设想的一种光学仪器，兼具望远与显微两种功能，凭借它不仅看得深远而且看得精细，站在地球上，能够清清楚楚看见火星上一个冰块之中晶体的排列。现实中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仪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这显然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或者是一种遁词，我用它指代科学方法上某种革命性的思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各不相同的具体问题采取各不相同的具体方法，这是方法论的普遍原则。从这个角度或意义出发，结论当然是有多少个不同的问题相应的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问题千千万、万万千，理所当然方法也是千千万、万万千。这是从细微层面来看的。假如有人站在一个别人不曾站过的高地上，有条件把科学方法的整体收于眼底，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看观念来看知识，他就会看见：观念的江河尽管千流万汇浩浩荡荡，知识的海洋尽管潮起潮落横无际涯，然而，它们的所来其实都是源可滥觞。经过数千年文明之积累特别是近400年科学上的进步，人类所有的其实只不过三个工具和三个范式而已。三个工具分别是数学、逻辑和语言，三个范式分别是时空、进化和系统。符号学未建立之前，人们只是笼统的认识到数学、逻辑和语言之于人的重要性，然而没有人说得清它们的身世和来历。有了符号学，它们的身世和来历基本上有据可凭了。数学是以数-形两种符号——请注意它的对象仅仅只有两种符号——为研究对象，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发现量化形式的一门工具科学；语言学是以音-形-义三种符号——请注意它的对象仅有三种符号——为研究对象，从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发现形式演化规律的一门工具科学；逻辑学是以思维形式为研究对象从中发现思维规律开发思维方法的一门工具科学。思维形式是基于符号的上层建筑，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其中概念是最普遍的思维形式。通过对最普遍的思维形式也就是对概念予以研究，人们才得以开发出诸如形象与抽象、发散与收敛、正向与逆向等等一系列的思维方法来。通过对推理这一思维形式予以研究，人们发现了能把经验整理为知识的三个工具，一个叫演绎，一个叫归纳，还有一个叫类比；前一个是亚里斯多德《工具论》的所指，中间一个是培根《新工具论》的所指，后一个被数学家波利亚誉为“伟大的引路人”。 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诸多学说的总称，是一个纲目众多的学科群，各门学说通常都是：以某种形式的符号研究作为突破口和出发点，进而对某种形式的文化现象作出解释或者批判，从而生成关于人文的某种学术洞见，接着掀起观念变革上的某种思潮或波澜，最后沉淀为关于人文的一个学术流派；不管符号学的论域范围多么宽广深厚，不管符号学的流派思潮多么波澜壮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呈现出通过研究人的符号活动进而研究整个文化的趋势来。尽管符号学目前还只是学说，但它的原理部分已经能够为人类认识各不相同的文化现象提供普遍的方法论了。虽然符号学目前还没有生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来，没有生成一门能与关于自然的科学、能与关于社会的科学并驾齐驱的关于文化的科学来；然而，大势已成。 我看得见名为“文化之科学”的一个胎儿正被名为“符号之学说”的一位母亲孕育在腹中。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人曾近说过的几句话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依旧还是那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表面来看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串： 存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本体？ 物质是一类什么样的存在？ 生物是一类什么样的物质？ 动物是一类什么样的生物？ 人类是一类什么样的动物？ 文化是人类的身份证吗？ 人类的身份证是用符号书写的吗？ 符号又是一类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问题串包含着三个古老的命题：无机与有机的分界线命题，无生命与有生命的分界线命题，人类与动物的分界线命题。这三个“分界线形式”的命题涉及有机、生命和人类的起源，曾经挑战人类的心智，现在依然挑战人类的心智，不仅是哲学命题，而且是科学命题，更是大众文化的话题。古往今来，上下四方，东南西北，黑白棕黄，只要是一个人，他的思想观念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涉及这三个命题，该无例外；你我他每个人，不管头脑中的知识观念是多还是少，不管这些观念和知识究竟是属哲学的、属科学的还是属世俗生活的，也不管有无唯物、唯心和辩证这些哲学名词，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关于这三个命题的一个基本看法，该无例外。 每个人对此都有一串自己式的回答，该无例外。 我的回答—— 存在是一个被哲学作了标记的本体； 物质是一类既被哲学又被科学作了标记的存在； 生物是一类被生命科学作了标记的物质； 动物是一类被动物行为科学作了标记的生物； 人类是一类曾被文化人类学作过标记的动物； 人类的身份证只能是文化； 人类的身份证只能用符号来书写。 物质，生物，动物，人类及其社会，符号及其文化，它们各是一个链环，这些链环依序勾连就是一个连续的链条；这个连续的不可分割的链条，它的第一段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自然，它的第二段被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社会，它的第三段被我们用习惯看成了文化。 关于那个奇怪的问题——究竟怎样看，才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我的回答是——当你用过程哲学、进化范式去看的时候，就能把物质、生物和文化这三样东西看成同一个过程上流变而生的同一类东西。这是主要思路，当然还得有其他几个条件来辅助，才能把具体的流变过程表征出来。所要求的条件当中，三个工具是必须的，除进化范式外另两个范式也是必须的，当然还得借助信息、符号和观念等概念。 只是这样说一说，还是比较笼统，不符合我的那“两个必须”。于是，我找到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画一个数学形式的分形图，然后在那个图形上加注几个概念，能把我的思想直观出来。 图形是这样的：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能够把那三样东西看成同一类东西了；至于如何为这个被看成的“同一类东西”给出一个响亮名字，不是序言这篇文章的使命，而是这本书的使命。 此文为序。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能够把那三样东西看成同一类东西了；至于如何为这个被看成的“同一类东西”给出一个响亮名字，不是序言这篇文章的使命，而是这本书的使命。 此文为序。 至此，我们似乎已经能够把那三样东西看成同一类东西了；至于如何为这个被看成的“同一类东西”给出一个响亮名字，不是序言这篇文章的使命，而是这本书的使命。 此文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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