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人们在实践中常犯主观、片面、表面的，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错误还自以为是的情形，以及少数人则利用形而上学作藏污纳垢的借口或载体，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事实。因此，必须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法普遍真理从基本原理中突显出来，用客观、全面、由表及里的，联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去识别形而上学，让形而上学无处可藏，逐而歼之。
实际上,能称之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很多，如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发扬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然这些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现用辩证法进行分析：
如“实事求是”，毛泽东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求事实产生的规律，二是说真话。这两种说法虽不同，但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后来就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或称为基本原理。然根据辩证法，却发现：“求事实产生的规律”这种说法虽与辩证法由表及里(而不是形而上学表面的)的观点相符，但因缺乏全面的，联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的说明而没有排除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和方法，因而它尚还不完全具备说明历史，解决现状，推动将来的指导作用;再看“说真话”，盲人摸到大象的腿，便以为大象似柱子，此真话能信么?下属以停滞在或满足于表面、片面所看到的事实而说真话，此种真话能作领导决策的依据么?小岗村大包干分田到户如说真话，后来能成为全国推广的典型么?因此，说“实事求是”稍不注意，就误导人们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或成为滋生领导者的教条主义的温床。如法官对证人说：“要实事求是回答法庭的提问”，而自己却往往只凭一方当事人的片面举证就作裁判;又如领导者常摆出一副马列主义的面孔，对下属说要“实事求是”，而自己又有否综合方方面面的资料按辩证法进行实事求是呢?本来，说“实事求是”者要比听者更须实事求是，然实际情形则往往相反，本末倒置。 故“实事求是”以少说、不说为佳。又如：“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尽管当事人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动机很好。但是，倘若自己是形而上学者，不了解事物的真相，不能解释事物质的多样性、变化性，又将如何说服他人，反省自己?这并非不该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自己要懂得辩证法，遵循辩证法，有好的动机，还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才行。再如，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制定合理的方案，以便推动事物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调查方式因存在片面、表面与全面、由表及里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存在孤立的，静止的与联系的，运动(变化)、发展的不同，也就必然导致结果的不同。再又如，发扬民主是为了发挥集体的智慧，然若没有集中的领导，又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被形而上学所统治而只有少数人才懂辩证法的情形时，这个民主不发扬还更好，否则，正确的反被错误所取代。
所以，伟人的经典名言即便是基本原理，在实践中所具备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完全的，确切地说只能是借鉴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真理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错误。”“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毛泽东还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由此可见，即便是将伟人的基本原理与现实相结合，也还有待于在实践工作中予以完善、修正、纠正的必要性。明白此道理，人们就能自觉地抵御生搬硬套伟人的基本原理而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同时也将普遍真理突显出来。
其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只一种，那就是辩证法。用辩证法分析实际问题与实践相结合，就是辩证唯物论或辩证唯物主义，也称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在《实践论》及《矛盾论》中讲：“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逃不出它的范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
为加深理解辩证法，现再对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人民群众强烈反响的“申诉难”、“执行难”进行分析：
“申诉难”问题是由法官形而上学的片面(含不公正及枉法)裁判而起。那就对法院裁判文书实行标准化管理，凡不符合标准的裁判文书一律不能出院生效，否则，追究相关责任人。如此，看谁还敢作不公正裁判或枉法裁判。“申诉难”问题就此迎刃而解①。“执行难”问题则是由立法机关静止的、孤立的、主观的形而上学所致，具体表现在一、对法定义务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已质变为违法犯罪行为，仍静止不变地认为是民事性质。其结果是法定权利人的权利要保护、法定义务人也要保护。如此，只有孤立的保护，没有相对应的打击，致使保护名存实亡;二、主观地将原本由义务人履行义务的行为起作用，转变为执行法官是否执行的行为起作用。这两点便是造成“执行难”的根本原因，找到原因，也就找到了解决方法。这个方法便是对法定义务人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进行打击，并将是否予以打击的决定权在法定的范围内交还给法定权利人行使，“执行难”问题就这么简单地解决，根本不难②。“申诉难”、“执行难”能否得到解决，即等于滋生法官贪腐的土壤能否被清除;法官能否公正执法，也即等于国家法治能否真正的落实和体现。法治能促进德治，德治能促进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能促进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又反回来促进精神文明,如此，无限地良性循环，正是党和人民向往的和谐社会。
综上论述已论证了“辩证法是指导实践的普遍真理”(如若还不够，敬请按辩证法分析身边的事物就更为清楚)。根据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法则，没有辩证法，就不能识破形而上学;反之，没有形而上学，也就不存在辩证法。没有普遍真理，就发现不了普遍错误;没有普遍错误，也就不存在普遍真理。毛泽东用三万三千余的文字在《实践论》及《矛盾论》中详细地、系统地、中国化地、创造性的阐述辩证法普遍真理。历史证明，毛泽东就是以辩证法普遍真理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正确的道路上(《论持久战》就是其中经典之一)带领党和人民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中国。故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所创下的伟大基业的同时，更要弘扬毛泽东的辩证法普遍真理，以辩证法为座右铭，将“马列、毛泽东辩证法普遍真理为指导”列入党章、宪法。
辩证法作为指导实践的普遍真理，不仅共产党人的实践需要它，全中国从事各行各业的人民的实践也需要它，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实践都需要它。假如人人都知道辩证法，就自然地知道精神与物质的变化、发展规律，人生观就会以社会价值为先，而不做金钱的奴隶;就能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变革自然、变革社会。如此这般，人类精神文明、社会物质文明到了一定的高度，那就如毛泽东所讲“世界到全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身作则，带领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掌握并运用辩证法去识别、遏制、纠正形而上学，有的有矢，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科学发展。让世界学中国、共产主义时代就不远了。
201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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