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关系

 戚本禹谈“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的关系

李山风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8次，共计接见了1000 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群众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一股波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和参观革命圣地。然后把他们看到的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北京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到了各地去。这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发动革命群众运动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过支持红卫兵运动，而动员和推动全国广大群众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红卫兵组织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干子女”在里面起主导的作用，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见，很多学生组织也都加入到红卫兵里面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

　　“一司”是汪东兴支持他女儿汪延群(轻工学院大学生)，联络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汪东兴求着江青和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知道，汪东兴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挺支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来他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才转过来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江青倒是去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还当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对此很反对，她对我说，这样不好。他汪东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样一来，人家会以为，他女儿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东兴知道了江青的意见后，就叫他女儿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一司”改由其他人负责。

　　“二司”其实主要是各大学保工作组的保守一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也参加了二司。江青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比较看重，总把他当作一个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对北京高校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江青也参加了一司的成立大会。但我没有去。

　　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保守派组织得到过往工作组领导与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组织则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们继续受压的情况，寻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跟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在工作组时期敢于起来造反、批评工作组路线并受到打击的学生，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于是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各个学校进行联系，支持他们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我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说，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三司”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可江青却因为正好有事没有去参加。其实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国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都参加了“红代会”，被称为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些才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们与那些依仗着自己“高干”、“革干”出身，到处乱打人、乱抄家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先后成立的“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以及1966年12月由这些组织演变而成的“联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纠”、“联动”等，它们只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们只能代表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后来却千方百计维护特权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攻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不过，这“五大领袖”和我们中央文革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聂元梓那时已经45岁，比我大十多岁，跟江青都差不多大了，还自称红卫兵，实在有点滑稽。聂元梓和王任重走得比较近，她经常去王任重那里。王任重当时虽然只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在文革小组里面，他根本就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对江青他也只是表面上敷衍着，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王任重的背后有陶铸在支持着他。我认为聂元梓靠着王任重对她支持，总是想方设法地企图由她及新北大公社控制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排斥其它造反派组织。她背地里将中央文革分派，以自己利益需要为是非标准。她对我则采用又打又拉的方法，她曾当着我面，跟江青说我的好话，挑唆我和王力、关锋的关系。我听了也只是一笑了之，心里并不信她。

　　在地质学院，开始我们支持的是朱成昭，，可是朱成昭到了1966年底就跟着叶剑英女儿叶向真不听中央文革的了。于是经文革小组会议讨论，1967年3月5日，由我召集地质学院东方红内不同意见的代表在政协礼堂开会。在听取他们意见后，宣布让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担任地院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朱成昭与叶向真交好以后，与我们的关系也就疏远了。我出狱以后，朱成昭来找过我。他跟我说，那时候他跟着叶向真经常到叶剑英那里去的，叶剑英经常给他们出主意，朱成昭说，那时在他的心里面，那边的分量比我们中央文革要重得多。所以他就听他们了。

　　当时搞得较好的是北师大。谭厚兰看上去人个子很小，但能力很强。她较会团结人，她对学校的教授，老师都很尊重，所以在北师大，对立面的力量很小。聂元梓、蒯大富等都看不起谭厚兰，可搞得好的还是谭厚兰。只有王大宾是支持谭厚兰的。江青也看好谭厚兰。什么事情布置下去，她马上能落实下去，没有多少人反对。聂元梓，蒯大富就不行了，他们那里的对立派很厉害。后来要选派红卫兵代表访问阿尔巴尼亚，五大领袖都想去，最后是主席指定了谭厚兰去。地质学院的王大宾也搞得不错，虽有不同意见，但整个学校还是团结的，没有发生组织上的分裂。北航红旗也不错，始终保持团结，没有分裂。搞得最差的倒是清华、北大。清华四一四的主要头头也是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对蒯大富有不同意见。蒯大富不能正确对待与处理，不能团结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致使清华井冈山分裂、对抗，直至发展到武斗。主席1968年7月28日，召见“五大领袖”时说，他也不赞成所谓“四一四思潮必胜”所宣示的主张。主席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其实是对井冈山有利的。可蒯大富却跟工人打起来了，还打死了人。这也是派性膨胀，讲到底还是头脑膨胀，私心膨胀，忘乎所以。文革运动失败，这些造反派的领袖也是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

　　当时我在各大学一般都不大直接出面的。有什么事情，就把这几个”领袖”找来一说，让他们出面去做，这样的效果反而好。这也是我以前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得到的经验。我还经常给他们一些点子，比如怎样掌握高音喇叭(现在叫“掌握话语权”)、怎样行使行政权、怎样控制交通工具(汽车)以及怎样组织会议、维护秩序等等。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那时的财务制度很严。而学校党委把财务权都交给了保守派。我就跟造反红卫兵说，你们得想办法把会计争取过来，如果争取不过来，就查账，调动他们的工作。那时中央机关的钱都在总理和李先念的手里，我们中央文革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这时，我就叫他们去找总理和李先念批钱。总理心里恐怕也清楚是我在后面给他们出的主意，所以总理对我说，国家财政困难，要叫红卫兵节约闹革命。当然在我给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出主意的时候，那保守派组织后面也是有人出主意的。

　　在中学红卫兵当中，我直接联系李冬民、刘刚这些中学红卫兵的领袖。中学里的事，通过他们就基本能掌握起来。

　　由于我和大、中学校造反红卫兵联系最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被叫成是“戚大帅”。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几次找江青，要调我兼北京卫戍区的政委。江青没有同意。

到了王力、关锋被审查后，我就很少像以前那样活动了。那时，我已经被一些人攻击，将造反派做的一切错事、坏事都说成是我幕后指使的，说我是他们的“黑后台”。等到我也被审查了，我心里明白，红卫兵和他们的“五大领袖”的厄运也快要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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