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文学领域最具影响的刊物《人民文学》第二期，刊发了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的一部长篇小说《软埋》。
方方的这部长篇小说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土地改革”为背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观臆断，编早谎言，用所谓的“三起灭门”惨剧，把翻身农民得解放的“土改”描绘成了既从经济上对地主进行剥夺，也从肉体上对地主进行消灭的“一场浩劫”，是一个“万覆不劫”的人间地狱。她用写小说的方式，让那些封建地主阶级的遗老遗少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血泪控诉。因此，小说一经发表，就博得众多主流媒体和评论者的一片赞扬和吹捧。或许正是出于一种做贼心虚的心理，发表此小说的该期《人民文学》卷首语中，编者写了这样一些诡辩之辞：“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那么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仅管编者为方方竭尽辩解之能事，但方方的这部小说决不仅仅是“算旧账”，而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以满腔的阶级仇恨，对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改”进行了肆无惧惮的攻击和诽谤。
事实真如方方女士在其《软埋》中所描写那种血淋淋的场景吗？让我们还是用党在“土地改革”中有关政策以及事实来说话吧。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大纲》的制定和实施，结束了中国两多年来封建土地制度，在解放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像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在“土地改革”开始时，曾一度出现过“左”的偏差，主要表现在：1，错斗错杀一些人;2，侵犯中农的利益;3，对地主、富农未加区别，对新旧富农亦未加区别;4，侵犯工商业。这些偏差的出现，基本上是受苏联在对待农庄主以及富农的清算中“左”的思潮的反映。这些偏差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于194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和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有提出或重申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从而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的家乡在冀东平原，隶属冀热辽解放区。“土地改革”是在《土地法大纲》实施后的1947年开始的。当时我们村划分成份时，共有十家农户划为地主，八家农户划为富农。对于这些“土改”的对象，没有一家被杀、被抓，没有一户扫地出门。而是按着当时的“土改”政策，为他们留下了与贫下中农一样的土地和房产，让他们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庄户人家。在“土改”中，有一家地主因为不了解“土改”政策，平分土地前，举家逃往“敌占区”。对于这个“逃亡户”，“农会”只是清算了他家的土地、房产和浮财，并将这些财产分给了贫下中农。就是解放后，农会也没有派人将他家遣返回乡，时至今日，他家的后代仍留在城市里生活。在“土改”期间，先后有三名“地富子弟”因害怕“挨斗”，跑到敌占区参加了“伙会”(还乡团)。解放后， 因他们在当“伙会”时没有大的罪恶，对他们的过失也没有深纠，而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做了处理。在对待地主、富农的子弟上，既没有诛连九族，也没有歧视对待。有一个地主子弟，解放前在县中学读书，毕业后，村里考虑他有文化，就让他当了村小的老师。现在还享受高级教师的退休待遇。
从党在“土地改革”中的方针政策，以及我们家乡“土改”的事实来看，哪有方方在《软埋》所描述的事件和场景呢？因此，方方在《软埋》中所牍传的故事，是子虚乌有的，是打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黑旗在为地主阶级招魂，是为了从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近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射向党和人民的一支毒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举，是人类发展历史的巨大贡献。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虽然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但它的历史做用不容忽视，历史意义不容否定。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一词已不复存在。七十多年前，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没有理由用历史事件评判现实，更没有必要用现实观点评价历史。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抹灭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今天，方方以小说《软埋》攻击党的七十年前的“土地改革”，近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枉费心机的，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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