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辩证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寻绎录
“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辩证关系的社会发展史寻绎录
——人类社会总成本结构的历史线索
宏 仁
本文成稿于2003年。多年后自检，自己的认识能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提高。
留此自习。
这是一篇体裁奇怪的文章。让人陌生又熟悉的“论理”方式，在古代的格言体中有过，在现代的散文体中也有过，整体“编”法却是少见的。这是为了突出论点。我的表达常常受到一个说法的左右——把简单的东西说复杂了容易，把复杂的东西说简单了困难。
这是我的为文原则。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复杂的，而且极其复杂，不涉及二者关系以外的关系都是难以说清的。在研究中我感觉到，古今中外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意义的人非常多，但对其根本关系尚有很多争议。对于这种情况，论据太多，即因理解上的歧义而违背了我的为文原则；没有论据又有点像买了东西不给钱。
这是个矛盾。
排解的办法是精选“直证”——多用同一层次意义上的对应概念；少涉“逻辑证”——少用概念的广义与狭义含义中的概念，并且不评论众说纷纭的观点，只取一说。这样可以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强调论点，就事论事。这是人在紧张或闲适的心境下都容易接受的。这类似新闻写作中的“导语”的作用：先简扼指明事本重点，以下之论是为说明，可观之、可辩之、可弃之。
曾有人说，任何一个神经健全的人，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平常，人们读书或文章的结果，多只记其构成要点，甚至只知一个论点，所谓将长文读短了。对不同需要的人来说，也都能各自满足其或深或浅的需求。这是个古往今来的事实。因为多数人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写作者的思路做太多的了解。那个思路又往往不是真理走过的路。
一个观点在多数情况下，像一个“浮标”，可以遵循，也可以持着它移动以改变后来人的方向。
人的思路往往是不连贯的，这在心理学上已经证实。但思想常常会在一个“观点”周围形成一个相对的整体。当有人把某些围绕观点的思想表达出来时，论文也就产生了。如果将论文用抻、拉、扯、拽的办法弄得长些，就可能产生一本新书，这也是古今中外“专著”生成的原因。论文再长，也不能离开论点所涉的范围广征博引，而且围绕论点所用的概念在广义、狭义、层次、对应上都要清楚，不能为求高深而泛泛编用含混、曲晦的概念。这是个人人心里明白，又很难做明白的事。结果可能有两种——将简单的观点论复杂了或将复杂的观点论简单了。
笔者希望成为后者。
因为文化与经济及其“溢外”关系的复杂性，所以采取了本文这种“直取本义”的随感式写法。这种写法的坏处是“印象结构”松散，会造成一些人阅读上不习惯，甚至被否认是“论文”。论点、论据的区别明显，也似写作技巧上的“小儿科”。如果在本文的随感段中加入种种“连贯段落”，本文就会变成一篇长规格式的论文，并易“编”成一部博引重于观点的大书。而现在这些字字段段，却是作者思考20余年的“挤压”之作。抄与著、点与据均泾渭分明。本文所用的时髦或专业概念较少，尽量多用围绕论点的常义概念。并非专业、时髦难寻，只是不想因为冒取高深而违背了我的为文原则。常义概念反复使用也有一个坏处，感觉重复。
在经济范畴中，是永远也认识不清经济的本来面目的。经济的所有问题均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这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通病。这也是马克思伟大的原因。若以历史的社会结构立论，经济的根源性问题，均在后来成为其历史“对应物”的“母体”——文化中；若以现实的世界经济现状来看，经济的根源性问题是在它的历史方向标——哲学中。这既是风骚一时、时髦几天、以木当林、盲人瞎马、部分相加大于整体型的（西方）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中的原因。
不管愿不愿意，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任何一国的经济，已经不再决定于也不可能只决定于国内的生产、经营、分配、消费。因此对任何一次、一种国家、国际、世界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或种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只能在社会总成本与社会总资本的关系，这样在实证的数据上尚有较大缺欠的方面展开“概念线索”的研究，才会有比较趋近事实的结果。其中社会总成本是核心概念，因为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及其结果，都不过是“成本的连锁反应”而已。在世界性信息与交通便利的以国际为单位的比较文化——比较经济的今天，资源——成本的“连锁反应”，更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必然关系，将天下的人类聚为一家，不管以群体利益——如国家或民族为目的的何种主义如何垂死挣扎，世界之大势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以上说明是否有助于对本文写作方式的解释，请读者提示。
导读目录
1. 提要
2. 文化概念
3. 经济概念
4.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社会发展史中的意义
5. 文化经济概念
6. 经济文化概念
7. “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的历史辩证关系在社会发展史中的意义
8. 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关系的言论与数据
9. 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关系“定律”
10. 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表现是政治——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历史的辩证表现
11. “中国社会主义主义文化经济”构想
结语
人类不能因为创造了能够改天换地为自己谋取幸福的文化、经济、政治、技术、科学与哲学，却使自己成为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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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 要
把简单的东西说复杂了容易，把复杂的东西说简单了困难）
“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的关系，简言之即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但从“理性加逻辑”的现代人类认识方式上讲，又不得不区分它们。两个词组的区分是一种“概念确指”，类“奶牛”与“牛奶”、“情人”与“人情”或“世界精神”与“精神世界”的关系。
这样合乎“理性的规则”。
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有“经济决定文化”、“经济与文化无关”、“经济与文化互相补益”等观点。其中“经济决定文化”是今日主流。本文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发展史中的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后认为：本源上，文化是经济之母，决定经济活动的存在与方式，经济是文化的反映，文化决定经济，文化是潜在的，是内因，经济是显在的，是外因；（社会）本体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会视历史背景的不同有所侧重。
本源与本体上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历史上的显例众多，中国有汉时的“独尊儒术”、现代的“文革”、“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他国有“文艺复兴”、“产业革命”、“欧洲文明”等等；世界范围内有“地理大发现”、“信息经济”、“宗教改革运动”等等。 在社会发展史的总体规律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在政治的协理下互相决定的，哲学上称“互为本体”，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
2. 文化概念
至今，关于文化的概念定义已有200种或更多，各占其理，各解其义，各为其用。本文取“文化是生活”一义,认为生活是文化的核心，由此来推衍文化的种种外在意义。如交流、兼容、传播、影响、沟通、继承、互化、分解、边际、功能、主题、同化、抗拒、冲突、类同、变迁、构造、进化、结构、退化、差异、适应、重组、突变、核心、趋向、模式、暴力、整合、发源、影响、功能、变异、形态、系统、趋同、融合、利用、早熟。。。。。。
以“生活是文化的核心”立论，在哲学上，是本体论，若说本源，要论及“物质”，如以生活为意义的人的生物性。为免学术中常见的博士买驴、歧路亡羊现象，此以“本体”——生活——为起点谈论文化的固有含义。
文化有两种互为共生、消长的属性——地域性、民族性。各种文化现象皆是这两种属性交变创生的产物！
地域性如：二分场——长水河农场——北安市——黑龙江省——东北——中国——东方。相附的有沙漠、山区、沿海、岛屿、平原、都市、草原、丘陵、乡村、结合部。。。。。。
民族性如：习俗、语言、文字、身型、血缘、人种、婚俗、体质、肤色、宗教、艺术、历史、教育、繁衍、生活生产方式，“三观”（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
二属性的生成物俯拾即是，随意展开各种报刊、杂志、书籍或回忆所学即可见其表现。
如：外语—翻译、“亚细亚生产方式”、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蒙古人种、东北方言、英语、黑人音乐、“三大差别”、割礼、江南美女、世界工厂、瑞典模式、石油国家、亚洲文物、西方价值观、伊朗地域性人种、基督教文化圈、旧石器时代文化、印度河流域文明、东亚工业文明体系、地理大发现、地域生产综合体、武林派系、山西陈醋、贵州茅台、海派文学、南北佛家、海洋文明、西方的没落—东方的复兴、中体西用、十字军东征、殖民地、亚文化安全区、欧共体、种族平等、国际战略、种族集团、宗教冲突、族群械斗、军国主义、新教伦理、文化熔炉政策、北约、跨国公司、新帝国主义。。。。。。
文化反映在人身上，是一种由地域环境决定的人生观和社会观，具体表现是生活方式；文化反映在国家中，是一种受地域环境影响的民族观、社会观（在政治的作用下曾被称为“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有时可称为宇宙观），具体表现是民族习俗与国家主义；文化反映在世界上，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即“生活”本身。只因掺入了商品——市场——经济的成分，使文化的种种表现，常常以组织——政治的名义面市并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
地域性中，地域条件约制的人群中产生的生活习俗，决定着文化的自生或共生条件。自生的文化中，经济活动少而僵，如历史上封建时代的各国和今日世界上尚存的与世隔绝的“土著”。“世界文化（经济）”即从能够与它种文化共生的地域文化的结合中分离出来。这就是今人所倡导的，由文化交流、兼容而发展出的文化哲学——人类（世界）哲学的目的。
民族性中，欧洲的语言现状是一显例。欧洲人把语言奉若神明，视为民族特性至上的象征。“欧共体”的货币、金融、税制、市场甚至某些政府组织可以“共体”，国界、海关可以没有，但各国语言的纯洁性却丝毫不可侵犯。欧盟的翻译业务比拥有100多个成员国的联合国还多出两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翻译系统。这是不是“语义哲学”、“诠释学”兴盛一时的一种明证呢？
人类文化发展史大意如下：自然文化——如原始石器工具、图腾、渔猎、游牧。。。。。。国家文化——如民族精神、宗法制度、国花、国歌。。。。。。国际文化——如外交、国际盲流、东京消费方式、美国梦、跨国旅游、中国制造、奥运会、非政府组织世界妇女论坛、可口可乐、索尼。。。。。。世界文化——如汽车、飞机、电话、电视、手机、计算机、摇滚乐、internet、国际标准、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德行、修养、教育、人权、民主、环境保护、正义、效率、和平、公益。。。。。。就业、治安、环保、福利、税务、海关、商检、GDP、法律、保险、交通、国防、地名、外交、移民、社教、留学、私营—国有、税制—征管、旅游区、出口—进口、所有制、社会福利—保障、债权国—债务国、打击腐败、扩大内需、通货膨胀、兼并重组、资源配置、资本运营、法定假日、语言规范、民族精神、民族与宗教政策。。。。。。神经病、精神病、艾滋病。。。。。。婚姻、家庭、犯罪、风俗、唱歌、跳舞、打架、骂人、穿衣、饮食、便溺、健康、消费、工作、事业、戴帽、睡觉、运动、道德、伦理、爱情、家族、近视、痔疮、贫困、富裕、失恋、绝望、快乐、忧伤、同情、血缘、性别、投票、选举、性交、生育、名利、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老龄化、邻里关系。。。。。。
宇宙文化——如宇航、卫星、黑洞、“大爆炸”、反物质、太空法、宇宙战争、夸克。。。。。。
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可分为三种含义或称两个层次三个级别：
A. 本源意义上及今日人类可及的认识倾向上，文化即宇宙（本体）经济是宇宙空间人为的文化的有形物，是由万物之灵——人根据宇宙中现有的条件创造出来，以适应自身生存、改变生活条件而创造出的工具。
历史中，从自然文化（经济）——国家文化（经济）——国际文化（经济）——世界文化（经济）到今天的宇宙文化（经济），是文化（经济）发展的形态轨迹。
B. 历史本体意义上，文化可比为大地
如亚洲、非洲、环太平洋圈、南美、希腊、楼兰、玛雅、东南西北欧。。。。。。在这不同的地域条件中不同的民族性下产生了不同的“欲向” 结果，如丝绸之路、出“埃及”记、东←→西“学渐”、XX东征—西讨、欧洲地缘、宗亲部落、城邦文明、民族类群、三国归晋、西天取经、旧大陆——新大陆、欧亚边缘区、伊斯兰世界、基督之家、XX圣地、留学XX,以及城市、公园、国家、楼厦。。。。。。是不同的地域条件上的民族性文化的产物。
C. 社会本体意义上，文化即生活，是地域条件中的人（表现为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因这
种生活方式衍生出的一切事物。
如习俗、语文、艺术、文学、伦理。。。。。。具体表现如农历、汉语、纲常、书法、唐诗。。。。。。往下的派生物如陶瓷、丝绸、指南针、纸张、印刷术、火药等等。由这些派生物中产生的有航海、黄金东方、战争、殖民地、民族同化、书籍、火器、商品、贸易、资本、消费、市场、金融、所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人类文化的全面进步、成长，因交流的作用，有一重要的标志——文化兼容。兼容的产物如摇滚乐、电话、拉锁、尼龙、译文、电视、计算机、飞机、手机、异族通婚、陶瓷、丝绸、艾滋病、种族歧视—平等、世界时、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公约、国际明星、非典、禽流感、恐怖主义。。。。。。
由上可见，文化在本源及本体意义上与经济都是难以区分的，并且都是围绕人或组织的生活而衍生存在的意义的。
3 经济概念
关于“经济”的概念解释，不象文化那样繁杂，因侧重点不同，各圆其说的成见也有不少。但是，都离不开“生产”这个经济“细胞”所含有的本体意义。故本文以“经济即生产”推论经济学所含有的种种外延意义。
在经济学中，“生产”本身是不定性的，不能说明什么，但它是一个内核或“细胞”，其意义在属性中，就象人是社会的细胞一样。
经济也有两种互为消长的属性——关系性和目的性。各种经济现象皆是这两种属性交变创生的产物。
关系性如——
交换、分配、需求、信息、劳务、管理、租赁、物价、股份、保险、配置、广告、审计、贸易、分工、投资、制度、成本、计划、市场、金融、财政、产权、平等、所有制。。。。。。
目的性如——
效率、节约、创新、发展、质量、价值、资本、垄断、就业、积累、利润、消费、福利、共产。。。。。。
二属性的新生物如——
兼并、资本重组、生产力、生产方式、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资本所有制——社会（共产）所有制、社会福利、跨国公司、国际金融、环境保护。。。。。。
在“关系性”与“目的性”各自所含范畴中，还有种种层次性、派生性；二者的关系中还有共通性、互补性、“互本”性、“溢外性”（经济学以外的社会现象在经济上的反映，如生态保护、民族——国家主义）。
此用三段引言说明经济的二属性——
“通过社会生产，不仅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己的发展和运用。”（《马恩选集》第三卷，322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社会生产依然存在。。。。。。”、“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资本论》第三卷，963页、209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利润。。。。。。，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最大程度地满足整体社会经常性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598页）
经济概念中，是不是还有象物质世界中的分子—原子—原子核—质子。。。。。。夸克那样不断被认识的，比生产还小的“内核”？应该是有的。在研究生产中，笔者认识到，比生产更小的单位是“劳动”。因为劳动所牵涉的直接概念——哲学的课题大大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此不赘述。
4 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关系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意义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是一张人们因各种原因一直未予捅破的窗纸。
此项研究的难度在于搞文化研究的人，不能将文化比较研究与文化发展史结合起来，常混淆文化所涉概念的层次与对应关系，并对文化的“内核”未予重视。或者文化本身搞清理路了，却未能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社会发展史的范畴中作必然的结构性关系研究。或者前几点搞清楚理路了，未认识到此种“关系”的结果和意义均在政治——社会中，这个历史事实。反过来情况类似。
这很像对“人”本质的认识。自不量力、不清楚自己的来处，掩盖女人的作用，出了几千年风头的男人的特性，不能说明人的本质。这是直接的原因。间接的原因，在我看来也是关键的原因，是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之外，也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意义——“社会结构”或是“历史的社会结构”中。这像是男人与女人因各自的作用不同组成了完整的社会并构成了社会发展史；在社会发展史的另外两大构成因素，政治和哲学中。这像是由男人与女人构成的社会组织整体中，表现出的人类群体及生命的存在意义。必须将（历史的）社会结构，区分了关系又统为一体的文化、经济、政治、哲学这样几大构成因素，作层次的、“纲——目”性质的、必然联系的整体的研究，才能真正弄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现实中或社会发展史中的真正意义。
这里体现出的是，对具体观念的认识，应先有整体意义上的把握，这个大前提。
社会成熟的一元标准是政治，要看政治行为对社会的两种基本构成因素——文化与经济——的协调进步的程度；社会成熟的二元标准是文化与经济，要看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和对社会环境进步的促进作用。
其中，文化与经济行为的协调程度，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在此应予特别重视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是文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单一的某种社会形态所决定的。比如商品、经济、资本、价值观、生活方式或市场。
以下随感，多是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直接关系的思考。本文的重心即在此节。间接关系的题目较大，需另文再述。
由文化交流、沟通、兼容产生的需求，使经济生产方式与目的日益高级化、社会——共产化。反之，经济生产高级化、社会——共（生）产化的要求，使文化交流、兼容成为可能。
经济条件的改变，决定着人的价值观的变化，此种条件下，“民族习俗”有传播、融通的倾向；生产条件变化不大，只改朝换代，人的价值观变化也不大，中国的2 000多年“儒家社会发展史”是其明证。
所以文化是即有的，经济是在即有的文化中创生的——文化是经济之母。
从“人”本身的意义上讲，宇宙的灵魂是人。人的群体形式是社会。社会的组成有两种可被描述、可被感知、可被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劳动——所创造与记录的“实体”形态——文化与经济。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变易与延续，产生与记录了（社会发展的）历史。
文化——即（人的）生活，是在人因地域条件影响形成的生活、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结果。扩展开看，指人类对物质世界的适应与改造的内在记录及影响。
经济——人类对物质世界改造的外在记录及影响。
在“世界市场”产生以前，经济的具体表现就是“生产方式”，如“农耕”、“游牧”、“狩猎”，至多是“重农抑商”或“重商抑农”。
若不涉及“属性”，经济的地域性基本特征，只有生产。如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产生的生存性生产（方式），是世界性的。其中，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经济的‘细胞’——商品”产生的原因。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结合物，形成了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系统中差异万千的种种社会及历史现象，并由此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
如：文化产业、生产性文化堡垒、无形学院、网络教育、福利经济、民族同化、文化交流、政治地缘、世界哲学、乌托邦、教育经济—扩招、理想国、战国时代、世界市场、跨国公司、互联网地理学、帝国主义、（文化、经济、政治）全球化、异域风俗、旅游（经济）、移民、留学、文化（明）冲突、国际标准、联合国、行业、时尚、社会分层、阶级斗争、本土化经营、买办—代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际经济、战争与和平、外向型经济、奥运会、非政府组织世界妇女论坛、太空法、宇宙战争、摇滚乐、电话、电视、计算机、飞机、艾滋病、招商引资、访问学者、语义哲学、诠释学、恐怖主义、人道主义、WTO、贸易顺—逆差、核查、非典。。。。。。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即象这样的例子——贫困人的渔网的补漏连缀处太多或暂新，不擅使用，“家里的”本事再大，生产效率也低，所以生活困顿；或擅使用但不交换（易），不能进行再生产，其生活一样窘迫。这是缺乏交易性经济活动的自足性文化的必然结果。授之以渔，莫若教之以钓；教之以钓，莫若以交换（易）促进（再）生产。
科技兴国（省、市、农、工、商等）的基础在教育上。无教育即无人的素质的提高。对素质低下的人谈“科技兴国”是“对愚弹琴”，善意的耐心反而会使不懂的人，在厌烦中砸琴伤人。
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很难达到社会的预期目标。整体科技水平与全民受教育程度的落后，使我们的改革有时原地踏步，有时复归老路，“一手硬，一手软”是其间接后果。
“一手硬，一手软”的原因是，社会人的普及性教育程度的提高落在了工具进步的后面；文化与经济的结构失衡，导致了政治上的偏激思潮泛滥。此结果表现在社会心理上，既是人心浮动，偏执无度！但在“国际政治”的范围之中，“国家政治”又常常变得易受外势影响，出现摇摆，出现两极倾向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全球主义”。
在国家性利益不可回避的现实条件下，文化可以通过交流逐步兼容、经济可以在国际性生产与世界市场这个大前提下构结为难以分割的“一体”，但政治的本体属性——组织——与历史趋势——大同——却难以在目前看得比较清楚。
由国家、民族、利益联盟形成的集团性利益造成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及其集中表现——政治上，难以预料其时间的长短。
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因历史因素造成的限制，人们不懂、不理解自己生活中所涉及的税务、物价、法规、社会责任，而环境的改变又使人们的生活必然受到这些社会形态的影响。潜移默化中，人们由不解引起的牢骚、埋怨、咒骂甚至恐惧时有发生，并对经济生产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经济发展的最大麻烦在人身上，在人的认识上的浅见而产生的混乱的观念上——其实质上是个文化问题。
近、现代以来有过经济奇迹的国家的初始条件及动因，虽都有血腥或国际战略利益等等幕后因素，但多是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强调本土文化及民族精神，以此推动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如英、意、法、苏、日、德、西欧、美、北欧、“四小龙” 。。。。。。
教育的目的，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人口素质的目的，是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实践证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民，可以应用技术保证提高产量与质量；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单凭经验操作的老工人。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民教育。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率高、技术先进，重要原因是农民具有较高的文化科技素质。
对农民的教育，发达国家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技术推广、进修、深造，都有完整的教育体系，有立法和相应的奖励政策，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并有足够的经费保证。日本农民中大学毕业占65.9%；法国政府规定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格证书，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美国大部分农场主是农学院毕业的。日本53个县建立了营民大学校，办学经费由国家负担2/3。日本全国还有农业改变普及所611个，以此为中心对农民进行季节性教育。
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同时引进西方技术。但因日本重视教育与民族文化的发扬，为此在1872年就颁布了“学制令”（教育法），对学龄人口一律平等地实行强制性教育。到1904年，全国学龄人口中98%已上了初等学校，为后来日本的外侵期的“军事经济”和战败后的复苏——腾飞的工业经济，打下了人员素质上的坚实基础。
而中国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适龄人口教育上，也未达到98%的入学比例。
教育可以医治社会病态。美国一直把经济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在其社会教育系统上。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财产过分集中（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冷战时期军备消耗的牵制、人才断层、种族歧视等原因，社会病症反而越见其多。终于在1992年4月29日发生了洛杉矶市的大规模种族冲突，造成2 000余人死伤，11 900余人被捕，直接经济损失超过7亿美元的惨重后果。这是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就强调要优先改变社会教育，卫生、环境条件的主要原因。
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如此强大、发达的今天，竟又发现了社会进步的原始动力是教育，引人深思。
多年以来，欧、美发达国家即致力于通过教育系统（引进留学等）或技术性商品的渗透，向经济条件差的国家显示其文化影响力。因为商品带去的不只是消费，更重要的是民族的使用方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经济工作中增产不增收，产值高、效益少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主要是人的素质造成的，是愚昧导致浪费，或是不懂经济规律盲目生产。
文盲比率高的国家，进入不了文明社会！这是列宁的忠告。
（如果不谈国际战略上的原因）社会文化基础薄弱造成的障碍，使得为经济进步设计的逻辑严密的方案、措施，只能在部分方面有效。
西方大量吸收、邀请外籍留学人员、学者，给予优越待遇，使其研究成果首先为已所用。这些研究成果中应用技术的那部分，为西方的经济注入了难以计数的活力和后劲。
在美国买一架波音747飞机要1.3亿美元，中国出口1套西装才100美元，即需用130万套西装才能换取一架飞机。这是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形成的“高附加值”造成的优势。
“高附加值”的成因是其背后的人力素质和技术力量。
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已不只是物质资本，而是取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人口质量或以文化为社会重心的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进步的重要尺度。象以色列、日本、瑞士、新加坡、韩国，就其国土面积、自然资源而言，都较贫乏。但由于国民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相对较高，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率，也就相应较高，并能在世界级的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产业革命后至“二战”前，世界上文化对经济进步的作用，比产业革命前更明显地被政治与经济事件所掩盖。
文化给人与国家以精神上的活力，经济为人与国家建立物质基础。文化中缺乏经济条件，文化易衰竭，难以繁荣；经济中缺乏文化内容，经济倒易成为愚昧的帮凶。
文化是各国企业管理方式差异的深层因素，这种差异造成了各国企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异。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看，社会现实的每一种变化莫不发轫于文化。近代欧洲受东方思想产生的理性启蒙，受“四大发明”影响发生的产业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后，产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社会主义中国及其他今天尚存的几十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都根植于本土文化的特殊性而产生。
语言隔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天敌，它阻碍了人——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1994年统计，印度的官方语言已增至18种，民间方言超过1 600种。虽然发达的欧洲中已“共体”的国家之间因经贸、市场的作用，在沟通中可由比联合国还庞大的翻译系统相互交流，但今天“欧共体”乐团的指挥太多，以至在合奏中怪调连声，并造成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的社会现实。这里的根本原因，可能就在各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优劣比较或自重中，出现了形式上的和谐、内容上的“过敏”，以至一国一种绝不放弃并极力发扬的语言，并都由此强调要保持民族性这个社会文化现实上。
文化是生产力也是经济的母体，是间接的生产力，其关系类似基因与遗传。科学是文化的高级抽象形式，技术是一般具体的文化的形式——科学与技术都是文化的衍生物。其中科学与技术的现实存在意义与目的，常常表现为狭隘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因国际战略而产生的纷争即由此而不绝。科学的目的，因与人类哲学相关，有助于人类的自身认识与解放，技术却常常因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需要，成为乱世的成因！可以预见的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难以摒除的军事经济既是此恶果！！！难题是，现实的世界既是难免利益相关与争夺的世界，又是需要大同理想以解决个体与群体自由生存的世界。。。。。。复归母体——文化、寻其核心——伦理以训示、招引、导航其子科学与技术的迷失，应该可行吧？
如果可行，又需要多少年呢？
人类自身解放的根本原因与条件在文化中！
文化是“自然本源论”、经济是“人为本体论”。人改造自然是为了适应、顺应自然环境。改变地球与宇宙的运动方式不是人类的目的——改变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以适应地球和宇宙的运动规律，才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但今日所见人类的经济行为，却总有点欲偷天换日、自掘坟墓的变态性的自慰、自罚倾向！
现代科技能移山倒海、上天入地，但不能消除阶级对立、宗教冲突、种族歧视、经济恐怖、无政府状态、贪污腐败、生产过剩与贫痛饥馑并存。
从古至今，有XX文明，XX文化，但没有XX经济。古罗马、希腊、巴比伦、埃及、玛雅、中国。。。。。。首先是一个由地域特性决定的“文化”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源于地域或民族的不同。谁又听说过，从古至今，有XX政治、XX经济？即使有也是首先联系地域与民族，才能予以进一步的解读与考据。
本来，人类的社会发展史首先是“文化史”。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应该是对上述结论的最好诠释。现代世界的“经济化”表象是历史的“制度的选择”的结果。即以组织或国家的名义根据“国情”进行“制度的选择”,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种“国情”,都首先是文化性质的。
现实世界中，文化间的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根本性的。
各种文化因历史、地域条件不同，在语言，习俗、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上迥然相异，对个人与集体、神与人、国家与国家、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民主、现实与理想、婚姻与性等等，认识上也持不同的看法。
这些差异是历史与地域的产物，回避不了，也不会很快自消自灭。
虽然差异并不必然意味着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标志着暴力，然而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由文化差异所引发的冲突却是残酷、漫长并时常带来社会损失与灾难的。所谓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生灵涂炭、鳏寡孤独、瘦骨嶙峋、饿殍遍地、孤子游魂、鸡犬不宁、哀声一片。。。。。。
不同的经济模式决定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其发生出于国际战略的背景动因。如法国的“计划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美国的“有调节的市场经济”；台湾的“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日本的“国家导向型市场经济”；香港的“积极的不干预市场经济”；新加坡与韩国的“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俄国的“俄罗斯化”；中东的“再伊斯兰化”；今日印度的“印度文化”；日本的“内化”与“亚洲化”；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在证明着文化差异的存在。
人类早已经习惯于用地域（如东方与西方）、种族（如泰米尔人与僧加罗人）、宗教（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这样一些文化概念来界定自己的人群属性。
人类历史进程中，有交（换）易之前的文化以人本的生存活动为中心；有交易——再生产后的文化以群体的、社会性的生产活动为中心，并随商品及市场的变化，作用于不断调整的社会结构中。
由此可以这样认为——未来时代的人类精神的飞跃，初始是以各种文化系统对“生产目的——伦理本位”的认同为标志；第二步是对“生活目的——社会共产”的认同为标志；第三步即是人类的人本“大同世界——伦理本位”的确立。这些都需有相对稳定的伦理本位、发达的组织文化与经济基础为条件，才能实现。决不是单方面破坏性的以落后国家的“（简单再）生产——生育——生产”模式或发达国家的“（复杂再）生产——消费——环保——生产”模式为目的能达到的。
产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人类以有限的知识与技术对待自然资源，并因认识上的局限只利用了自然资源中的都分条件——初级产品多，浪费严重。现今世界，人的智力加机器使自然资源变成了可充分相互作用的生产资料。科技使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社会进步的动能增大了。这是文化交流使交换上升为贸易，内需生产上升为世界市场的结果。
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形式古来早有，不同的是，现代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科技条件，已经能更直接、明显、自觉地左右着呈指数增长的经济基础了。
国际经济交往中，跨国性的贸易或经营，管理人员必备三种知识：1. 对其国社会政治体系有所认识和了解；2. 对民族间心理距离和现代通讯技术的掌握；3. 对其国的民族文化、习俗、语言的尊重与掌握。除此，经济交往中的分工与合作，即会像鸡对鸭讲的结果，不知所云，甚至由此引起不可解的恶性纷争与冲突。
文化是一切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事物。如果文化不能有助于生活，那么文化的存在是不实在的、缺乏意义的。
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形态与文化的关系是不同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生产目的是自给自足，凭借经验即可。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竞争，这竞争的结果，依科技含量、制度、效率和管理水平有所不同。科技含量、制度、效率和管理水平，又取决于设计者、生产者、管理者、营销者的文化素质。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行业是旅游业。
文化的异地效益使文化间的沟通、利用、兼容加速。2015年旅游业对全球GDP的综合贡献达到7.86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10%。旅游产业综合带动就业人数达到了7911万人，是世界旅游创造就业岗位数的27.8%。世界旅游业有1/6是由中国贡献的。世界旅游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中，有1/4来自于中国旅游业。
1991年时，旅游业中的员工已占全球劳动力的10.2%。这意味着将提供世界上每9个就业机会中的一个。作为“无烟工业”，其产值将达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在西班牙，每5名雇员中就有1人从事旅游业，葡萄牙、比利时、卢森堡和加勒比地区也达到6比1。（参“世界旅行和旅游委员会”1993年度研究报告）。
当国际间的旅游者每年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定比例时，由文化中分离出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观”，将使人类社会的理想在扎根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趋向同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兼容成为现实。
旅游业可能成为人类哲学（理想）趋同的重要媒介之一。
现代的商业实践证明，地域文化对全球性营销有着重大影响。在商品的设计、包装、销售方式种种方面，都要从民族习俗、禁忌、价值需求等方面予以必要的考虑。如“牛仔”在英国、马来西亚受到了本土文化的改变；“可口可乐”在中国以中国的春节为背景作商品广告。
文化人类学认为，原始自然经济只是其他社会行为——如亲族制度、权力结构及仪式行为的反映。人们之所以有经济行为，主要目的在于维系与完成人际间的社会行为，即维系与完成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和责任，而不是为了赚钱或使用价值，更不是为了“斗争”与剩余价值或利润。那么未来人类是在怎样一个层次上以经济行为维系人际、人类关系和社会责任的呢？
缺乏纯净、娴雅文化滋养的国民心态，都浸淫在金钱势力的氛围中，会不会造成“经济上去了，文化下来了”、“物质发达了，精神萎靡了”，以至产生“经济大于社会”、“资本是历史进步的标志”这种偏执轻狂、遗患无穷的错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原因，不就是社会主义特征被偏激、狂热的国民心态所扭曲造成的吗？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是文化观念的沟通与兼容。对经济条件的过分依赖，会造成人类文化观念上的分裂，最终导致经济上的自缚。经济中的受地域条件和文化传习决定的，关于同一价值现象的不同利益的判断，使人类难以在经济生产本身中沟通愿望，达成理想上的共识。
近代以来的“殖民”、“二战”、“冷战”、“三个世界”、地区共同体、（瞎折腾型的）“地缘战略”与（分合不定的）利益集团等现象是其恶果。
有学者通过比较论证表明，美国国际电信电报公司“由盛至衰”、日本的松下公司“久盛不衰”的原因，不在规章制度上，也不在经济战略上，而在管理方式、人事政策，以及更重要的精神和价值观上。即是说，美、日两个公司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同的文化中对待精神世界的方式不同上。
面向未来世纪，西方正凭借其科技优势推动物质战线，又凭借庞大的传播媒介网络，推行其生活方式，以价值观强化精神战线，努力制造精神原子弹，为其经济利益服务。兵不血刃、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真的能使西方获得历史性胜利吗。。。。。。笑话？
信息的发达，是“帝国梦”难以实现的基本因素。
世界大战，荒与谬争！—— 无论文化、经济还是政治上。
新加坡的社会进步，经济上依托西方的高科技，其文化却固守东方传统。
文化差异——意大利禁用菊花；日本人讨厌荷花，喜欢樱花；西方人爱狗，北非视狗为不祥之物；伊斯兰忌讳熊猫，泰国人最喜欢睡连；孔雀是印度国鸟，英、法人则认为其邪恶；。。。。。。在北极搞香蕉种植；在古巴搞“冰雪经贸会”；在撒哈拉搞国际风筝节；在瑞士放牧澳大利亚绵羊。。。。。。
文化若不通过交流相互兼容，社会进步是难以想象的。中国若不实行选择的“拿来主义”，外国文化中的电话、电视、飞机、汽车、计算机、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牛仔”以至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实行不起来的。因为文化上的斥力，拒绝了商品，也拒绝了社会的改变。
民族与宗教的差异，导致各国的人权、移民、贸易、商业及环境政策上的分歧。西方试图促进其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全球化，加强其经济利益，这已引起其他文化区国家的对立反应。
全球性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化进程，正在通过存在已久的地方特性，把人们区别开来。
投资是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方式之一，但因文化抗拒的作用，却使投资的地点和效益发生了变化。美国人欢迎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对日本人的投资却表示出某种敌意和厌恶，因为日本曾有“购买美国”的迹象。但在国际范围内的利益与战略选择上，又不得不苟合一时，在“说不”与“说是”的交替中“咬合”。
若将文化比作气血，经济比作筋肉，那么文化素质低的人，只会认识到筋肉与身体的关系，却难以理解气血的盛衰才是人身体健康的根本标志。人的短视，是易认识到发达筋肉所表现出的表面的健壮，却常忽视了气血充盈为健康打下的内在基础。
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合作是促进国际间谅解、互利的先决因素。历史表明，经济上的成功，需以文化的交流、兼容为背景才能相对长久。中国现代工业对西方工业文化的吸收、利用，“二战”后出现的种种国际间单边或多边外交关系对区域经济的作用，都是例证。而且，政治家——成为历史中的最容易被误解的人的原因，也是文化差异导致的国家利益的时代需要，造成的。至于在政治家自身或时代中各种因由发生的历史功过，包括国际战略都应算另外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
文化使人们在关注内心感受中学会思考、平衡情绪、认识世界。文化对经济工作的摧动、对社会稳定都有难以低估的作用。音乐、美术、文学、艺术、建筑、餐饮、娱乐、旅游等文化现象及其中含有的经济问题，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其对今日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奥运会、潍坊国际风筝会、戛纳电影节、哈冰雪节。。。。。。凡此种种，即使即得效益不高，也会对举办地的名誉起到烘托、广告的作用，这其中隐含的交通、广告、洽谈、商贸、技术、信息、联作、投资、餐饮、旅游、住宿等方面的活力与机遇无尽无休，地域文化在经济方面的潜力，可能会因此大放光彩。地域文化中所包含的专业技术和大众性娱乐项目，对本地群体观念的影响，也是难以尽述的。
至今，世界各地因某种文化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区，显例很多。但需注意的是，地域文化对地域经济的改变而言，只是一种媒介，不是生产力，更不能当成理想和目标使用！因为一个城市、地区或国家，决不可能只依靠运动员、风筝、电影或冰雪发展生产力。那不仅是奢望，简直是痴人梦想！
某些土著的历史悠久，但生活与生产条件都低下而落后，原因是这些土著文化在与外系统文化的沟通、利用中被动、隐晦，使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范围狭窄，生产力呆滞。
现代，习惯上所说的“传统文化”多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不能完全代表传统文化某种习俗的“内核”，如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等。这是现代科技中的传播媒介，使世界范围中的地域文化中的共性越来越多，并在交流中兼容后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商品和市场的历史功绩。
研究历史的或现实的生产关系，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是为了证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独子单传。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更重要的是适应自然的能力，需通过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教养来较好地达到。人的文化素质——教养是通过基础教育与素质教育达成的。不同文化系统中的教育方式不同，其结果对生产力的作用也就会有所差别。所以研究生产力这个不加前缀的概念，需要在目前这种多样文化并存并有冲突不能全面兼容的事实面前，从地域文化入手，研究不同文化对生产力的不同作用和不同种文化间沟通利用后对生产力的影响。
文化兼容问题，应从“文化内核”入手，即探讨人类文化的共性、抽象、归纳、综合。我以为，文化的“内核”是——生活，生活的“内核”是“伦理”。此论点的展开，请参中国的历史是“文化决定论”的历史。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09/09/30356.html
法律与文化间有一些法律管不到和管不了的事情。法律在社会运行中，也属于一种生产活动，但成本极高。个人打官司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和受到的精神压力是无形的，很难精确计数。同时国家在诉讼程序中涉及到的法庭、警察、监狱、律师、侦破、调查、取证等无形支出也难以确数。
文化与法律相比，却是没有“即时”成本的社会公益力量。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丰富而高尚、人的普遍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法律程序的运行而产生的社会消耗性成本就会大大减少，社会生产的效率也必然会大大提高。
“西方的辉煌”的源由，是产业革命带来的私有制，在西方原有私人占有文化上的大范围、全方位的确立。“18世纪末英国产业革命的主要条件，在14世纪的中国就几乎都已存在，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关键在于中国一直没建立有效的刺激人们创新的并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的产权体系”。（参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242页。）
“西方的没落”则也在于私人所有制度，造成了商品文化的畸形膨胀和贫富的巨大差别。
“文明的冲突”的根源，是文化本体中的某种因素在理想的层面上有了相悖的反应。
商品文化即“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在不协调、不均衡情况下的无限止膨胀和贫富巨大差别，使今天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结构运行与自然环境现状危难重重。
人类整体文化萎缩的原因在私有制中。
私有制竞争中产生的价值观是自我实现，不是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所以私有制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宗教冲突、文化过敏屡屡不绝。当此种社会中的文化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群体观念上的分裂造成的自我失落，会使私有制牢笼中的人困兽犹斗。
皈依宗教—教派丛生、“崩克”文化、破坏者游戏、各种“皮”（优、雅、嬉）士、世纪末情绪、杯水婚姻、暴力刺激、性变态、神经心理症者、品牌炫耀、毒品、魔鬼个性、斥虐儿童、少年父母、迷惘的一代、同性婚姻、非理性科幻泛滥。。。。。。都是在西方私有制文化中不可控制的情况下，“优先”产生出来，后通过“时尚”、“先进”、“趋势”等等怀有背后经济利益或战略目的的“文化商品”的催动，流布于世界各地的人类顽疾！！！
可悲的是，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青少年，在此种种恶性病毒一样的世界性“时尚”中深受其害，却不自知！！！
由此可见，国家的政治文化，在世界性“文化病毒”随着商品——市场这个不可回避的社会现实流布、泛滥的现状下，应具备一项重要的、可能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任务——制造“文化纱窗”！因为市场的历史效用如“开窗换气有流蝇”之喻，且因蝇的特性有“体”与“用”的不同。今日世界各地因文化抵触出现的种种事件，例证众多。作为文化的“纱窗”，其“材质”、“规格”的意义与价值，将体现在制度——政策上，而最可疑可怕的选择，也将因国际战略中的集团利益特性，体现在制度——政策上!国家性的政治文化，就必须承担此国家性历史任务！这不是简单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可以解释、解决的。
难题是，“文化纱窗”的效用只局限在国家中，而现实的国家并不是一国之家，那么“市场”加“经济”的以偏概全的制度，是否能在国家—社会—国际—世界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结构中，解释历史呢？这个疑问可带出一个亟需解释，却常常被全人类都曲解的问题——制度或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帝国？福利？共产？治理国家？繁荣安定？小康—大同？物质极大丰富？国富—人富—民富？。。。。。。此种种疑问的答案之后，又是什么？天下一家？社会结构合理？人民安居乐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与经济需求？。。。。。。这些重重叠叠的含义中，孰为主，孰为次？是否又有“纲”—“目”之别？
变态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及社会理想，耗损了生产关系中的和谐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进步。
这是私有制在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的结果上生出的弊端。
世界经济“热点”，由西方向东方转移这个世人公认的趋势，是不是历史对私有制的一种警告呢？历史的看，私有制是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社会结构性协调进步，即合理的社会结构建立与发展的障碍。私有制使人类的种种共有理想，如公平、自由、和谐、平等、民主、和平等成为难以捉摸的幻觉。但正像“没有奴隶制就不会现代的欧洲”（恩格斯语）、列宁时代的“首要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一样，私有制的历史作用是不能被随便抹杀的。
私有制作为“共产——共生主义”的大敌，它的历史作用起完以后，必然会被“共产——共生制”所淘汰，只是时间而已。
其实，“共产——共享”制的历史性试验早已开始，跨国公司、世界市场、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国际公约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是其表现。只是因人类各种不同群体间的文化过敏与文化抗拒作用，使协调、指引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政治与哲学的本质发生了“病变”：政治的本质“组织”病变为强权与利益集团；哲学的本质“理想”与世界观病变成了极端个人自由与“时代情绪”（如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以至在如此“发达”的今天，产生了这样一些人类进步中的“成果”——
20年前的250万难民已涨至今天的4 400多万；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亿增涨到1990年的9.48亿人!“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150场以上的大小战争，造成230多万人死亡；其他还有每天数亿挨饿人口、粮食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人口爆炸”。。。。。。追查这此社会问题的根源，是否是与私有制造成的高度畸形膨胀与整个人类生活结构不相适应的偏激的生产目的与生产关系有必然关系？是不是与“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财富”这个私有制的历史事实有必然关系？这又是不是一向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竞争为主导、以生产的最大化为能事的传统西方经济学，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逐步走出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竞争为主导、以生产的最大化为能事的传统，开始转向生活质量、资源稀缺、家庭经济、环境生态、社会福利、人性化管理、企业文化、公共关系、民族经济、企业自组织系统、社会保障、人本组织、福利国家、人力资本、信息经济、教育经济、人文指数、历史计量、经济哲学、伦理经济、心理经济、老年经济、医疗经济、时间经济、文化经济学、制度经济、生态经济等等经济制度、政策学说、观念引导、理论与实践，以至将婚姻、家庭、歧视、犯罪、司法、选举、宗教和历史，都纳入了自己的分析范围，大有重写社会学、法学、以及历史学的势头。复归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倾向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以谋求改变以往社会中，因收入差别造成的结构性弊病的一种历史大背景呢？
现代文化的三种形式：
1.基础教育。搞的好则象日本、韩国、德国经济起飞前；糟则象今天亚洲人口中36％的文盲、非洲人口中52％的文盲。基础教育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基础,而文盲比率高的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必然低落。这是亚洲一些文盲比率高的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一直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之一。纯技能教育与国家哲学——政治目的和社会理想相脱离的结果，是“浮躁文化”生成的原因。如20世纪50、60年代，英、美正处物质大丰富时代，却出现了反时代的“崩克”文化、反现代化与摇滚文化。
2.生活伦理。基础教育与国家哲学在不稳定或常人难解的经济环境下脱节，会使人们对自己和社会的出路怀有种种疑虑，易造成人的愤懑心理。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躁动不定的思潮与“时代情绪”。具体表现如无目的竞争、怀旧、“结婚是错误”、“一无所有”、“心太软”、“穷得只剩下钱了”、“我们的文化难题”、藐视权威、“气功满神州”、“吃肉骂娘”、宗教兴盛、崇尚偶像（精英）。。。。。。或在追赶时髦、超前消费中大叫“我是上帝”。如果作为基础和科学技术的对象——人——的生活伦理中，失去或脱离了建立在社会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社会秩序，那么人与国家的生存，都会在思想观念的混乱中，充满了艰难，并易产生种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如“活的真累”、以丑为美、吸毒、代沟、性病、同性恋、暴力、色情、赌博、“我们时代的神经患者”、上升的离婚率。。。。。。
3.科学与技术。没有基础教育不会有科学和技术。没有技术与科学，社会经济的进步是难以想象的。低落的基础教育并不是科学技术的绝对障碍，但在低教育水平上嫁接科学与技术，其表现很象一个大头小身子的软骨天才。生活伦理的失调却会对技术改造和科学理论造成悲观的影响。基础教育、生活伦理与科学技术在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应该是成适当比例的。就象世人所公认的，一个人身和心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事实上，“康拜因”比镰刀的效率高、E-mail快于驿马。但如果没有人的发明和使用，这些技术性奇物及效用，都是不存在的。天才的犯罪（如计算机病毒）是基础教育与道德伦理失衡造成的，不是科学与技术的过错；原子的发现也并不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工业超度发展，使人类遭受酸雨的“洗礼”、浓烟的熏染、垃圾的包围，是人类有了科学认识后因贪小利在技术上造成的自明、自为、自受的恶果，没有技术这个无知而无所不能的“工具”的半点罪责。
这也不是有着明确指导原则的科学理论的初衷。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与经济有3大冲突：
1. 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经济指标与文化精神的冲突；
2. 在发展文化中的文化价值规律与商品价值规律之间的冲突；
3. 文化与经济本身发展中的全球综合化趋势与地方民族寻根意识的冲突。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文化问题，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的文化矛盾而陷入了文化危机之中。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今天资本主义盛行的自我表现、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与讲求经济效率、小成本大产出、机械化等资本主义的部分经济原则，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是由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资本主义的以技术经济秩序为主的社会结构，是以一种官僚化的、阶层性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个人在其中只是重复着高度机械的、单一的和专门化的行为。其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是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并且由大众参与的，现在已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矛盾。人们在生活生产中能感受到许多潜在的社会冲突。人被扭曲、异化、非个性化了，权威的基础倒塌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都已失去了一个可以团结人们的统一的精神。（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
世界近代史中5次科学活动中心大转移的成因都在文化中——
1. 意大利1540～1610年。有达·芬奇、伽里略等一大批科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承继和发展的古希腊科学文化，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
2. 英国1660～1730年。当时英国有60多位杰出的科学家，约占当时全世界科学家总数的36%，世界科技发明成果的40%，使英国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这些都源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
3. 法国1770年～1830年。1792年法国创办了欧洲最早的一批技术专科学校，在国家综合教育体制下和浓厚的学习气氛中，法国出现了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使其自然科学水平超过英国。
4. 德国1830年～1920年。19世纪70年代德国统一后，为了赶超英、法，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抓应用科学研究，使德国只用了40年时间，就完成英国100年的事业。
5. 美国1920年后。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科研体系，培养出了众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吸收了大批的外国科学家，每万人中的大学生数比多数国家高出两倍以上，每年的发明创造，能够占全世界的60％。
世界近代史中哲学的高潮与社会学的高潮均与科学中心的转移有着对应的关系。
哲学的高潮期，自意大利（1480年～1460年）开始，社会学自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创立后，亦沿着哲学高潮与科学中心所转移的国家的顺序走来，法国—→德国—→美国，都与其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外系统文化的沟通利用、兼容这个背景密切相关。
顺便提一下，以上历史现象的间接也是决定性的原因，政治的作用不言而喻。一个国家，如果缺乏组织、管理、某种必要的制度、目标导向和社会理想引导的作用，是不会出现这种影响整个国家发展方向的变化的。
文化中的地域与民族两种基本属性的关系，类中国哲学中的“阴”与“阳”，在相互作用中，有互为因果、互为本体、交变创生等特性。将文化放到社会结构这个背景中，会发现，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有着互为因果、互为本体、交变创生等特征。
经济能改变文化结构，对文化的存亡作用却不大。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轨迹表现在文化中，历史中的兴盛和灾难也记录在文化中，这是“历史不灭”的原因。
文化可以是全部历史，具连续性，经济却可能只是历史中的一瞬。历史中，国家、朝代、民族、政权的生灭，部分的决定于经济因素，部分的决定于政治因素，某种特定条件下，还可能决定于地域特性中的地理因素，其经济的、政治的行为、方式、作用也随之消灭，但它们的历史遗产——文化，却借不灭的物质世界得以保存，并为后人引为鉴戒。长城、兵马俑、金字塔、玛雅古迹、泰姬陵、罗马遗址、古希腊遗风、埃及、巴比伦。。。。。。
历史总是在文化的遗产中前进，国家总是在文化的废墟上建立，人类总是在文化的“共识”中交流、沟通、兼容、互助。。。。。。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建立国家形成社会后，两个一直起决定性作用，却常被忽略或未用理性予以明确其关系及意义，互为制约、辩证的两个社会基本形态和发展标志。
5. 文化经济概念
文化经济，简言之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或用“概念核心”的方法说，是“生活对生产的作用”。以目的论论之则为——“以人伦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谈的认识。若从社会结构或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谈，文化经济有如下内容——
1. 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文化经济、封建时代文化经济、社会主义文化经济、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共产主义文化经济。。。。。。
2. 三个部分。文化经济学、经济哲学、文化经济史。
3. 三重目的。国家经济、国际经济、世界经济。
4. 三层含义。A. 社会经济的历史阶段:自然经济-→政治经济-→文化经济-→共(生)产经济。B. 社会结构：社会中的“实体”内容都在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C. 社会方法论。a. 人的素质现状与社会生产率成一定比例；b. 国际生产中的冲突的根源在文化因素中；c. 经济增长带来的心理问题需用文化的方法解决，民族间的沟通与利用需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
D. 社会进步的两个衡量标准。“伦理本位”与“生产目的”的协调因素在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中。
E. 两种文化经济。“自然的文化经济”，如原始部落、土著、氏族公社、游牧等类集体形式中的自足、自给经济；“政治的文化经济”，通过某种组织形式（企业、国家、共同体）等表现出的经济，如贸易、金融、商品、掠夺、垄断、殖民、通讯、交通、翻译、旅游、学校、留学、科技市场、高科技计划、跨国公司等等因文化而产生的，受政治——组织利益因素改变的经济活动形式。
以往关于文化、经济、政治及社会类文章中，出现过的“文化经济”或“经济文化”的词组，绝大多数不是本文所说的含义，多是经济与文化两词的合称。一些文章中对“文化经济”或“经济文化”加过引号或着重号，可能是意识到了这种连称概念的意义，但往往题与文难以统一，不能确指“文化经济”或“经济文化”的概念含义。已有的“文化经济学”的概念含义，在本文中是适用的，但只是“文化经济”的一部分。因为以往“文化经济学”的内容，均未清晰地表达过，“文化经济”在社会结构中的独立意义和在社会发展史中的历史形态意义。
文化经济的内容是围绕“生活——生产”这一层次概念含义的关系构成的，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基本属性论”。其再深层次的含义是围绕“伦理本位”——“生产目的”展开的。其外在形式表现是容纳“商品——市场”的消费。
研究商品能得出私有制必然灭亡（马克思语）的结论；研究文化——经济的关系，则能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趋势、现代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文化经济观念的确立，是使一国、一地区的生产力进步、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调整、以至全球经济大协调的最佳途径。
“文化经济学”是“过程性”的理论体系；“文化经济”是国家性战略方案的认识论体系及由方法构成的社会发展史的“社会结构方法论”。
文化经济的含义有这样四点：
1. 人的素质与社会环境的“文”化程度对经济的作用。
2.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大势的先导，体现出文化交流、兼容在全球化大生产和世界性组织中的作用。
3. （不计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及方法论体系。社会发展史中，社会存在的“实态”表现除文化与经济外，别无它物；“虚态”表现中的政治与哲学的“可见物”均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
4. 不同地域或不同的民族的差别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
5. 层次性基本属性的“生活——生产”概念，是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6. 经济文化概念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是对应的，只是侧重点不同。经济文化可以理解为“经济对文化的作用”或“经济中文化的作用”。以目的论论证之，则为“以生产为目的的人伦（理）”。其中企业文化、商品文化、市场文化、农业文化或茶文化、冰雪文化、电影文化、饮食文化甚至色情文化。。。。。。均可摄入其范畴。
经济文化有如下内容——
1. 历史的社会文化形态。原始社会经济文化、封建时代经济文化、自然主义经济文化、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共产主义经济文化。。。。。。
2. 三重目的。国家文化、国际文化、世界（人类）文化。
3. 三个组成部分。经济文化学、文化哲学、经济文化史。
4. 三层含义。a. 社会发展史中的“文化”的历史阶段，自然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共产文化。b. 文化形态。如企业文化、农业文化、管理文化、商品文化。。。。。。c. 社会方法论
5 两种经济文化。自然的经济文化，不同的地域生活中使用的不同器物，通过某种交换渠道成为商品并传播其文化特征；政治的经济文化，通过某种组织（企业、国家、共同体等）表现出的原组织内部的、后转化为商品或经济形式的文化，如西服、四大发明、三峡工程、可口可乐、欧元。。。。。。
马克思说，商品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们之间的一种特定社会关系。
在通过世界市场，在世界交往中，多民族的精神产品形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过去的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生活、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活、生产方式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文化”不同造成的，即在经济形式的社会认可上有所区别。如对毒品、枪支、妓女、童工、奴隶、赌场、同性婚姻、安乐死、官方语言、新闻控制方式、国家主导思想、国家中民族政策、投资—招商形式。。。。。。方面表现出的不同方式。
7. “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的关系及在社会发展史中的意义
侧重效率与科学的“文化经济”与侧重伦理与技术的“经济文化”的各自概念，含义有所不同。如欧、美、日、“文化经济”发达，使其含在商品中的价值观迅速传播。但社会是整体的事实又使其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考虑社会文化的现状对其无限度增长的生产的作用。
从上几世纪的资本家为了生产力——剩余价值的纯剥削，到上世纪为使生产力能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管理学、生活质量、资源稀缺、家庭经济、环境生态、社会福利、人性化管理、企业文化、公共关系、民族经济、企业自组织系统、社会保障、人本组织、福利国家、人力资本、信息经济、教育经济、人文指数、历史计量、经济哲学、伦理经济、心理经济、老年经济、医疗经济、时间经济、文化经济学、制度经济、生态经济等等经济制度、政策学说、观念引导、理论与实践，以及人性、本能、情绪、情感、婚姻、家庭、歧视、犯罪、司法、选举、宗教和历史，统统进入经济学的分析范围的趋势与现状，都在证明着“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因侧重点不同而需要相互补益的重要性。
“文化经济商品”具有相似性，如今之手机、电视、汽车、互联网或种种高科技产品；“经济文化商品”具有相异性，如贵州茅台、加州牛肉面、伊拉克蜜枣、巴拿马草帽等等地域性、民族化商品。二者的统一是人类文化适应力不减，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丰富多彩的根源。
哥伦布寻找新大陆的目的是获取东方财宝——是文化经济的表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扬天朝文化——是经济文化的表现，二者的起因即使源于民间，却都是国家政治的产物。二者的作法，都促成了世界文化的沟通和人们对异地文化中孕含着的经济价值的认可。其后，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就都建立在这种文化经济的目的之上。
现代的利益获得，因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已不象当初那么野蛮。虽有经济制裁、关税壁垒、地区保护、文化（经济）入侵、投资倒流等坏现象，世界经济还是正逐渐倾向于经济文化的运用，通过跨国公司、世界市场而达成的“文化经济”的目的，是人所公认的君子行为。
欧、美、日的技术、产业、商品在世界范围的扩散性影响，其原因在文化经济上，效应却在本国的经济文化上。
中国历史上是经济文化（以人伦为本位、目的的生产）发达，文化经济（以生产为本位、目的的人伦）太萎弱。
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间，已有了许多西方望尘莫及的技术知识，却没能产生现代经济科学，这是主要原因之一。西人将火药用于攻击性的枪炮到世界各地抢掠财物并形成军火资本，而中国人将火药用于娱乐以维护“大一统”的亲亲之仁；西人用指南针向远方走以寻找财富，中国人用指南针定天下方位唯我独尊。中国的这个历史谜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中。如果没有外来的“经济文化”的激发，中国的历史，也许就一直会是一部“王朝更迭”的社会发展史。所谓明朝曾有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是外来文化的击发造成的。可是那时的文化经济在内部的发展与受到外来经济文化冲击而产生的力量，还不足以真正推动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大调整。所以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才真正体会到文化经济的巨大能量，并带动了可融入世界形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今日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是其善果之一。
单论“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的各自作用，很象在循着理性的规则玩一种“必要”的概念游戏。因为说白了，辩说文化经济与经济文化这一对易混淆名词各自含义的概念，即是想说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这正像分析一对夫妻的结婚或离婚背景时，需先搞清夫与妻的各自性格特征，再看其各自因某种内在的或外在的原因所处的家庭中的位置而达成的家庭结构。二人的关系，常常受到个性、体质、亲属、邻里、阅历、收入、家务、工作、修养、感情、居住、体质、养育、习惯、欲望、情绪、性欲、潮流、时尚等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往往只取其一即是左右夫妻关系的决定性条件。这种条件使夫妻关系，有的错及一时、有的错及一生。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可照此比较说明。
8. 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关系的言论与数据
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法>朗哥）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
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列宁）
辩证是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去理解事物。（恩格斯）
现代社会已经从以经济为重点的时代进入了以文化为重点的时代。（<日>太平正芳）
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是养育了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丹尼尔·贝尔）
我对资本主义矛盾的认识，来自于对他种原有文化与经济的复合体的拆解分析。（丹尼尔·贝尔）
在市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转而生产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丹尼尔·贝尔）
亚洲地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常常被解释为基于文化上的力量，包括密切的家庭关系，对教育所拥有的价值的强烈信念和着眼于未来的传统。（《参考消息》1996.10.06）
欧洲法国的迪斯尼乐园1994年以来不景气的原因，是美国式经营、生活方式与当地文化产生了冲突。（中央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1994.06.26）
公元9世纪基督教的拉丁化是“第一次欧洲统一”；文艺复兴后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与科学在欧洲范围内的传播是欧洲的“第二次统一”（<法>波弥安）
中华文化传入欧洲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布、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革命成为可能，并且使它的活动范围无比的扩大，进程无比的迅速。（恩格斯）
“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
经济与文化，本来不具有一方优于另一方的性质，同时也不存在为了追求一方就必须牺牲另一方的关系。今后经济上成熟的时代同时也蕴藏着一种可能性——成为高水平的文化时代。将来，经济的文化产业必将进一步发展，而以经济为媒介的文化方面的发展也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高潮。经济活动的机制在各种文化之中，各国的经济是各国文化的反映，经济自身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日>“文化时代研究小组”）
现代的危机，就在于经济与文化相互联结的纽带已经解体。（<美>古尼埃尔·贝尔）
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因素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内容。（<日>井木信义）
经济学家并不涉足教育过程，但他们的工作能促进教育过程的改变。把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市场，将难以改进对教育决策的把握。（<美>E·科恩）
人们的经济素养和经济意识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之一。（<中>孙来祥）
经济发展指数长时间超过3%，就会孕育激进文化；反之则导致没落文化。（<美>莱克西里）
贫富差距就是知识差距。目前世界上80%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是在发达国家中进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02.15的“世界科学状况报告”）
经济好，不等于天下太平。美国种族冲突、贫富分化，台湾人富而少义、学术化拜金，均是社会进步中的异常现象。（<中国台湾>龚忠斌）
文化的差异刺激经济冲突。（<美>亨廷顿）
市场经济是一种文化。社会进步的基础是企业，企业的发展的关键是改革，改革深化的方向是自主，自主经营依靠的是文化。（<中>于光远）
发达国家已经由生产问题转移到最广义的消费和幸福生活问题上，将进入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美>罗斯托）
社会生活的更高形式不是把赢利心消除掉,而是对它加以正确的调节。 （<德>施穆勒）
用伦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算盘解决经济核算问题。（<日>涉泽荣一）
美国人在世界市场上的“敌人”不是日本或德国，而是自身管理文化上的限制。企业管理的现实并不是独立的，它是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美>阿奈斯与帕斯卡尔）
日本成功的秘诀，在于日本人能灵活地将本国优秀传统与西方管理技术相结合，加以融会贯通。（<美>沃格尔）
对当代人类生活任何一个方面的透彻理解都离不开对与其相关的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中>王沪宁）
经济的腾飞往往在于文化的变革。贫困的国家不仅仅是国民生产值的落后，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经济文化”的观念过于陈旧。经济的发展未必能带来人的解决。人类要摆脱精神上的贫困，还必须进行经济以外的奋斗。（<中>苏东斌）
“文化差距”导致误解，产生文化摩擦，其后发展为“政治摩擦”、“经济摩擦”。引导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方向的不仅仅是经济力量，文化力量也同样发挥重大作用。商品是制造国文化的一种表现，接受商品也就意识着接受它的文化。日本与欧美各国之间发生的许多经济摩擦，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滞后”和“文化差异”。考察一个国家人们生活的总体——文化的总体，就可以理解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取决于这一地区的文化内容这一观点的意义。文化内容分别决定各国人生活上的需求，实际上也决定这个国家的产业。二次大战后，日本一片废墟，国家即无资源又无资本，只有不花钱的文化支撑着人们的精神。1945年到1955年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也是第一次“文化时代”，战后派的文学、美术、电影和戏剧急剧趋向繁荣，“文化立国论”极其盛行。这说明缺乏经济力量，文化也能发展。但是，企图单纯依靠文化立国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不予考虑现实人的需求和国家的实际状况。出于时代的需求，后来“经济立国论”出现了，并在日本文化的群体意识强、忠实于企业、竞争心旺盛等特征的激发下，使日本的经济迅速高涨到占世界经济的10%的程度。日本经济腾飞后出现的“第二个文化时代”的性质与“第一个文化时代”的性质不同。第一个是贫困时期文化的迸发，第二个是经济繁荣后对文化的需求。（以上<日>名和太郎）
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列宁）
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时，社会文化环境对这种变化的抵制程度比经济结构对这种变化的抵制程度要大得多。它可能表现为一个难以对付的“瓶颈”，使人们为实现工业化所进行的努力付诸东流。16、17世纪的“文化革命”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场文化革命给予人们以理性工具，这些理性工具使人们得以掌握新能源。是文化水平的变化以及周围自然条件的变化为欧洲的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意>奇波拉）
印度自1947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以来，印度一直实行计划经济。1991年印度经济向自由经济快速转变，与外来文化产生了“摩擦”，使得印度复古主义抬头。（《参考消息》1995.11.07）
向一个野蛮人传授先进技术并不能使之成为一个文明人，这样会使他变成一个更有效的野蛮人。道德与文化的进步必须与技术和经济发展相伴随。（<意>奇波拉）
如果是愚昧无知的人支配财富的话，那么富有比贫穷更不幸，因为它会比贫穷更强烈地使事物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如果是由有智慧和有知识的人支配财富的话，富有才是一件好事。（<希>柏拉图）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源于《生活报》1991.07.15 ，后广见于各种报刊。）
由于非洲的资源与廉价人力等因素，美国对非洲政策已由援助转为投资与贸易。其回报率为，投入7%收回25%，比对其他地区的回报率17%高得多。（中央广播电台1996.04.02晨“环球信息”）
全球近1／5人口的过度消费将危及地球。全美的购物中心比中学增长的还要快，以每年每两个的速度扩张。美国人口从1957年到1990年虽增长了一倍，但认为生活快乐的只有1／3。（美国1991年“世界观察所报告”。）
文化的差异正在削弱许多国家提高国家地位的能力。衡量生活质量的46个指数标准中，只有6个是衡量经济因素的。按此标准尽管美国有着世界最庞大的经济，但其名次却只排在第18位。（<美>埃斯特斯）
1992年全世界范围内因民族矛盾、宗教冲突进行的29场主要战争，死亡人数达600万人。1991年有11场大的武装冲突。“二战”以来，世界上因各种文化因素导致的战争有149场，已造成了2 314万人丧生。至1993年中期，全世界的难民已达4 400万之巨！（美国1993年度“政府调查报告”。）
引进人才是美国加强国力的一大措施，连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著名政治家都是“进口”的。“二战”期间，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雷达、火箭等，主要依靠外国科学家。“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高级工程师中1/3属中国血统。从1946年至1974年的28年间，美国引进的高级人才达24万之多。（转引《哈尔滨日报》1992.09.23）
197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被消耗于交易因素，这源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造成的交易成本。（《美》诺思）
“大同世界”等于20％以上的教育投入！！！“大同”的着力点在文化手段而不在经济手段。不断扩大对文化教育的公共投入比例就会离大同更近，如果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就可以获得高度的公平与均富。宋朝的经济成就缘于大同理想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引导作用并不为过，宋朝的实践证明，大同并非乌托邦，而是重视文治教化与修身养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全民教育培养了良好的公民道德，讲信修睦、和平友善、重义轻利的国民性格便是宋朝商业成功的“秘密武器”，增加教育上的公共支出，就会减少私人在教育上的投资，从而增加私人在生产投资上的比例，这既扩大了社会平等，又能提高生产效率。“大同理想”的价值远远超过更让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大同”中蕴藏的核心精神将成为“东方文艺复兴”的种子。
贩毒、诈骗、偷窃等职业犯罪收入在英国已成为第4位的行当，年收入达140亿英磅，有42万人从事。（《参考消息》1992.09.17）
美国30余年对古巴的经济封锁造成了高达400亿美元的损失。（《生活报》1995.12.01）
英国一名男子因制造电脑病毒破坏了全国无数电脑档案，使大小公司损失数百万英磅。（《生活报》1995.12.01）
自从发现艾滋病以来，全世界范围内为此做的防范和医疗费用，已达2 400亿美元。（中央电视台1995.12.02晨“焦点访谈”）
1995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约值1 800亿美元，是1994年的3倍。（《新晚报》1996.01.02）
世界每年假药生产约值126亿美元，对非洲儿童的伤害非常严重，因此造成的社会损失巨大，对未来生产的影响难以估量。（《生活报》1991.04.06）
中国每年工商业废品约值1 000亿人民币。（中央广播电台1991.02.28晨新闻）
中国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社会损失约值2 000亿元人民币。（中央电视台1995.01.11“东方时空”）
从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中，中国的国有资产流失已达5 000亿元人民币。（转引《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256页。）
山西煤矿因滥采滥挖，至今损失已达700亿元人民币。（中央广播电台1996.04.02晨“新闻联播”）
中国每年蔬菜储运、销售中的损失，约值4亿人民币。有运输技术上的原因，也有人身素质中“于已无关”的恶劣心态的反映。（中央广播电台 1991.05.09晨“科技与社会”）
中国每年受病虫害的田地有1亿亩，损失至少20亿元人民币。（中央广播电台1994.05.01晨“新闻联播”）
哈尔滨与大庆市两地拥有家庭钢琴已达5万多架，是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的文化现象。（《生活报》1993.05.19）
邮电通讯每增加1亿元投资，10年内可增加国民经济收入13.8亿元。1985年统计，长途邮电对交通的替代率是84％，产生社会节约的经济效益为133.8亿元。电话、传真代替业务员可节省交通能源的30％。（《新晚报》1991.03.19）
运用天气预报制度制定的“定量供暖”制度，中国长春绿园供热所在100多栋楼房33万平方米住宅中，每天可节水60吨，1年节煤1 800吨，节电10万余度。（《新晚报》1991.03.19）
20世纪的90年代，全世界的文盲已上升到9.48亿人。（参《生活报》1992.08.21）列宁曾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有专家仿照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法j把“文化力”解释为“国民总魅力度”或“国民总文化力”(GNC)，特别留意到日本动画、漫画、音乐等流行文化备受推崇的现象，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文化上的新超级大国”。“国民总魅力度”这样的“文化力”，要像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那样被量化是困难的，需要附加详细的定义和完善调查、统计方法，不过我在此根据现有统计对过去10年里日本“对外文化力”的增长进行了推算。
为测量对外文化力，查阅“录音唱片、磁带”、“印刷书籍、报纸、绘画”、“照相用底片”、“电影用胶片”、“美术品、藏品和古董”的商品贸易统计，以及“专利使用费”、“文化娱乐收入”等的服务贸易统计及这些出口额和交易额的总量，在1993年至2003年，从5343亿日元增长到了1．5779万亿日元，增长了大约两倍。
而同期商品出口总额从40．2025万亿日元增长到54．5622万亿日元，只增长了36％。相比而言，日本与“文化”有关的出口增长幅度大得多。
文化力会吸引人们注意，给消费行动带来影响。比如，韩国连续剧<冬日恋歌>在日本播出后，其男主角所驾驶的福特多功能运动型车“探险者”的销量立即回升。同志社大学的八木匡教授2002年对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地区进行联合实证分析，验证了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会对市场扩大产生作用的假说。企业的文化力和经营利润率，企业或者产业“文化力”的高低，即“文化重视度”与经营利润率存在什么关系呢? 有趣的是，“文化重视度”高的行业一般来说经营利润率也高。基于这一结果，“文化重视度与经营利润率存在某种相关关系，文化重视度高的产业；其经营利润率也较高”。基于这一原因，加之上文提到的文化多样性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地区的形成方兴未艾。
所谓文化地区，指艺术和文化成为主要吸引力的特定地Ⅸ。根据文化地I又的特征，可以分为“产业文化地区”、“制度文化地区”、“艺术文化地区”和“大都市型文化地区”。产业文化地区是指具有特定文化价值的产业集中在一个地区之后，使得该地区产生了活力，意大利家具产地或米兰的服装产地就是例子。美国的洛杉矶也可以称为文化地区。在这座城市，从事电影和录像产业的人员在整个从业人员队伍中所占比例，在1993年为5．2％，1997年为5．3％。
制度性文化地区可以葡萄酒产地为例。意大利的巴罗洛、巴尔巴雷斯科、巴尔贝拉等3个地区在1993年分别给各自的葡萄酒名称授予了知识产权。这一制度的1999年前后，尽管产量减少，葡萄酒价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而言却大幅增长，推动了3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作为艺术文化地区，西班牙毕尔巴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市以建设美术馆为中心，通过综合城市开发吸引游客，成功地激活了城市。美国90％以上的城市都把振兴艺术文化作为城市政策的中心，进而实施义化地K建没。最近，南非的开普敦也致力于文化建设。该市拥有风光明媚的海滨沙滩，气候也非常宜人，因而致力于电影产业。另外，新西兰也是《指环王>和<最后的武士)的取景地，开始向文化产业倾斜。
成功的文化地区有3个共同特征：官方部门与民间组织发挥有效领导作用；具有多种资金来源；具备明确目的。
日本的漫画，游戏和流行文化等吸引了世界上年轻人的眼球，甚而引起了日本热。经由这样的大众文化而对日本感兴趣的外国人，开始学习目语、购买日本产品、前来日本旅行，加深同日本人的交流，甚至接触到日本的传统文化。将来类似的多种效果还将扩大。
因为文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充实起来，街镇更有乐趣，社会整体变得富裕。商品也好、服务也好，包含独特的设计或技术，从广义上说，具备文化力的东西更易为消费者所选择。另一方面，具备文化力的企业，其销售额和利润率都更高；具备文化力的街镇和城市更能吸引入和企业，税收也更高；具备文化力的国家也能从世界吸引游客和投资，从而变得更加富裕。
迷人的文化力，对于国家、城市、企业都很重要，在经济上也可成为很大的力量。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这一点，并从各自立场出发努力提高文化力。
（《参考消息》2004.10.09）
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评）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9. 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关系“定律”
从前面对文化、经济的各种角度的谈论、分析中，可以寻绎出以下文化与经济关系在社会发展史中的“定律”。此定律“暂为定论”，诚望有识者再予校正。
1. 地域间的文化比较是商品生成的原因。
2. 地域文化现象异地后转化为经济现象，民族特征异地后转化为商品特征。
3. 不论地域性或世界性，社会文化条件直接决定、作用于经济条件。
4. 文化条件若不应用于经济改造，文化在潜隐状态中以内因方式的交流——兼容性运作将如竭泽而渔；反之亦然。
5. 文化在组织与社会（不论是企业、国家、国际、世界）中的价值与意义是与经济相联系时才出现的；反之亦然。
6. 经济生产的无限性将阻遏文化的交流——兼容性深层次运作，对文化有病态作用；反之，文化的病态（如俗化）使市场与生产变得有限。
7. 世界市场的范围包括文化市场与经济市场。
8. 文化的交流、沟通、利用是经济进步的必由之路，文化的兼容是经济的发达之路。
9. 本体上，视时代性的历史条件不同，经济决定文化或文化决定经济，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本源上，文化决定经济——生活总是生产的前提，文化交流总是生产与市场的前因。
10. 文化与经济的协调程度是社会进步程度的两个外在统一的标志，而且是古今中外评价、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唯一标准。
11. 文化与经济在同一层面上构成社会结构中的“实态”框架。
12. 在以文化关系或经济关系为标准的社会发展史中，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构成历史的一个环节。如，（地域性）自然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共产文化；（地域性）自然经济——政治经济——文化经济——共产经济。
13. 文化力与经济力的合力是政治力——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的辩证表现。
10. 文化与经济的历史辩证表现是政治——政治是文化与经济的历史的辩证表现
这一节是不能割舍，与前面内容有必然联系的“题外论”。
古往今来，政治给人类造成的偏见最大。历史中，人类生活最大痛苦的直接原因在政治中,如“世界大战”；同时，人类生活最大幸福的成因也由政治中直接产生，如中、外历史都曾有过的“开明盛世”。人们对政治的好恶，多因自己的现实生活质量和对社会安定公正的程度而定。政治源于由人群组成的有联系、有目的的“组织”，是改善群体环境使生活、信仰达至相对统一的组织体。政治的目的必依“组织”措施达到，并非强权、势力、帮派、阴谋。人所痛恶的强权、势力、帮派、阴谋，均是历史中文化与经济关系失衡在政治中的变态表现，并非政治本身的属性。
政治的本质“组织”有两种互为辩证的基本属性——制度性、管理性。制度因地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而定服务于现实；管理使作用于现实的制度为未来服务。
古今“不谈政治”的“超拔”之士约有3种心理：功名未就心理、对时政不满心理、“四大皆空”心理。除此，世界上哪有真正不谈政治的人呢？
今日（不论中外）社会民众所关注的对切身利益有影响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源于政治因素，无一不依政治方法出结果。如：
就业、治安、地名、环保、住房、物价、市政、供水、劳工、煤气、电业、动迁、市场、人口、法律、保险、教育、利率、汇率、交通、国防、外交、移民、社教、留学、扶贪、救济、福利、税务、海关、商检、GDP、城建、就业、战争、和平、私营—国有、税制—征管、旅游区、开发区、计划生育、法定假日、民族与宗教政策、生态保护、出口—进口、所有制、社会福利—保障、债权国—债务国、反腐倡廉、内需——外需、通货膨胀——紧缩、反黄扫黑、休克疗法、国际秩序、“维和组织”、民族工业、国企私有。。。。。。
经济领域的兼并重组、资源配置、资本运营、货币升值——贬值、金本位、信用货币、新自由主义、欧美模式（其中又包括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股票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主义”等等）。。。。。。。
文化领域的“国学”、精神文明、语言规范、民族精神、犹太复国、伊斯兰圣战。。。。。。
哲学领域的人权、民主、环境保护、资本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文化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平衡机制。
历史上政治方法的使用，如不是因权力之争，那其应用表现多在文化中，通过文化形式改变作用于经济目的和社会目标。国家中、国际上均是如此。
中国例——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独尊儒术、“三武灭佛”、**兴佛、“双拥”、“二为”、三讲、“双百”、“文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外例——美杀印第安人、德杀犹太人、澳杀土著、殖民改俗政策、汉谟拉比法典、火烧布鲁诺、英国《独占法》、德拉古成文法、梭伦改革、宗教革命。。。。。。
世界例——国际公约（合约、协定、法、标准、仲裁。。。。。。）、公历、民主、人权、GATT、WTO、冷战、和平演变、空间法、绿色和平、世界妇女大会、世界反腐败宣言。。。。。。
自有殖民地以后，殖民者总是先通过压制、虐杀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为占有其物质资源打开通道、定下口实。
如果现代世界没有国际组织、国际标准、国际法、国际公约、“世界人权”，可想现今人类社会的混乱程度。
文化兼容与文化利用的目的多在经济利益中，经济利益的目的又常表现在对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文化兼容与经济利益的配合为（国家或国际）政治目标服务。政治在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显出其本质含义——组织及两属性：制度与管理。
察历史可知，法律只能调整“现实”，其对未来的理想是在“打哪儿指哪儿”中确定的——新生事物对以往法律的调整、新法律的不断出现是其证明。人所共知的比较文化前提下的国家性、国际性法律的“滞后性”，是“被动性”的法律造成的还是“主动性”的政治造成的？
文化背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这可能造成“法律文化”间的冲突，反而妨碍了文化与经济问题的解决。
在民主时代，法律是政治的头脑、中枢、秩序；在专权的时代，法律是政治的鹰犬、帮凶。
法律对于时代的作用，要看法律对时代中文化与经济因素的解释与协调是否有力而明确。
产业革命后到二战前，世界史中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多被政治与经济事件掩盖了。
二战后，日本、德国等经济高涨的决定性动力之一，是他们在起速前对基础教育的大量投资，吸收外来先进技术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融入世界市场，为后来的大规模应用性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其中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是政治行为在哲学观——政治哲学——上的体现。
社会中带有组织目标的文化基地、文化集团、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在对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性考虑中，可以有效地稳定民族精神，为“越是民族的越具国际间的经济价值”做基础，这种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因素，实质是一种国家理想或政治哲学的产物，可以使人民在令人目眩的商品文化的包围下，辨别地吸收现代科技的营养，在稳定的心态中形成以“共产——共生”为原则，以“伦理本位与生产目的的统一为条件”的“共产主义”观，不至于迷失在“寻找家园”的路途中。
人类的未来在文化中，在以文化为先导、为进步标准的人的生活中。人类的未来在今天反映在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文化兼容为条件的社会结构中，而现实与未来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调整社会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文化与经济——的政治中。
中国的经济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减少指令性、扩大指导性。以后在逐渐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生产力在某些已有的生产关系下已能自行解决并进步。但至1994年国营大、中型企业的3个“1/3”（1/3盈、1/3平、1/3亏）的问题依然严重，原因即在经济结构中的产权、社会保障、物价等社会关系未能理顺，生产力的外在环境过紧。这样看来，将一般的生产关系放大到社会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才是解放生产力的真正出路。
我认为，马、列理论体系中，“生产关系”的本义，并非只在经济活动中，而是后来的使用者给理解褊狭了。“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以文化交流、兼容的国际关系为基础的，是世界文化、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世界性政治哲学的表现。国际组织的职能是改善国际关系，为人类的生存协调出优良的生存环境，它通用的先决条件与应用的方法是文化，表现却总在经济和政治中。
海湾战争以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依然，各国忙于国内经济时，免不了运用经济上的“共产”原则，在贸易、技术、人力、资源、金融上，与其他种肤色、语言的人交往，以便合气生财、维持生计。小小不言的保护主义渐渐溶入了为了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为的文化兼容中，“军国主义” 与“帝国主义”的泥牛也被世界大势拥入了“共产——共生”意识的海洋。问题也有，国际社会上“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影子常常闪现的原因，是此种主义的坚持者拥有着人类幸福的胸怀呢，还是超前性的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日子将不好过，欲以超级型国际战略方案扭转局面？
地域文化依托社会团体与政府的力量在城市间、地区间进行交流“对练”，形成贸易或生产网络，以增强地域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活力，为经济工作服务。
国家间文化上的成见会因“过敏”因素导致国家经济的衰微，或使经济中的功利要求恶性膨胀，国际间政治上的困兽犹斗现象就难免发生了。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能不能受到政治因素的改变，是种种历史事件形成的原因。近、现代史如：产业革命、南北战争、“文革”、“四小龙”兴起、世界大战、（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冷战”、殖民与独立。。。。。。
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进步的外部标志之一。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由广义的文化因素为单位的社会意志构成，如法律、教育、环保、组织、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目的等等。这些因素如不能协调做功，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政治——的理想、战略、规划易被曲解、变性，以至人民信念淡漠、使社会整体出现自损型内耗。“伦理经济学”即因此应运而生。
“文化经济”时代的政治的作为与目的应该是——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调整在新的社会文化经济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构，确立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组织关系和人类理想。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以上是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其中的“解放”、“改革”都是在现有的社会关系中，使现有的社会体制更适应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适应生产力进步的需要。“改革”、“解放”的起因、手段与目的，都是政治的产物。
经济改革的目的在文化生活中，现实在社会生产中；文化改革的目的在经济生产中。政治调节文化与经济关系中的张弛，使他们在阴阳转换、互泄互补的动态平衡中健康发展，满足社会结构运行的内、外需要。
美国政府对公众实施社会调整主要通过三种力量：公众舆论、妇女运动和宗教。在公职人员中，在信守公德、遵守纪律的前提下，文职人员要宣誓，军职人员也要把精神因素纳入战备方面的条令之中，在信念上恪守“美国安全”和“美国利益”。
1985年4月，里根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珍妮·柯克柏特里克强调，“美国政府要积极地使用非军事手段——情报、技术、外交等一切能够实现我们改变共产主义世界的手段”。这是美国政府已应用了几十年的全球战略原则的公开说明。今天美国政府利用“人权”、“民主”对别国内政的横加干涉，即是其政治手段中应用的文化上的软刀子，目的均在经济利益与政治霸权中。
为了不至于走当今世界“越穷，家庭越稳定；越富家庭越动荡”的怪圈，新加坡以稳定家庭来求取社会的稳定，并在经济政策、教育、文化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维系社会的动态平衡。新加坡的公职人员多以西方教育求专长，而以东方伦理陶冶品格，使其社会结构达成了目前这种成为别国学习的范式的样子。
加利在47届联大会间说：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若不解决，世界可能分裂成400个经济上陷入瘫痪的国家。
韩国1948年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7.9%，到1985年达到18.4%。从1963年到1987年，韩国用于科技方面的投资，从950万美元增至23.5亿美元，增加了240多倍，为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打下了人力上的坚实基础。但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受其60年代以来未变的经济政策的制约，出现了种种弊端。“先工后农”导致工农业结构失调；“先增长后分配”则加剧了贫富悬殊；“出口第一主义”造成了出口产业失衡；对大企业的扶植不仅便经济力量过分集中，而且使企业缺乏竞争力。。。。。。
法国移民中有2／3是穆斯林，法国人对移民的敌对行为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警察经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移民中平均失业率近10%，因为是“非法国人”而被社会拒斥。许多移民反对法国政府的“一体化”，从而使自己成为异帮一族，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巴黎市长顾问皮埃尔·莱洛奇说，“历史、现在和贫穷，都注定了法国和欧洲将被这些来自南面的贫苦社会的人所征服。我为我们的旧宪法和社会结构能否受得了这些压力感到担忧”。（转引《世界信息报》1992.10.05）
在列宁时代，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和劳动者，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关系变得微妙复杂的今天，社会中文化因素受时代推动，一改潜隐的本性，“浮出海面”，已明显处于与经济因素平起平坐的地位，政治也不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表现了。
政治搭台，文化与经济唱戏，是未来社会的主旋律。若问“唱”的内容与目的，需到哲学中去找。这是文化与经济与政治发生“结构性关系”后，又涉及到的“溢外”的因素。
11.“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经济”构想
市场经济是历史工具！“文化经济”才是人类社会发展史走向符合宇宙规律的社会未来之路，这是人类发展史中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共产经济”是在人类历史的“物”的“交换”的时代即已萌芽的全人类的“社会体制”形式的一种，而共产主义、共生主义、共享主义则可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世界（社会）哲学”。
中国的下一历史阶段的社会体制形式，可以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经济，其后将顺应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潮，自然形成“人类共产主义文化经济”。
这是因为，完整的社会结构中的“实体”,只有文化、经济两种，而政治从其生来，就是“虚体”！以政治为“实体”拥为时代或历史的象征，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谬，必须予以纠正！其中文化是经济与政治之母，经济是文化的附属物，但在社会发展史中，文化与经济成婚而单生子为政治！
与文化相比，经济与政治之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相互的决定意义，本来是末节问题。但因“国家”的诞生之后的文化交流、地理发现、产业革命、殖民掠夺、世界大战等历史事件，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泛滥，将经济与政治的作用长期置于本体的地位，使文化的母体作用相对淡化了，使经济与政治一直自以为生而自由，以至狂妄无知到以“物”、“权”。
其根源，是经济的本质——生产，癌变为金融食利及风投暴力并泛滥为历史存在意义的代表。
这是我观察到的各种现实与历史中理论性观点的差别与错误根源所在！！！
商品让情色难有自制的尺度，而纯粹理性又不是社会秩序的原则。人的本能能演绎天地之人趣，也能乱、滥世人之心智以成灾祸，所以政治总要参与其中，拨乱反正！这不是社会本能的反应，是时代与历史在人性伦理与社会秩序上的需要。
文化无比较,商品不产生；
商品不产生,经济无意义。
经济无意义,政治又何为?
政治为何生,历史大问题；
本源是人群,本体是组织；
外化为国家,行表为权力；
文化与经济，辩证为政治。
权力为何生,迷茫数千年！
国际有战略,人心爱安定；
战争与和平，生成诸国家。
反观用理性,文化与经济；
历史寻绎后,政治解其理；
难点加重点,文化比较中；
经济婚嫁后,伦理是其结；
再察今古外,盖莫未能逃；
这才引出来,早熟论一说。
早熟是伪称,认知看路径；
运斤不成风,世界难大同！
在目前的历史阶段,“国际战略”因国家的生存需要不可逾越、不可低估、不可攀比的形势下，制定可行的国家制度远景规划,以适应国民心理需要是必要而且急迫的！
目前，我国国际关系政治策略上的重要原则应是“知白守黑”的“太极战略”——即明确国家利益、前景之所在，又在复杂的国际关系构建上，防备与回避已知已明的利用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幌子的“战略黑手”，在和平外衣下的操纵，用“太极”战略应对之，用宽容、博大应对狭隘、自私，使心机不攻自破，体现大国风范与包容天地的中华——人类大同观！
结 语
人类不能因为创造了能够改天换地为自己谋取幸福的文化、经济、政治、技术、科学与哲学，却使自己成为附庸！
将本文读完，可以发现，文中观点多是早有“定论”的，作者的创见几乎没有！而且可供选择的言论、数据，俯拾即是、人人可为。只是以往的观点的趋向不够明确与系统，才引出了本文。作者想做的，是为这未成定式但可能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寻绎出一些“理路”来。由此作者有感：综观他言，“编”为学术。
是为结语。
2003.11.11 — 13稿于侍知宫
2017.3.21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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