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我在一个单位任纪委书记，为响应上级纪委号召，利用工余时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取名《铁老大》，主要是描写铁路行业改革问题，书稿杀青后，在网上晒了晒，反响不错，即投稿南京某出版社，正当书稿付梓印刷时，原铁道部“大老虎”不知怎么知道了，即以各种名义对我施压，劝我的理由就是：“太‘敏感’，不可说”。或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大老虎”发威不久，就被中央拿下了，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包括《北京晚报》在内的众多都市报都给予了连载，也未见什么“敏感”事发生。
《铁老大》一波三折，很有故事性，折射了那个时代出版系统一些“众生相”，我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部纪实性作品，定名《“铁老大”出版前后的离奇故事》，书稿完成后，如法炮制，先在几大名户网站晒了晒，后被北京一家出版社看中。编、审、校一路绿灯，版式，封面设计全都“OK”，被该社列为重点图书推出。
据责任编辑介绍，就在该书发排印刷之际，恰遇该出版社某上级部门检查，人事厅长带队听汇报，总编介绍出版社近期工作时谈到，他们正推出一部重点书，估计两个效益都会不错。厅长便问：“什么书？”总编答：“关于铁路改革的”。人事厅长沉吟一下，缓缓道：“铁道部（此时已改为铁路总公司）和我们关系很好，这书敏感，你们不要出了。”按理说，人事厅长没这职权，也没看稿，可出版社总编哪敢怼他？于是，这部稿子就只好放在责编书桌上睡大觉了。
我不甘失败，再下决心，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定名为《大路朝天》，约35万字，完稿后，交广东省某出版社，经三审三校，并向其主管部门——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送选题获批准，与出版社签了出版合同，甚至还商定好了首日发行的售书活动，所有流程都走完后，该社某领导却以此书“敏感”为由，拒绝交厂印刷。真可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冀希这本书出版后，再推前一部，却没想到两部书稿都被打入“冷宫”，且理由竟是同一个词：“敏感”。
什么叫“敏感”？本人翻阅了多部辞书。《辞源》未有解释。1979和1989年版的《辞海》也没这个词条，只是对“敏感性”作了解释。倒是2002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把“敏感”二字另列一条，释指生理或心理上对外界事物反应快。我这两部书稿，有哪一部能引起读者心里或生理上的“快”反应呢？一部也没有。
首先，这两部书稿，看书名就知道，不涉黄。其次，不反党。第三，不反社会主义，不反人民。第四，不涉密，不泄密。第五，不违宗教民族政策。第六，不涉种族。第七，无“三俗”……一句话，这两部书稿，根本不涉《著作权法》所禁止出版的任何相关内容。
第一部书稿，主要写《铁老大》出版过程，书中虽有某出版单位涉嫌敲诈之情节，但主要还是描述作者及作者单位领导为保护作者“过关”，与当时还在台上的原铁道部“大老虎”斗智斗勇的一些趣事。这部书稿由中宣部出版局某领导撰写序言，政治上亦算有人把关。至于第二部书稿，更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士、著名铁路专家王梦恕作序，还有十几名来自铁路系统、科研单位、新闻媒体、高校及政府机关的专家、学者、官员、资深记者写了推荐语。其实，整部书稿就写一句话，即：国家行国家之责，企业效企业所能，员工尽员工之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可彼此越位，但需相互补台，企业才能越办越好。如此一部正能量的书稿，哪来半点“敏感”可言？
退一万步说，假若这本书真有“敏感”问题，你一审（责任编辑）没看出来，二审（部主任）没看出来，三审（编审、副总编）也没把握住，你可以把稿子送给国家相关部门，由他们来鉴定嘛！为什么非要把已签订的出版合同撕毁呢？最后又说不出理由来，只是声称不怕“打官司”。被部属斥为“耍流氓”。
在他的部属看来，这确实是“流氓行为”。因为他先前已同意出版并报批了选题。可当一二三审都完成且定稿、排版、“三校”后，他又把“三审”意见给否了，等于让部属们白干了大半年。在作者看来，这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消极怠工，尸位素餐的行为。
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文化战线和出版系统，有些人虽然大权在握，但对党的文艺政策其实并不了解，又漠视法律（《著作权法》并无“敏感”空间），故只能采取这种“下三滥”手法，混一时算一时。在他们心目中，只有“乌纱帽”、“官本位”，哪管什么为人民服务？哪管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文艺与他何干？他们少做一件事，少出一本书，工资奖金却不少一分。
君不见现在的戏剧舞台上，影视荥屏里，不是被洋人占领，就是被死人统治。鲜有几部反映当代生活，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不是“打情骂俏”，便是“时空穿越”，抑或就是地地道道的“命题作文”。但凡有一点针砭时弊，接地气的作品，都会被打上“敏感”烙印，轻则禁演、下架，重则被罚。
惟“抗日神剧”安然。
这不正是那些尸位素餐者种下的苦果，恶果！
前几年，有人把“三农”变成“热词”；稍后，有人把“反腐”列入“敏感题材”。现在，不知为什么又有人把“国企改革”、“垄断经营”等民生问题也划进创作“禁区”，我相信，这恐怕是千千万万普通人都没想到的，也是大家所不愿看见的。
不仅如此，一些网站甚至把“共产党”、“政府”、“公安局”、“上访”、“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走资派”、“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等等都变成了“敏感”词。在不少网文中，“共产党”被写成“GCD”，“政府”被改成“ZF”，“公安局”被写成“GAJ”。打开一些网站，不是满屏的“GCD”、“GAJ”、“JZM”，就是：“对不起，你搜索的XXXX因内容‘敏感’被删除了。”要不就是“被火星人劫持了。”真不知这是为什么？
中国现在真需要这么多“敏感”词吗？中国目前真有这么多“敏感”问题不能向世人述说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不自信的绝对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再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能量”。可他从来就没有说“敏感”问题不能讲，“热点”问题不能说，更没有给文艺界划“禁区”，反而多次提出“共产党要经得起尖锐批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文艺不能当金钱的奴隶”等等。总书记的话犹言在耳，可我们的管理层、执行层落实了多少？执行了多少？
正因为如此，一段时间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文化战线，一些人抱残守缺，恣意妄为，根本就不研究人民群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也不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只知道“一切向钱看”，惟“票房”而“票房”，还美其名曰：走向市场。可市场真正来了，他们又害怕了。怕“失控”，怕“管不住”。于是，就左设一个“禁区”，右置一个“敏感”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文艺创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创作题材愈来愈少，而“禁区”、“敏感问题区”却愈设愈多。
试想，连本人那两部与“敏感”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书稿也可以被某些“判官”莫明其妙的冠上“敏感”二字，且其中一位“冒牌判官”连书稿都不看一眼，居然可以“一言九鼎”。如此“枉判”，这还叫“敏感”吗？真是岂有此理？
究其原因，这还是一个文艺该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人民群众首创的文学艺术如果只为少数“达官贵人”服务，那就无所谓了，甚至可以“娱乐至死”。因为既然叫“达官贵人”，“衣食住行”肯定不会成为问题，余下便是“吃喝玩乐”，文艺为他们服务，那当然就要为他们“找乐子”，所以，“娱乐至死”不成问题。
然而，不管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是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美、英，“达官贵人”毕竟只是少数，文艺为少数人服务，肯定没生命力。在这个世界上，就人口比例来说，“蓝领”肯定占大多数，文艺如果要为“蓝领”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那就不能“娱乐至死”。你想，“蓝领”整日为自己的“衣食住行”而奔波，有时候还“食不裹腹，衣不遮体”，你叫他们“娱乐至死”，合适吗？
所以，文艺若为“蓝领”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从实际生活中来，到实际生活中去，就必须直面“惨淡的人生”和“血淋淋”的现实。文艺工作者须谨记：饥区的灾民，不会种兰花，贾府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爱林妹妹的焦大，绝不会是贾府的焦大！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总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总要区划富人穷人？我们不分富人穷人，不分宗教民族，不分地域国籍，让文艺彻底走向市场，为市场服务，为全人类服务，这不更好吗？
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好注意，但实际是一个“伪命题”。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就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精神文化产品，欣赏标准也大相径庭。在此种情况下，你让“让文艺彻底走向市场”，又“为全体人民服务”，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票房”。“为市场服务”，就是为金钱、票房服务。市场上谁最有钱？当然是有钱人最有钱。“为市场服务”，说到底，就是为最有钱的人服务。为最有钱的人服务的文艺，我们现在不是大量涌现了吗？动辙几个亿甚至十几亿个拍出的大片，效果如何呢？
曾几何时，有人讥讽“文革”时期“文化凋零”。曰：“8亿人民8个戏”（指样板戏）。殊不知那8个样板戏，个个经典。试问，我们现在14亿人，有14个那样经典的样板戏吗？
不用说14个，现在找一二个能达到当时那个水准的经典作品，恐怕都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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