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认为“民国粉”是一种奇葩的存在，但于今天种种离奇的思想满天飞舞的社会环境下，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每每看到人数不算少的众“民国粉”们“想往民国”的陶醉模样，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又不免想探个究竟。
民国有那么好吗?对于一个渴求历史真相的人，这个疑问自然会由然而生。我们既便对历史不是很明了，也该问一句：既然民国那么好，为什么会军阀混战，又为什么暴发几十年的人民革命呢?
历史有其必然性，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内在规律性，如果一个人对历史的认识违背了起码的历史逻辑，那么这种认识就是一种历史谬误。
就拿我自己的家族说吧。我家世代务农，民国时期也是，属于有一点土地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那种。我小时候整天窝在爷爷家，听爷爷讲这个家族过去的事情，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民国时期的经历，为什么呢?可能民国给予爷爷留下的印象最刻骨铭心吧。他时常一圈一圈解开白色的绑腿布，挽起裤腿让我看他的小腿，那里有一个圆圆的疤痕，他说是“二师”那些杂碎用枪打的，要是打在别的地方，说不定就没命了。爷爷骂的“二师”，是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是土匪出身的张步云，他以山东诸城为中心，对周边地区逼捐征粮，烧杀抢掠，我爷爷家因没有及时上交苛捐，“二师”就动了杀手，朝着逃命而去的爷爷一阵乱枪，子弹横穿小腿，我老爷爷也被“二师”用枪托打断了腿，从此这世上多了个“耿瘸子”。我爷爷、老爷爷那些生活在民国的庄稼人，老实本分，与世无争，可也不得聊生，甚至时刻都有性命之忧，你让他们说“想往民国”，打死他们都不会同意吧。
爷爷的记忆影响了我的记忆。所以，当我看到毛泽东在1927年3月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对中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指导下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我相信。
当我看到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说：“中国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亚洲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惊人的必然遭遇——饥饿、屈辱和暴力，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横陈着人的尸体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为例行公事。……中国农民被投机家、军阀和西洋的工商业弄得破产，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关系之中，渐渐被迫得气都透不过来……在现世界之中，只有中国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坏。”我相信。
当我看到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中说：“豪绅作为垂死的地主阶级蹒跚地步入了20世纪，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实行最野蛮的社会经济剥削的传统形式，而这已不再受到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约束了。作为这种剥削的牺牲品，农民最终有机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种无情的土地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于20世纪中叶消灭了作为一个阶级的豪绅地主。”我相信。
而为什么一些“民国粉”，尤其是一些一大把年纪的、据说还非常有学识、有修养的大腕级的“民国粉”们说起民国来，却是一副眉飞色舞的样子，乡贤们都很敦厚，老百姓都很安居，社会也很秩序，简直就是中国历史上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一个黄金时代，直说得现在一些人一心向往之，恨不早生民国人，对民国之后则满脸鄙夷，现在又整出一个乡贤治国来，据说很是喧嚣了一阵子，仿佛民国再世了一般。其实这种现象，不是今天才有的，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只不过过去没有现在这样势盛罢了。对于这种现象，毛泽东曾经有过比较生动的比喻和叙述，他在1957年7月9日上海干部会议上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说明这个现象：“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他进一步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从毛泽东这些非常独道的分析里，可以想象得到，那些人的“民国梦”是多么根深蒂固，在毛泽东时代，既便他们梦想的“那边空了”，可“还是想那个东西。”毛泽东也认 识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只要假以时日，用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习惯、新风俗”替代过去的“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转变的，而那些执意“做梦也记得”的人也就成不了气候了，最终只会把这些旧梦带到棺材里去。毛泽东时代大刀阔斧地进行着长期的“剥皮”的浩大工程，让旧知识分子这个“毛”无所依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那个时候，也就只能做做梦而已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民国粉”这个词，民国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成了一个过气的词，满大街都唱“社会主义好”。
然而造化弄人，历史也会开玩笑。毛泽东时代被剥掉的“皮”又飞回来了，当初被剥掉的五张，起码飞回来二、三张有了吧?一些过去仅仅做做民国梦的人自是满心欢喜，他们好象早已嗅到了对他们而言的“春天的空气”了，他们又有了可以依附的“皮”了，他们终于又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一边窃喜着，一边发泄着长期的积怨和仇恨，毛泽东不是说他们没有家了嘛，回不去了嘛，他们就刻意地美化他们一直魂牵梦萦的“老家”，刻意地丑化那些让他们长期找不到“老家”的人和事，他们拚命地抹黑人民革命的成就，抹黑人民树立的英雄，肆无忌惮地丑化甚至谩骂让他们憋屈的毛泽东，他们把自己描绘得跟花了一样美丽，而革命则是丑陋的，一群暴民用非法的手段剥夺了文明的乡贤们所拥有的一切。应该说，这种舆论的声音已经是震耳欲聋了，已经或正在起到颠覆的效果了，一些过去不相信的也开始动摇了，一些半信半疑的也开始相信了，而面对这种颠覆，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体制内的默认和配合，偶尔来自民间的几声犀利的批判，也很快淹没在虚无历史的洪流里了。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无论怎么弄人，都无法改变历史的真实。历史的惊雷已经证明，就象白修德所记录的：“几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民为那些控制着土地和政府的人们充当农奴，已经把自己销蚀到绝望的境地。几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社会的残酷而文雅的人士享有着一切道德、法律和权力的凭依。在拥有田产和贫无立锥者之间，以及在脑满肠肥与忍受饥饿者之间的斗争，也正象中国历史那样古老。但现在由于新的技术，新的学说，新的需要的进入，豪绅的控制却第一次遭到威胁。今天的中国是站在历史危机的关口，其危险是犀利和明晰的。第一个危险是：那些统治者国民党，头脑封建的人物企图把他们旷古以来便以握有的特权转入到明日的新世界里去，一如他们在日本的老搭挡在一世纪以前所曾做过的那样。从国民党的盲目抗拒变革中所产生的第二种危险是，他们的政敌，可以这样乖巧地对这种岁积月累的罪恶培植成一种反感，致使人民甘愿把几已探手可得的自由唾弃，但求古老的不义得予纠正。”白修德所说的“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民国，是“民国粉”们称颂的民国，真相只有一个，除非脑洞足够大，足以漏下历史的逻辑;除非眼睛足够弱，足以视历史事实于无睹;除非嘴巴足够大，足以把稻草说成金条;除非耳朵足够背，听不见历史不义的悲鸣;除非脸皮足够厚，指鹿为马却不知脸红。当这样的奇葩出现的时候，不妨瞅一瞅他们的屁股，他们坐在曾经的或者虚幻的民国的深宅大院里，编织着一些不着边际的神话，而大院之外，却是“遍地哀鸿满城血”。
“想往民国”的梦做做可以，但如果真想把梦变成真，想搞出点大的动静，还是不够现实，那叫打错了算盘，也叫吃错了药，因为关于民国的记忆，不仅存在于“民国粉”的头脑里，更存在于普罗大众的头脑里，这种记忆的碰撞，会让“民国粉”的民国梦前景十分暗淡。如其做着那些花里胡哨的梦，不如读读诗词，譬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读一读这样的诗，就可以知道中国乡贤们曾经的民国梦是怎么破灭的，头脑也会冷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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