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起草并通过“十六条””的过程
李山风
1966年8月8日，即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与会代表的第二天，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这个文件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在这个文件中还没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十六条”的起草的过程比较短，不像起草“五一六通知”那样专门成立一个起草班子。起草工作是由陈伯达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进行了反复多次地修改。我记得，后来林彪和叶群也参加过讨论和修改。最后，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讨论和审定。
“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把毛主席关于文革的一系列的讲话集中起来概括而成的。王力在回忆录里说这个文件是他与陈伯达起草的，这是不确实的。起最大作用的是张春桥和关锋。王力只是在文字记录和整理上做了些工作。陈伯达、张春桥和关锋起的作用要比他大得多。
“十六条”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毛主席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原则，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毛主席希望在文革运动中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发动群众监督人民公仆，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为此，“十六条”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他后来讲的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人民群众监督公仆的方式，来克服我们党内存在的“阴暗面”。
8月10日，毛主席亲自来到了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文革接待站接见群众。毛主席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和我们任何人打招呼。当时我还在钓鱼台办公室里处理文件。接待站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主席到了接待站，我想我就是立即赶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注意主席的安全，并让他们把主席说的话都记录下来。
后来，接待站门口的人越来越多，过路的行人一看到是毛主席，都涌了过来。连门前路过的公交车也停下来不走了，车上的人都探出头来要看毛主席，警卫战士怕出事情，就赶紧簇拥着主席离开了。主席在离开前跟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的报纸和广播就发布了这个消息。这次主席来中央文革群众来访接待站接见群众，对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文革运动起了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我的记忆中，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身到中央的人民来访接待站会见群众(在红军和延安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来访群众是很普通的事)。相反，而现在倒经常发生把群众从人民来访接待站抓走的事情。毛主席说的，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现在已经被许多领导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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