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以大表哥一家为荣，从姑父那时起，他们就是吉林延边一家国营煤矿的工人，每次回山东老家，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自信和自豪，年纪尚小的我很羡慕和向往他们，甚至暗暗地下决心要象大表哥那样，长大了当工人。前几年，大姑家突然来电说，大表哥出事了，煤矿塌方，大表哥被埋在井下，遇难的有八个人，大表哥是其中一个。父亲听到噩耗就赶去了吉林，在大姑家待了一段时间，了解了不少煤矿的情况。回山东后跟我说，现在矿区很穷，以前的国营煤矿都卖给个人了，大表哥下的这家煤矿就是以前他们工作的国营煤矿，现在都成了煤老板的了。父亲说起他见到的煤矿工人，用了一个“象小狗一样”的比喻，他说去煤矿的时候正是吃饭时间，几个工人蹲在路边默默地吃饭，脸也不洗，脸上黑得只能看见一双眼睛。
我从来没有去过煤矿，也不了解煤矿工人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但我从父亲的叙述中，能够想象得到，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风光了，因为父亲年轻的时候曾在延吉的矿区生活过几年，他说起当时的经历用的都是略带炫耀的口气，而这次父亲的神情黯然，他不仅说了“象狗”一样的话，还用了“可怜”这个词。
我会常常地想起大表哥，每次想起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跟一些当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串连起来。我会想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视频，一家银行在培训现场，对没有完成指标任务的员工公然打棍子;我会想起一段新闻，一家公司让没有完成营销任务的员工在马路上象狗一样爬行;我会想起富士康那些工人的纵身一跃;我会想起女工周秀云讨薪被恶警扭断脖子踩在脚下;我也会想起砸掉几千万工人饭碗的“下岗运动”……就说说我经历的“下岗运动”的一幕情景吧。那年上级分给我们单位两个下岗名额，我们单位紧跟着就开始动员操办起来，名额就从我们三十几个当年劳动合同到期的人员里面产生，程序看起来极是公正，那天晚上，我们就象面板上的鱼肉，考试，在众人面前演讲，接受全体员工打分，领导评议，最后公开唱票计分，一直折腾到子夜以后，两个倒霉的人第二天就不能来上班了，就收拾收拾滚蛋了。虽然我没有在这两个之列，但内心的悲苦是难以言说的，当我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家，年幼的孩子一直陪着她的妈妈没有睡觉，她们在等待，等待着一只待宰的羔羊能够安全地回来。当我把经过跟妻子说起的时候，妻子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不知道那两个第二天就不能上班的同事那个晚上是怎么度过的，他们的家人是怎么度过的，用“煎熬”来形容可能都不足以表达那种真切的绝望。这次下岗经历，我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下岗而感到庆幸，而一种屈辱感却始终压在心头挥之不去。
是的，是屈辱，象狗一样爬行不是屈辱吗?高贵的头颅被人踩在脚下不是屈辱吗?那纵身一跃不是对屈辱的一种反抗吗?这一个一个事情，看似毫不相干，其实它们是互相联系的，是一根“屈辱的导线”，把它们联在了一起，它们其实是一件事情：资本奴役下的人性屈辱。
中国人是受尽屈辱的，中国人通过革命革除了这种屈辱，屈辱的人性获得了张扬和舒展。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开幕词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一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获得了无数人的认同和喝采，这是新生的共和国区别于旧中国的典型特征，因为这个共和国姓“人民”，只有人民获得了人性的普遍解放，民族才能算真正的解放。然而，几千年剥削制度所形成的思想痼疾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扫除干净，一个复辟的幽灵时时刻刻飘荡在共和国的上空，当众多的人处在麻木之中的时候，当革命熄灭论悄然兴起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幽灵的存在，他时时提醒人们，切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195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下视察期间，跟卫士李银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为了这个担忧，他不顾年高披挂上阵，他不停地讲啊，提醒啊，他试图用比较温和的方式阻止那个复辟的幽灵再行肆虐，然而他却遭遇到难以想象的阻力。他在晚年曾说过：“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带有封建性的独立王国，不管它改换成怎么漂亮的名字，也没有用。怎么办?这个毛病究竟在哪里?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不行;反右也不行;反右倾机会主义，又不行。一直到四清，还是不行。”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依然在为一个没有剥削的新世界而奋争，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历史正在验证毛泽东的忧虑，并按毛泽东担忧的步骤一步一步演进。我们可以竖起耳朵聆听他在1965年5月25日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段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那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稳定了。”我们是不是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这都是活生生的现实，大包干，国企私有化，两极分化，国内外资本夹击……是呀，中国已经成了资本的盛宴，当那个复辟的幽灵用“下岗”这个法宝成功地吓阻了那些自以为当家作主了的草民之后，资本就以令人惊惧的速度和方式狂飙而起，飞沙走石，摧花折木，当人们在迷幻的裹携中睁开双眼的时候，确发现原有的已被洗劫一空，包括我们引以为傲的站起来的身段。“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毛泽东的设问饱含无尽的凝重，当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在内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资本，成为这个社会的座上宾的时候，所谓的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就成了一句空话，一句漂亮话，仅此而已，你想想那个粗壮的警察脚踩讨薪女工周秀云的画面，那种视觉的冲击力，是不是能够刺穿人的头颅?资本眼里只有利润，它周身都散发着追逐利润的腥臊，在利润面前，你的所谓人性的尊严，它会豪不吝啬地踩碾在脚下，并发出一阵阵冷笑。
美国知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在《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说：“无论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有多么惨重，它确实把向当局造反是群众的权利这一概念灌输进了群众的意识之中。当中国人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这种权利是既非上面所赐亦非上面所能废除而为他们所固有的权利时，他们也许会再次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鼓吹的那一幕，其唯一的方法‘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历史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从人性解放的领导阶级到匍匐在资本之下，完全没有抵抗之力，无论宪法中如何作出响当当的规定，如何包办代替，都无法维护工人阶级曾经获得的权益和尊严，下岗仿佛成了他们的魔咒，屈辱成了他们不得不独自吞下的苦酒。
一个年轻人曾抱怨说：他们那儿天天逼着他们加班，安排各种各样繁重的任务，还发给他们很低的工资，简直就象搞文革一样。当我听了这样的话，我感到很悲哀，我觉得更能深切地理解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弃医从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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