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7庸俗的状元文化
辛若水
(一)所谓的状元文化
状元,能够称为文化,那是自然大有来头的。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殿试录取一甲第一名为状元;当然,下面还有所谓的榜眼、探花,但是,这荣耀又哪比得了状元呢?一般说来,状元是三年出一个;所以,即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状元也是可以计数的。科举制存在了一千多年,这状元总该有几百个吧。但是,又有哪几个状元进入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呢?当然,状元的名字会被记录下来,甚至还要被刻在石碑上;但是,真正保留在我们文化记忆中的状元,又确实找不出几个。当然,哪里出过状元,是要以此为荣的,所以,查查县志、地方志,就会有许多状元冒出来。譬如吧,我们这里就以出过傅以渐这样的状元为骄傲;但是,这名字也只为具有历史癖的人们所知道,而在一般的民众,却一片茫然。可以这样说,绝大部分状元,都不曾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那么,又有没有进入我们文化记忆的状元呢?有倒是有,但很可惜是孤本。提到文天祥,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呀呀学语的儿童都会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以说,抗元的文天祥是惟一进入我们文化记忆的状元。但是,文天祥所以能够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并不是因为他是状元,而是因为他在抗元中,表现了伟大的民族气节。我想,知道文天祥是状元的人,并不很多吧。文天祥并不是因为做状元而出色的;可以说,他在做状元的时候,很不出色,写的诗文也是一团糟,大家都在利用他状元的名号,来做广告。文天祥的诗文,是在遭了千死百难之后,才变得“惊天地,泣鬼神”的。虽然少有出色的状元,但这并不妨碍状元文化在人们心中占有着极大的位置。在古代的说书唱戏中,尤其关于才子佳人那一套,似乎只有才子中了状元,借来所谓“奉旨成婚”的尚方宝剑,才可以成就美满的姻缘。这种想象,当然不怎么合理。其实,中状元,并没有那么容易;不过,在另一方面却反映了状元文化的深入人心。状元,自然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下面,又有多少人呢?读书的士子们,大都做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梦;但大多人的好梦,恐怕是要幻灭的。其实,能中状元,也并不意味着文采好、有思想、有见识,而只是说明善于代圣贤立言,会循规蹈矩、适合做驯服的工具吧了。我们看看文学史就知道,状元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流传后世的。状元,并不意味着才华,也不意味着能力;它只不过是一种功名罢了。而且这种功名,还真的靠不住;即便把所谓的状元刻在石头上,石头没烂,但是,那名字早就在人们的心中烂掉了。中状元,既不需要才华,也不需要学问,更不能够拥有思想。其实,这里,就有科举制对士子或者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当然,这种毒害也不仅限于士子或者说知识分子,还有整个社会的心理。可以说,在这里,经世致用的传统完全失掉了,大家都在场屋之中消磨一生吧。状元的出色,只是考场上的出色;而要在历史上出色,没有苦难的磨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大部分的人们,似乎并不管在历史上怎么样,而只要在世俗中获得荣耀,那就足以自傲傲人了。当然,状元文化是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但是,它又不以此为限,而是泛化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么?在这里,当然有朴素的真理;但是,我却想看它的另一面。也可以说,被泛化的状元文化就如同状元文化本身,都有着一种自我膨胀的心态,动不动就“老子天下第一”。不过,正是这种心态,决定了他们很难成就历史上的出色。其实,在历史上的出色,与在世俗中的荣耀,并不怎么相干。真正在历史上出色的,往往很少获得世俗中的荣耀;相反,他们往往被轻视、甚至得不到正常人的待遇。不过,正因为如此,他们所成就的文化决没有状元文化的庸俗。其实,状元文化的庸俗,是由两方面造成的,一是自身的无限膨胀,二是世俗的追捧。世俗的追捧更加剧了自身的无限膨胀,所以,其前途是非常可虑的。我们认识到了状元文化的庸俗,就知道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了。
(二)世俗的追捧
状元受到世俗的追捧,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也害苦了状元。状元很难在历史上出色,与世俗的追捧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可以说,状元本身就意味着锦绣的前程;而我们的文化似乎很有攀龙附凤的心理。也就是说,所以追捧状元,那还是为了获得切实的利益。当然,这切实的利益,在追捧状元的时候,似乎还有些虚幻;但是,看到了状元的荣耀,显得虚幻的利益已经近在眼前了。当然,我们并不能够说对状元的追捧,是有内涵的;其实,就状元本身来说,也并没有多少内涵可言。在历史本身,它所追求的是真精神;而在世俗,则陶醉在所谓的荣耀之中。状元的荣耀从何而来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自身的价值;自身愈有价值,也就愈难于以中状元。也只有做所谓的禄蠹,热衷于功名,并且适合做驯服的工具,会讨主子的欢心,才有中状元的可能。状元的荣耀,既然不是根基于自身的价值,那也只好在世俗的追捧中讨生活了。我们应该看到世俗的追捧,不过是喧嚣;这一切并不能够当真。如果当真,那就难免有失落感。如果在世俗的追捧中去确证自身的价值,那也只是证明了自身的无价值。其实,世俗的追捧,也往往让处在寂寞中的人,眼红耳热,甚至有许多的嫉妒。但是,这也只能说明处在寂寞中的人,同样的热衷于功名;只不过,还未曾为功名所垂青而已。世俗的追捧与被世俗追捧,所具有的内涵并不一样的。但是,人们似乎又拥有着同样的心理。世俗的追捧,这似乎是庸众所为;而为世俗所追捧呢,似乎只有所谓的精英才有资格。在状元,自然可以视为古代的社会精英。但是,我们却发现古代的社会精英与追捧精英的庸众,似乎同样的无价值。没有价值的人去追捧没有价值的东西,这虽然是理所当然;但是,同样让人觉得可笑。精英们在欲望中沉浮,而庸众则在那里羡慕得要死;而这所成就的就是世俗的追捧。状元文化,就被这样的庸俗给败坏掉了。状元文化,是为了牢笼英雄的;英雄们都成了驯服的工具,那自然就没有多少反抗意识了。老虎都成了病猫,帝王们自然不会挂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问题了。并且做这病猫,实在是天底下最舒服的事情;你看,有那么多世俗的追捧,有那么大的荣耀感,岂不是乐在天堂的感觉。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为这样的状元文化所塑造,那就没有多少志气了。我并不否认,在状元中,同样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譬如文天祥即是明证;但是,在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多些反抗意识,诺大的一个南宋朝廷,也不会仅依靠文天祥一个人来支撑危局了。即便我们把世俗的追捧从状元文化中排除出去,那它本身依然有严重的缺陷,那就是重文轻武。文治的成就愈大,在武功方面的欠缺也就越大。状元文化,终究是文弱的。而这种文弱,也注定了它只能在世俗的追捧中讨生活。当然,现代早就不是古代,但是,状元文化的氛围同样存在。其实,这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跟社会文化的心理同样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人们是在世俗的追捧中获得最大的荣耀的。然而,最大的荣耀,永远不在世俗的追捧中。世俗的追捧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如同不断更新的时装。它可能今天追捧这个,明天追捧那个;至于后天、大后天追捧什么,那谁也不知道了。为世俗所追捧的东西,也很容易为世俗所抛掉。今天还当做宝贝,供在那里;明天就可能弃若敝屣了。所以,为世俗所追捧,其命运往往非常悲哀。荣耀换来了屈辱,这就是为世俗追捧的结局。其实,最大的荣耀,是根源于人的内在精神的;它烙印在人的心里,而不是浮在人的嘴上。如果没有一种崇高的精神,那就永远不要奢谈最大的荣耀了。就像文天祥,在作为状元,为世俗所追捧的时候,并不曾得到多大的荣耀。他最大的荣耀,来源于内在的精神、浩然的正气、伟大的民族气节;而这没有百死千难,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人们记住文天祥,却不怎么知道他是状元,是可以理解的。状元,并不曾烙印在人们的心里,而只是浮在嘴皮上。相反,内在的精神、浩然的正气、伟大的民族气节,则是烙印在心魂中的;所以,他远离了世俗的追捧,获得了最大的荣耀。
(三)功名的桎梏
我们先看一下何所谓功名。按照词典上的解释,有两层意思:旧指功绩和名望;‚封建时代称科举考中为取得功名。其实,第一种是广义的;第二种是狭义的。我们既然讲的是状元文化,那谈到功名,自然是狭义的。不过,这狭义的功名,又是通向广义的。我们知道,在古代,只有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取得功名,才能够获得做官的资格,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当然,在政治腐败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卖官鬻爵,商人通过拿钱,同样可以做官。不过,这被人们称为“捐班”,很为人瞧不起的,远非科举正途可比。但是,就是在科举正途,同样有许多的营私舞弊;所以,最多的情况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但是,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重点看的是功名的桎梏。当然,科举的功名,所桎梏的不只是中状元的那些人;而是所有有志于科举功名的士子们。当然,科举功名,同样不是士子们的终极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或者说凭证。进入仕途,大多人是为了荣华富贵;但是,同样也有想着干一番大事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棍子死,而要区别对待。其实,考取功名,进入仕途,这是需要敲门砖的。 而这敲门砖,就是圣贤的经典,即四书五经。因为功名的桎梏,所以封建的士子们一方面对圣贤的经典崇拜得不得了,在那里顶礼膜拜,定要找到代圣贤立言的诀窍;另一方面,又完全不理会圣贤的精义,只是当作敲门砖来使,一旦取得了功名,那马上丢掉。我们说,对圣贤经典的崇拜,会窒息人的思想;但是,热衷于功名的士子又何尝看重所谓的思想。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是猎取功名。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功名与学问无关;另一方面,也要有“功名之外,方有真学问”的自觉。其实,把功名与学问截然分开,并不是做学问的人在那里标新立异;而是科举制的必然产物。可以这样说,科举制中的功名,早就把学问给败坏了。其实,学问、思想是真实的创造,它决不是用来应付科举考试的。而一旦有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心思,自然就不看重思想、学问了。然而,在科举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窒息人的自由思想,让沉沉的暮气弥漫在士子们的头脑之中。没有了自由的思想,自然就心甘情愿地做专制的奴隶了。其实,做专制的奴隶,何等幸福啊。又有功名,又有荣华富贵,又有世俗的追捧,又有人前人后的荣耀。所以,我要说,所谓功名,桎梏的实在是士子们的心魂。优秀的人才,已经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制度脱颖而出了;相反,这样的制度所要选拔的是专制的奴隶、甚至奴才。其实,在封建时代,就有许多先知先觉,痛彻心肺地意识到这一点了。一旦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即便不能完全摆脱科举制的桎梏,但是,已经在自觉地走一条独立的道路了。实际上,我们古代最优秀的文化,就是由这样的人创造的;相反,为世俗所追捧的状元文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不过自己的庸俗而已。当然,对于功名的桎梏,我们不免有许多的叹息。既然明知道会扼杀独立的心魂,为什么依然接受这种桎梏呢?我想,还是因为心中的欲望,对功名的欲望。当然,这里的功名,就不只是科举上的功名了,更有世俗上的功绩与名位。其实,有了世俗的功绩与名位,同样地不满足;他们还想着不朽呢!而不朽的最佳途径,显然就是建功立业了。本来,建功立业是极好的事情;但在那里汲汲名位,甚至利欲熏心,就以为是建功立业,那也太好笑了。当功名变得可笑,那离摆脱功名的桎梏也就不远了。我们都知道,中举的范进是好笑的;却不知道,比范进更好笑的人有的是,就是现在也不曾绝迹。在笑声中摆脱功名的桎梏,总要比在痛苦中挣扎强多了。人活在世界上,并不定要用功名的华衮来确证自身的价值。只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这就完全可以了。做功名的奴隶,只能说明一个人还未曾真正成熟。其实,人的成熟,是很难的。只有摆脱了功名的桎梏,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真正成熟了。很明显,我所关注的并不是那些古代的陈芝麻、烂黑豆。我们现代人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真的摆脱功名的桎梏了吗?
(四)春风得意的背后
孟郊在中进士之后,就讲“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若是中状元,那就不知道得意成什么样了;很可能像范进那样喜欢疯了吧。中状元,自然意味着春风得意;但是,在这春风得意的背后,却是内在精神的缺失。其实,内在的精神并不能够为春风得意所成就;而只有艰难困苦,才能够成就内在的精神。我们常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有人讲了,这状元本身,不同样是由艰难造就的么?其实,讲这样的问题,是只看表面,而不管内里。状元,只是意味着科场的出色;而且这种出色是以丧失独立思想、成为驯服工具为代价的。所谓的状元们,在心魂中被功名桎梏着。所以,他们即便因为中状元,而春风得意,依然掩不去内在精神的缺失。当然,状元也曾有过痛苦的时候;所谓的寒窗苦读,实在不是什么好差事,他们所受的精神折磨是可以想见的。不过,他们也可能把苦读变成一件乐事;而这显然就是以受精神折磨为乐了。我说过的,圣贤的经典确实能够牢笼人的思想。其实,所谓的《诗》《书》,就是用来愚民的。而要学习愚民的本领,那也有苦读《诗》《书》了。然而,愚民的本领不曾学会,反倒把自己的头脑弄成一团酱糊了。所以,熟读《诗》《书》的状元才子们,是不怎么聪明的;相反,倒是那些识字不多,或者根本不识字的人,拥有着真正的聪明智慧。状元才子们整天泡在古人的糟粕里,脑子自然不怎么灵光;而那些不识字的人,接触的则是活生生的现实,自然聪明得紧。以前,我以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话实在好笑;但现在却知道,这真是颠仆不破的真理。我们从状元们的春风得意,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聪明是何等得虚妄;他们的愚蠢又是何等得真实。春风得意,在心情自然是非常愉快的;可为什么在这愉快的心情中,内在的精神反倒缺失了呢?当然,在寒窗苦读的时候,虽然有郁勃不平之气,却也未必就有内在的精神。如果为功名所桎梏,那也只会在庸俗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我们可以这样说,内在精神的成就,实在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功名的桎梏。在封建时代,我们要求士子们完全摆脱功名的桎梏,那自然是不怎么现实的。就像蒲松龄这样的大文学家,同样是热心科举的。然而,无论他怎样的热心,似乎都没有摆脱穷秀才的命运。然而,这穷秀才的文采、学问,又岂是状元才子们可比的。其实,愈有好的文采,愈难以通过科举制脱颖而出的。因为好的文采、学问本身,自有一段不可磨灭的精光;而这又岂是八股文所能束缚的。其实,不论研究八股文的专家,讲八股文怎样得好;但是,一个最为基本的事实却是,没有一篇八股文真正流传于后世。相反,我们倒是非常喜欢“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蒲松龄;虽然《聊斋志异》所使用的是典雅的文言文,但我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在蒲松龄这样的穷秀才,自然没有春风得意过;但是,他却成就了内在的精神。耶稣讲过,要让富人进入天堂,那比让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其实,要让状元才子们进入人们的文化记忆,其艰难并亚于骆驼穿过针眼。我们只有不把“春风得意”看在眼里,才能够成就内在的精神。当然,春风得意的人会说了,那是因为你在嫉妒。只有春风得意的人,才会想着别人在嫉妒他。然而,这更多的是想当然,或者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真正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不会理会这一切的。因为他们看重的不是所谓的春风得意,而是内在的精神。内在的精神,源于艰难困苦,但并不以春风得意为归宿。其实,这春风得意,往往会毁掉春风得意的人。一交跌在青云里的事,这并不多见;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登高跌重。其实,习惯了春风得意的人,一旦跌在烂泥潭里,就再也爬不起来的。相反,那些在烂泥潭里摸爬滚打的人,虽然有点含垢蒙尘,但要在里面走出来,似乎也并不困难。当然,春风得意,只是人生的一瞬。如果没有内在精神的成就,这春风得意的美好,也只能在痛苦中咀嚼了。外面是风光的,可是内里已经烂了;即便内里不曾烂,但外面的风光早就耗掉了内在的精华。“人生得意须尽欢”,但是,少有人理会春风得意的背后。
(五)为什么少有出色的状元?
为什么少有出色的状元?这确实是莫大的疑问。当然,也有人从这样的问题中发现了一个悖论,既然状元是最出色的,又怎么能够说少有出色的状元呢?其实,状元也只是在考场上出色;但是,在人生的考场上,就未必怎么样了;更何况是在大浪淘沙的历史中了。而在大的历史中出色,定要一段不灭的精光,而这就不是春风得意的状元们所能够成就的了。状元们所以少有在历史上出色的,一面由于功名的桎梏,一面由了自己的得意忘形。但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经历的艰难太少了。历史上的出色,往往是在千难万险中成就的。而春风得意的状元们,早就陶醉在了锦绣前程之中。我们看看那些在历史上出色的人,又有几个拥有锦绣的前程呢?他们大都处于绝望之中,甚至泪尽继以血。历史的天平,其实很公平的。它抛掉了那些拥有锦绣前程的状元才子们,反倒让那些在炼狱中飞出的鸟儿拥有了永恒的灿烂。锦绣前程、春风得意;这些在历史的进程中,竟然没有什么意义。也许,这要为世俗中的人们所不平的。但是,这种不平,同样地没有奈何;因为永恒的价值从来就不认同世俗的虚妄。当然,少有出色的状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被庸俗的状元文化给腐蚀了。状元,应该是状元文化的核心。其实,世俗的追捧、炫人耳目的荣耀,即便是庸俗的,那也是外在的庸俗。关键的是,作为状元文化核心的状元们是否庸俗。当然,我们并不能够说所有的状元,都是庸俗的;但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大部分状元都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庸俗。如果他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庸俗,以他们的聪明才智,是可以在历史上出色的。关键的是,他们自以为是最出色的,在那里骄傲得不得了;所以,很难从庸俗的自我陶醉中走出来。其实,要克服自身的庸俗,同样地需要被动因素。而这被动因素,就是苦难本身。当然,仅有被动因素是不够的,习惯于春风得意的人们,稍有一点苦难,就承受不了了。所以,还必须有主动的因素,即志气与才华。我们常讲,苦难是最能够磨砺人的才华的;但是,这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定要有志气。“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只要有了这样的志气,就可以磨砺才华。若是没有这样的志气,再好的才华也会失掉那段精光。其实,有了苦难的磨砺,就会拥有真正独立的人格,而在最大程度上摆脱功名的桎梏,而不像状元才子们那样心甘情愿做驯服的工具了。我说过,春风得意的状元们,在内在精神上是缺失的。当然,这种缺失,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自身;他们所处的环境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环境,显然是不合适的;关键的还是自身的作为。历史上少有出色的状元,这是由毛泽东提出来的;而我只不过,把这意思发挥一下罢了。当然,在这里,我也没有责备状元的意思;因为状元文化本身的庸俗,会让人觉得去责备他们都有点多余。对于庸俗的东西,我们还是离它远一点好。状元在历史上少有出色的。而真正出色的,则是与状元完全相反的一极,即被压抑、被打击、被人瞧不起的穷秀才或者底层人物。我总觉得,毛泽东的奴隶史观是大有道理的。可以说,奴隶史观为处在艰难中的人们,燃起了一团火。既然状元文化是庸俗的,那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显然在社会的底层。不灭的精光,就是由底层的小人物所成就的;然而,一旦小人物,进入所谓的精英阶层,那不灭的精光反倒被掩去了。永远的底层立场,则是最为可贵的;惟其如此,才不会被庸俗的状元文化抑或精英文化所同化。我们只知道精英文化的雅致,却不知道它的庸俗。其实,精英文化最大庸俗,就是用最雅致的语言来掩饰最邪恶的欲望。精英文化永远的服务于既得利益,即便是施舍同情,也是那么趾高气扬。所以,我更喜欢不食嗟来之食的精神。人,是要有骨头的;而这骨头,往往为底层的人们所有;至于富得流油的精英们,早就习惯了和稀泥的中庸之道。就如同状元文化克服不了自身的庸俗,精英文化也治不好自己的软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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