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参考》编者按：今天是2017年4月9日，是革命前辈刘实同志逝世两周年的日子。
刘实，曾用名蔺善达，1924年6月出生，辽宁省辽中县人。1942年，刚满18岁的刘实就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重庆工人运动。曾担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在不允许公开成立社会组织的环境下，深入开展“据点”工作，在重庆发展了几十个“据点”，在皖南事变之后非常困难的局面下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队伍。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工委书记。是当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一位卓越的工人运动领袖，也是新四军老战士、武汉老地下党古正华同志(丑牛)的直接领导。建国后，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副主任、组织部代理部长，全总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实同志离休后仍然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修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一切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始终心系“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的命运，并出版了《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指出我国当今的工人阶级已经呈现“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和“分散化”的显著特征。明确指出，现有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反复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告诫青年左翼同志千万不要抱有任何政治幻想。他曾专门撰文介绍当年国统区地下党进步青年怎样通过实行“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开展革命工作、同时又怎样通过实行“三勤”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启发引导左翼青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新形势下积极探索重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
刘实同志晚年鼎力支持《中流》、《真理的追求》杂志和“中国工人网”、“毛泽东旗帜(大地微微)网”等红色网站以及《旗帜文萃》、《红色参考》、《红色年华》等左翼刊物。
本文就是《红色参考》主编张耀祖在2015年4月9日刘老逝世之后写的追思文章。最早刊载于《红色参考》2015年第5期，原题为《受教于刘实老》。我们今天重发于此，以深切缅怀这位和魏巍、李成瑞等一样值得我们尊敬的革命老人。
受教于刘实老
作者: 张耀祖 2015年5月1日
我第一次见到刘实老是在1999年。那年我写论文到企业搞调研，收集资料，在吉林四平碰到一家中型集体企业的职工正在进行反改制斗争。职工代表发现我是从北京来的，以为我可以直通中央，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争先恐后地给我讲述了许多不平事，主要是不满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勾结变相私吞集体财产，企图把工人赶出工厂以便把工厂占地用于商业地产开发。在工人们看来，这种几乎是明目张胆地侵吞集体财产、肆无忌惮对待工人的行为，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而只有国民党腐败官员才能干得出来，中央一定不知道，号召大力反腐的朱镕基总理要是知道后一定会严惩不贷。我说，改制是中央政策，你们所说的腐败是一种私有化方式，朱总理是默许的。职工怎么也不相信我的话，只希望我给他们找媒体曝光，找关系给中央递材料，最好有中央首长发现问题后打个电话解决问题，把四平市的这些个腐败官员和他们的企业领导都抓起来。
我回到北京后给魏巍老详细叙述了这家企业的改制情况以及工人们的愿望。魏老感叹道，朴实的老工人怎么能理解党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随即介绍我去找一下刘实老，说他是“全总”的老干部，跟刘老谈谈情况。记得刘实老是在“全总”的一间小会议室接待的我，他平实谦虚，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一看就是经常跟群众打交道的好干部。他听了我介绍的情况后，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想必他的内心是五味杂陈的，然后以征求意见的口气问：“你看搞生产自救怎么样?”看我有些迟疑，他便接着解释说：既然企业改制的理由是工厂生产经营遇到了困难，不能维持下去了才说要改制的，那么，咱们工人是有能力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可以利用“职代会条例”中的一些有利于职工权利的条款，首先获得对工厂的支配权，然后发动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团结一心“生产自救”。
我像得到了灵丹妙药，很快又去了四平一趟。在一位老工程师家里，大约六七十平米简陋的房子里挤满了二十多位职工代表，都在热切地期待着我能带来些什么。惭愧的是，我没有也不可能带来他们直接期望的东西!但我把刘老的提议夹杂着自己在火车上一路浪漫的想象，一股脑儿端了出来。却见大家先是沉默不语，接着有人开始说困难，今天还记得有几点：你们北京人不知道地方有多恶，根本不讲理;收买利诱打击抓捕无所不用其极;工人们曾经在警察包围的情况下召开过职代会，大家一致愿意自己入股买下企业，结果召集人被抓捕，投票结果被宣布无效;面对强权压制，大部分职工灰了心，只求要回过去的欠债和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自己到市场中去找机会生存。
我却不能罢休，接着给他们鼓劲儿，描述一旦“生产自救”成功，不但现在的职工有了工作岗位，长远设想，还可以为家属和孩子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大家伙儿一起奋斗总比个人出去打拼强等等。我当时都有了“救世主”的感觉，愿意放弃北大研究生的学业，跟他们一起去打拼。然而，结果却是一片沉默不语!晚饭时我问一位接待我的职工代表，大家到底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他一边笑着一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大家都觉得你像个书呆子！”我愕然!回北京后我完整地向刘老汇报了此行的情况，他也沉默了，一句话都没有再问也没有再说什么!
我、老工人和刘老都得到了教训。我从老工人和刘老的沉默中懂得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工人懂得了中央国务院，刘老更加了解了地方的黑暗和老工人的困境。从此，工人阶级的命运把我和刘老、老工人拴在了一起。
此后不久，魏巍老约刘实老在他家讨论老工人的组织问题。他们说自己现在想直接接触工人很不容易，到一个地方总是被官员们前呼后拥的，想跟老工人单独谈谈根本办不到，官员们拗不过就给找个会唱赞歌的工人跟你谈，真是无奈得很。所以，找我主要是要我介绍实地调研的情况，以便这两位老革命研究工人组织自救的问题。魏巍老是作家，没有组织工人的经验，主要从自己感受和观察到的情况谈了自己的设想，比如告诉我，没有办法了多找老工人交谈取经;让我在维权的职工代表中间尝试建立秘密工会等等(从后来的经验看，秘密工会是缺乏可行性的。记得在1998年我第一次见到魏老时，他一听我是北大的，又是关注工人运动的，马上拿出自己花了几年时间走访调查写成的《邓中夏传》送给我，并说，邓中夏是你们北大的，他很优秀，如果不是因为王明错误路线和叛徒出卖过早牺牲，他会是跟周恩来总理一样优秀的党的领导人。我想他是要我学习邓中夏的)。刘实老有着丰富的城市地下工作经验，他没有赞同魏老的主张，但也没有反对，他讲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主要强调用合作组的形式组织工人，即合法的形式。他当时提出好几种办法，比如工人技术合作组、经济合作组等等。就是把一些存在共性的工人，通过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在互帮互助互学中凝结起来。
今天两位心系工人阶级的老人都先后作古了，他们努力寻找的组织老工人的办法没有赶上资本前进的速度，他们也许没有想到资本在中国扩张的范围和程度之广之深，竟会如此迅速地把老工人抛到了生产领域之外。但他们心系工人阶级的立场、他们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精神是永存的，他们通力合作忠诚于工农的革命友谊至今令我敬慕，他们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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