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滑坡与伦理颠覆

 C16道德滑坡与伦理颠覆

辛若水

（一）所谓道德滑坡

  所谓道德滑坡，是指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但是，为什么现在人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呢？难道真的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吗？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人们所以感受到道德滑坡，那是因为曾经有一个时代，把道德的最高标准作为了最低要求，并且造就了道德理想国的神话。虽然这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但长久地烙印在了人们心里。人人道德高尚，乐于助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这种道德水平是何其得崇高啊。有了这么高的参照点，再比较一下现实社会，自然就很容易得出道德滑坡的结论。关于道德理想国，我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人们不可能永远处在道德理想国，就如同人们不可能永驻圣殿。道德理想国的美好，是毋庸置疑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世界，将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怀念。但是，我们终究要由圣殿返回世俗。在圣殿，需要的是道德崇高，而在世俗需要的则是平常道德。也就是说，在世俗社会，道德崇高不再是最低要求，而成为了最高标准。当然，在道德理想国，道德崇高是最低要求；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崇高，否则，将为人们所不齿。人们只有追求道德崇高的自由；而道德崇高，恰恰是通过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出来的。在这里，强调更多的人是人的社会性、集体性，而忽略了个体自由。甚至有人在用所谓的“道德专制”来描述道德理想国，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道德崇高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这不是“专制”这个词儿，所能够抹杀的。但是，在道德理想国，忽略了个体的自由，又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问题的关键也只在于，如果强调了个体的自由，那人们就可以不必追求道德的崇高。而道德理想国又恰恰是以人人追求道德崇高为前提的。如此以来，那道德理想国岂不是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了？实际上，这就涉及到由道德崇高转向平常道德的问题；而这实际上也就是由圣殿返回世俗的问题。在平常道德，较之道德崇高，确实呈现了滑坡的一面；但是，它同样有许多的好处。平常道德最多的是世俗性，在这里，并不强调精神的力量。它同样地敬重道德崇高，但是，却不会把道德崇高作为最低标准。如果不去追求道德崇高，并不会为人们所不齿，而依然被视为一个平常的人，依然为人们所尊重。也就是说，不会出现“非崇高不可”的情形。当道德崇高不再是最低标准，那整体的道德状况，自然会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同样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并不根源于道德崇高；给社会发展提供动力的，还是经济。所谓的道德主义，虽然是以道德崇高，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许多时候也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再则，追求道德理想国往往会忽略个体个体自由，而这也不利于个体创造性的发挥。所以，由道德理想国返回世俗社会，显然是非常必要的。而一旦返回了世俗社会，就难免要用私欲去推动社会的发展。私欲，往往比道德崇高更有力量。我们知道，从古以来，追求道德崇高的只是少数人；而只有到道德理想国，才把道德崇高作为最低标准；也就是说，你不追求道德崇高，就是可耻的。而回到世俗社会，实际上就是要打破道德理想国的神话，重建平常道德。因为平常道德，不再把道德崇高作为最低标准；所以，它就不得不密切关注道德的底限。也就是说，在人欲横流的社会里，道德的底限一次又一次地被逾越。而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会更加地怀念道德理想国。但是，无论怎么怀念，人们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那就不如让平常的道德展现非常美好的一面。谁说只有道德崇高才能拒绝横流的人欲呢？在平常的道德，同样能够做到。因为平常的道德决不会放纵私欲的膨胀。私欲的膨胀，会让人陷入狂热之中；而平常的道德，则是一剂清凉散，可以让人冷静下来。当然，有人会指责平常的道德具有庸俗性；而这不过表明一点，他已经陷入了狂热之中，无论这种狂热根源于理想，还是私欲。要知道，只有平常的道德，才是足踏在大地上的。很可惜，人们往往看不到平常道德的珍贵。

（二）所谓伦理颠覆

  所谓伦理颠覆，也就是说基本的道德准则被破坏了；而基本的道德准则的破坏，必然造成正常伦理关系的颠覆。如果说，道德滑坡在一定限度内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伦理颠覆就完全不可以接受了。因为在伦理颠覆这里，就是最平常的道德都不能够维系了。那么，伦理颠覆的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就在于用私欲推动社会的发展；可以说，这与用道德崇高去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两个极端；而我们已经完成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理想国已经被颠倒了；而人的私欲则在扮演最为重要的角色。私欲一旦膨胀起来，那就不管什么道德准则了；一些人为了满足私欲，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而这为所欲为，不仅逾越了道德的底限，甚至也触及了法律。其实，道德准则，是从理性出发的，它甚至可以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而所谓的私欲，则是从感性出发的，它所造就的不过人欲横流的现实。关于天理人欲之辩，人们已经讲过很多了。在宋明理学，强调的是天理，要求克制人欲；而后世的人们，则以自然情性论，去反对天理，尤其反对“以理杀人”，重视人的感性欲望。刚看到古人一个比较新鲜的讲法，即“在人欲中求天理”。可以说，这把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人欲之辩完全颠倒过来了。在宋明理学，决不会承认人欲中天理。如果人欲中有天理，那他们克制人欲，不就是和天理对抗么？而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正如同自打耳光。但是，人欲中有天理，又是确定无疑的。因为理性原则同样有感性的基础；离了人欲，亦无所谓天理。正因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所以才有了克制人欲的天理。人欲中固然有天理，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欲都是天理。以人欲为天理，同样是不对的，这同时也有违“在人欲中求天理”本身。既然在人欲中求天理，那这本身就说明了人欲不尽是天理。如果人欲尽是天理，又何必苦苦觅求呢？当然，以人欲为天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存在着的。我们看看醉生梦死的享乐主义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当然，还有相反的一点，即以天理为人欲。天理本身何尝不就是人的欲望呢？“存天理，灭人欲”本身，就是一种人欲。其实，这是和“以人欲为天理”，一个鼻孔出气的。我们是反对把天理与人欲等同起来的，也就是说，理性原则不等同于感性原则；而这也就为限制人欲提供了合理性。当然，这里是限制人欲，而不是灭绝人欲。限制人欲，是为了建立平常的道德；而灭绝人欲，显然有着道德崇高的意愿。只有限制人欲，才能够阻止伦理颠覆。我们知道，所谓的伦理颠覆不过少数人的事情，尤其在特权者那里最明显；但是，它却很容易形成一种很坏的风气。而一旦形成了这种坏的风气，很多人就不再以伦理颠覆为耻，反而以伦理颠覆为荣了。而大多人则对伦理颠覆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认为那是别人的自由或私事，其他人无权干涉。但若是在道德理想国的背景下，这却是不可以想象的。当然，在道德理想国中，也不会出现伦理颠覆的事情；即便出现，也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用私欲去推动社会的发展，确实保证了个体自由；但是，也不免让道德理想国成为了一个永远的神话，人们甚至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又确确是历史的真实。在道德理想国，决不会面对伦理颠覆的问题。但是，现在对于伦理颠覆，又往往无可奈何。也就是说，道德的谴责，已经对伦理颠覆不发挥作用了。能够颠覆伦理的人，往往是那些有能力的成功人士。人们不再指责颠覆伦理的可耻，反而羡慕起他们的成功；甚至伦理伦理颠覆就是他们成功的重要标志。当然，伦理颠覆的终极原因，不在伦理道德，而在用私欲推动社会发展本身。实际上，非难道德主义，恰恰为用私欲推动社会发展扫清了道路。当人们已经认同了私欲本身，又去要求道德的崇高，岂不是缘木求鱼吗？所以，我们要建构的是平常道德。但是，我们却痛苦地发现，所谓平常道德，不过伦理颠覆的看客。人们总爱讲拨乱反正，只不知道怎样“拨伦理之乱，反道德正”呢？

（三）世风日下的嗟叹

  所谓的道德家，总难免有世风日下的嗟叹、人心不古的哀伤。实际上，在这里已经没有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了，反而洋溢着历史退化论的精神。仿佛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更加地趋近人的理想，反而越来越像禽兽了。诚然，在少数人，因为私欲的膨胀，确实越来越像禽兽，甚至禽兽不如；但是，这并不能够代表普遍的道德状况。因为在大多数人，即便不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但是，依然坚守着平常的道德，并且时时有着人类精神的闪光。说实在的，世风日下的嗟叹，实在太过悲观了。在真实的情形，并不是世风日下。而人们所以有世风日下的嗟叹，那实在是因为任何历史的进步都往往要破坏以前认为无比神圣的东西。在以前，道德的崇高，是被认为无比神圣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道德崇高已经失掉了那种神圣的价值。因为你即便道德再崇高，也换不来任何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只有能够换来金钱的东西，才是神圣的。所以，道德崇高就不再为人们所景仰，相反，却成为了嘲笑的对象。而道德主义者，自然对这一点义愤填膺；于是，他们便猛烈地抨击拜金主义。但是，崇拜金钱的人们，却并不理会这种批判；因为崇拜金钱，已经具有了最大的现实性。光去追求道德崇高，并不能够获得现实的利益。更何况，谁敢保证道德崇高不会为金钱所瓦解。而一旦拥有了金钱，那道德崇高的光环自然就会照过来。可以说，人们失掉了对道德的真诚，但又拥有了对金钱的真诚。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一个用金钱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道德崇高，不能够换来金钱，所以它就会破产。而金钱，却能够拥有道德崇高的光环，所以就会为人们所顶礼膜拜。用私欲去推动社会的发展，难免会带来普遍道德水平的下降。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感叹世风日下。因为评价一个社会，不只有伦理道德一个标准；相反，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社会最真实、最伟大的进步，即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腾飞、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道德崇高是以普遍的贫困状态为基础的，那这种道德崇高，也便不会持久。而生产力发展了，经济腾飞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即便付出伦理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当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回到道德崇高，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们可以建构平常的道德；而只要建立了平常的道德，就可以抗拒世风日下的颓势。如果说道德崇高很有那种万壑争流的气象；那平常的道德，就是“高峡出平湖”了。也就是说，平常的道德失去了波澜壮阔的一面，但它却是波澜不惊的。当然，就是平常的道德，同样在抗拒拜金主义的，但是，在这里，已经没有了那种道德义愤。平常的道德，并不强调那种超越性，甚至也不强调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在这里，最多的是平淡，当然也有现实利益的计较，但是，并没有拜金主义的那种贪婪。平常的道德自然会拒绝贪婪、私欲的无限膨胀。因为贪婪、私欲的无限膨胀，并不能够给平常人带来现实的利益，相反，却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平常的道德似乎很认同一点，即“不当官不受惊，不享荣华不受穷”。平常的道德，并不是自然经济的产物；相反，它是平常人的真正诉求。至于由市场经济所刺激起来的贪婪、私欲的无限膨胀，只是把人们引向一条不归路罢了。平常人所具有的平常道德，才是扼制世风日下的基石。而贪婪、私欲的无限膨胀，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像禽兽，甚至禽兽不如。当然，禽兽不如的人也会忏悔，尤其在面临惩罚的时候，那更是泣不成声。既然早知如此，那又何必当初呢？如果至始至终，都拥有一颗平常心，又怎么会被贪婪、无限膨胀的私欲，给拖上一条不归路呢？说实在的，用私欲去推动社会的发展，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潘朵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怎么关上它。仅仅用良知，去对抗私欲的无限膨胀，显得很无力。甚至就是这良知，也很容易作伪，亦即古人所谓的“伪良知”。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对世道人心丧失信心。因为一个社会，正如同大海，在自身，都是有自净功能的，也就是说自己净化自己。

（四）人心不古的哀伤

  所谓人心不古，不过两种解释，一是世道人心没有古代的好；二是民风不再淳朴。当然，这主要由了“古”字的两种含义。所谓的“古”，既指古代，也指道德淳朴，譬如我们所说的“古道热肠”。说实在的，不仅道德家，甚至一般的文人、学者，都有神化古代的倾向，以为古代是理想的极则，动不动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真实的古代，是不是就像人们所想象得那么好呢？其实，不只没有想象得没有那么好，简直和想象本身截然相反。因为真实的古代，生产力是非常落后的；也正是这种落后，造就了民风的淳朴。但是，社会终究要前进的，所以竞于道德的上古，终究要被抛掉的，而为逐于智谋的中世以及韩非子所谓“争于气力”的当今所取代。可以说，所以要创造出来一个道德高尚、民风淳朴的古代来，那是为了对现实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有了道德理想的极则，那自然就觉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其实，对现实社会进行道德批判，那就不免造成批判的道德化。也就是说，道德成为了批判现实社会的惟一标准；至于社会的其它方面，尤其最根本的方面，完全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了。用道德之眼来看待社会，那社会的全部就不免道德化了。但是，这种道德化，恰恰可以模糊人们的眼睛，以致于完全看不到社会的真实。既然道德成为了批判现实社会的标准，那也必然会成为评价每一个人的标准。一个人只要在道德上有所缺失，那马上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只有拥有道德的崇高，才会被人们赞扬。不过，这道德崇高的标准太高了，它总是求全责备，而永远不会理解“一个人，首先拥有缺点，然后才成为一个人”。说到底，这道德批判，虽然面对的是横流的人欲，但所运用的依然是道德理想国的思路。也就是说，这不只对每一个人，甚至对现实本身都设置了道德法庭。可以说，这个道德法庭，并不是铁面无私，而是残酷无情。在事实上，它所运用的不过是“三代以下无完人”的标准。既然三代以下都无完人，那现实社会就更无完人了。它惯常的论调，不过每一个人，都是有缺点的，都难免有私心杂念。而你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就不免产生一种道德的羞愧。而有了道德的羞愧，就开始忏悔，痛哭流涕，要痛改前非；于是，自我的灵魂就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净化。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甚至这种痛苦会达到撕心裂肺的程度。而一旦走出了这种痛苦，并且痛定思痛，就开始怀疑了，难道设置道德法庭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人吗？如果他们不是道德上的完人，那又有什么资格、又有什么理由设置道德法庭呢？“三代以下无完人”的道德标准太苛刻了；如果使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三代以上，同样没有什么完人。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同样不是完人。因为所谓完人，是理想的极则，是至善本身。就是在圣贤，同样没有达到至善，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止于至善。道德的标准，不能太过苛刻，否则，就会滑向道德的专制。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任何道德理想，都难免带有专制的倾向。实际上，世风日下的嗟叹，人心不古的哀伤，都有着恢复道德理想的渴望，哪怕这种道德理想带有专制的倾向。既然是恢复道德理想，那也就注定了它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以道德之眼来看待社会，往往没有与时俱进的眼光，反而直直地瞅着谁也不曾追回来的古代。实际上，社会进步与道德滑坡，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在社会进步，解决的不过三个问题，即人的生存、温饱、发展。而我们所主张的道德，亦应该建立在生存、温饱、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的道德家，往往既不通世务，亦不识时务，定要抱着古圣先贤的道德，阻碍人的生存、温饱、发展。虽然贫贱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但是，我们不能够为了成就道德的崇高，而让天下人都处于贫困之中；可以说，这是全无心肝的。更何况，贫贱亦未必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岂不闻“饥寒起盗心”。当然，在“饥寒起盗心”之外，还有“饱暖思淫欲”。而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主要面对的是“饱暖思淫欲”。但是，这只要建立平常的道德就是了，而决无必要恢复道德的专制。

（五）根源所在

  道德滑坡与伦理颠覆的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就在于用私欲去推动社会发展本身。当然，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用私欲推动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于是便开始强调伦理的公平与正义。但是，维护伦理的公平与正义是需要社会基础的。如果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财富，而多数人占有少量的财富，那怎么讲伦理的公平与正义，都不过是虚花泡影，甚至不过一种欺骗。我也在想，用私欲去推动社会的发展，是否必然以“少数人占有大量的财富，而多数人占有少量的财富”为归宿。可以说，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我们看起点，就知道归宿。当然，在起点，总不免用理想伪装起来；而达到了必然的归宿，那理想的伪装也就自然剥落了。我说过的，道德滑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道德崇高返回到平常的道德，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形。但是，伦理颠覆却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里有私欲的无限膨胀，有对道德准则的践踏，有对正常伦理关系的破坏，有对道德底限的逾越。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另外一点，即道德滑坡是通向伦理颠覆的。所以，滑坡的道德没有理由嘲笑颠覆的伦理，因为这不过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我们既要挽住道德滑坡的颓势，同时也要从根本上防止伦理颠覆。我说过，挽住道德滑坡的颓势，并不定要恢复道德的崇高，当然，也决不拒绝道德的崇高，而最紧要的是建立平常的道德。建立平常的道德，定要有一种做平常人的打算。如果以英雄豪杰自居，那自然瞧不起平常的道德，甚至大骂平常道德所具有的庸俗性。其实，平常的道德何尝有庸俗性呢？平常的道德，并不是要让人变成一个庸人，而只是做一个凡人。要知道，做一个凡人、平常人，是极为不易的事情。有多少英雄豪杰想做一个凡人而不可得啊。平常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石；而平常的道德，则是伦理道德的基石。当然，很多人立志或者做梦成为栋梁。但是，没有了基石，这栋梁又怎么发挥作用呢？如果道德滑坡，只是滑到平常的道德那里，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滑到伦理颠覆那里，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在伦理颠覆这里，别说道德崇高了，就是平常的道德也不存在了。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道德准则，至于所谓的良知良心、道德情感，早就被狗给叼走了。当然，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伦理颠覆同样在标榜道德崇高。用道德崇高把伦理颠覆给伪装起来，这是所有成功人士惯用的伎俩。要么怎会有“衣冠禽兽”这个词儿呢？伦理颠覆，一方面践踏了基本的道德准则，破坏了正常的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则让人成为欲望的动物，复归于禽兽。在这里，人的本质渐渐地失掉了，而动物性的本能则为欲望所武装起来。以前，我们总是特别轻视动物性的本能，实际上动物性的本能在人类历史上是有极大作用的；而且，动物性的本能是无所谓善恶的。而人一旦用欲望把动物性的本能武装起来，却可能达到令人发指的罪恶。在动物何尝能够制造惨绝人寰的悲剧？但是，人却能够。其实，率兽食人的并不是兽，而是人。正因为如此，所谓的伦理颠覆，是必须防止的。当然，对于伦理颠覆，仅仅进行道德的谴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采用法律的手段。实际上，大多伦理颠覆，都已经触及了法律。法律的手段比道德的谴责更为有效。我说过年，道德滑坡与伦理颠覆的根源是用私欲推动社会发展本身。那么，能不能从根源上想办法，扼制道德滑坡，防止伦理颠覆呢？当然，这意思不过是改变用私欲推动社会发展本身。如果不用私欲推动社会发展，又用什么推动呢？用道德的崇高吗？可是，道德理想国早就变成了真实的乌托邦。激进的道德主义者，可能会对道德理想心醉不已，以为只要道德崇高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其实，道德高尚有道德高尚的问题，人欲横流有人欲横流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处在一个极端，就忙着返回另外一个极端。其实，即便真的要回去，也要走过漫长的历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办法回去。解决道德滑坡、伦理颠覆的问题，只能面向未来；也就是说，在社会的发展中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并不是说只要道德高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当一个社会完全丧失了道德高尚，那同样是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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