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起,西方商品经济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商品潮水几乎吞没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文化扑面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境地,如何使血脉延续,文化得到传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同硬币有正反面。全面拒绝的结果显然失败了,国家主权遭到践踏,民族尊严无存。全面接受,丧失自我,效果一样不佳,西方的先生们老欺辱学生,压制崛起,出卖华夏利益。
经过谭嗣同,梁启超,邹容等有血气的先辈努力,走上了吐故纳新之路。孙中山先生奔波一生,屡经挫折,临死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的后继人蒋中正没有找到正确道路,在欧美苏文化中徘徊荡漾。全面否定苏俄文化后投入欧美文化怀抱中,依然是被美英出卖,日本入侵中华让蒋中正吃尽了列强的苦头。基于民族气节,他毅然反抗并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由于历史和环境因素,蒋中正不能真正认识广大民众的作用,他缺乏民族自信,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列强身上。
对于外来文化,哪怕确定了吐故纳新的道路后,依然坎坷。如何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存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于中国的古老文化采取什么方式,怎么分析,立在什么基础上?外来文化有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各自都有精华和糟粕,即便是精华,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如何嫁接吸收,找好母本和父本,选择恰当的环境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毛泽东一九四0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文化复兴指明了道路。这篇文章总结了近百年的历史,结合中国实际,回答了上述问题。77年后,这篇文章依然指导着我们对于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吐故纳新进程。这是方法论,基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了解,和对西方文化大量的研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做出的历史和哲学论述。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梁启超公在《少年中国说》的立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邹容在《革命军》的立论: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孙中山没有实现他们的理想,蒋中正执政,国民党占有大江南北,有条件依然没有实现前辈的初衷和理想。这涉及到谁是国家的主体,是谁创造了社会财富的认识立场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在《新民主主义论》结尾部分,毛泽东说: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厚的功底,这一点现在没有人怀疑。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评价不低:“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泽东 一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同上·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这方面知道的人不够广泛。这篇谈话体现了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文化也有清醒认识,以及对于苏俄文化的批判与吸纳。这与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倡的方法相吻合。
“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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