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这说明我们一直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到了后来更是奠定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伦理体系，这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虽然改朝换代时有发生，但历代都行秦王法，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按照同一种逻辑运行。现在流行比较研究，但在我看来这是不伦不类的，西方从古至今没有建立成熟的政治制度，又如何比较呢?历史上只出现两个帝国，一个是中国，再一个是现在的美国，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提出了普世价值，并身体力行的实践过。中国人不要自卑，我们有我们的普世价值，又何必唯美国马首是瞻呢?
美国人的普世价值较多通过电影宣扬，让人印象深刻的要数《拯救大兵瑞恩》了。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苏武牧羊的故事。在唐朝，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侠肝义胆更是被广为传颂。明朝郑和下西洋力擒海盗的往事也被人津津乐道。从古至今，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是简明有力的。因而岳飞虽然被秦桧杀害，但岳飞一直青史留名，受万世景仰;秦桧虽然得意于当时，却永远跪在岳飞墓前。中国近代的危机，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危机。对比西方，我们在物质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劣势，我们真正丧失掉的是那股浩然正气。缺少了这些精气神，我们的历史人物习惯用不得已来为自己开脱。不得已之下有一长串的名字，李鸿章不得以;袁世凯不得以;蒋介石不得以;汪精卫不得以。不得已开始是借口，最后变成了习惯。狭路相逢勇者胜，没了这股气，中国人就更没希望了，所以才有了南京大屠杀。
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最根本的在于这帮人找回了儒家精神中天下为公的品质，这些品质凝聚人心、感天动地，最终铸就了屌丝逆袭。不管立场如何，如果现在的中国人不承认董存瑞、黄继光这样为国献身的人为英雄的话，中国确实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果毛泽东在中国公然被辱骂，而大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话，中国人确实还是精神上的侏儒。包括现在被热烈议论的辱母杀人案，这都是重建民族精神的良好契机。无数中国人关注着这样的事情，这关系到中国未来是能出毛泽东，还是汪精卫的大问题。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很好的提法，但如何体现?都在于与老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如何处理上。彭宇案、激情杀人案这些案件的宣判可能比一百个中央文件来得更起作用。法律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如果与整个意识形态相脱节，法律非但不能成为治国安邦的基石，反而会是动乱的根源。
这一点在秦朝特别明显。秦朝是中国历史上依法治国的典范，公子扶苏与大将蒙恬在诏书传来之时，只能引颈就戮。赵高也可在秦国庙堂指鹿为马，为所欲为。法律最后沦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面对危亡，没有人敢于说一句公道话。那个始作俑者的丞相李斯，更是颇为讽刺的被投入大狱之中，活活折磨至死。至此秦朝只剩法，却没有治。秦人都忘记了那句话，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商鞅变法是战时变法，渭水大刑中他亲手葬送了秦地的人伦，他最后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等到秦国强大，历代君主为了方便统治更是不愿意放弃对法的解释权，秦朝的暴虐之气就越来越甚了。最后君主成了暴君，大臣成了杀人工具，白起沦为杀人恶魔。有了这么多冤孽，陈胜吴广起义应者云集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不能失去控制，变为利维坦，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客观的东西。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儒家的崛起，汉武帝擎起了儒家的大旗。但那时更多的是外儒内法，因为汉武帝真正信用的还是张汤、江充那样的酷吏。儒家道德是君王的软权力，而法就是君王的硬实力，随着知识分子阶层的逐渐发展，君王越来越依靠软实力与大臣周旋了。到了宋代，更是有了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在宋代，人们塑造出包青天的形象，其实是说明宋代法律已经难以在实质上保护老百姓了，胥吏之害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抛弃了老百姓的君王和大臣找到了精神上新的归属，那就是程朱理学的天理。天理并不能救人，宋朝的文人创造了耀眼的经济数据，却开启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时代。偏安一隅的宋王朝过着称臣纳贡，只把杭州做汴州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也失去了继承中华文明的资格，从此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中国天理沦丧之时，拯救危亡的永远是中国农民，中国历史上三次成功的农民起义证明了此言不虚。中国农民为什么有力量?还在于儒家文明的微言大义在基层保留较为完好，底层的中国人还不乏血性，还敢于说肉食者鄙。直到了清朝，中国人带了条大辫子后，中国人才彻底迷失了。中国百年的救亡运动也没能挽救危亡。真正重新唤起中国这条巨龙的，是共产党，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中国也只有农民能够明白马克思的语言，在他们心中，马克思与孔子是相通的。但马克思与孔子毕竟不同，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毛泽东讲的道理农民们没有理解，但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终于开始理解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因为天安门竖的是孔子的像，而不是马克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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