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公平、正义和法治

　　任  中  杰

　　在法律、法学领域，中外古今，“公平”、“正义”都是个热门词。似乎法律就代表公平、正义;只要依法办事就会带来公平、正义;法治社会就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不过，照我看，法律维护的是秩序，法律是社会的统治者以国家名义进行权利、义务的制度化设计、借以实现统治秩序的工具。至于秩序是不是就意味着公平、正义，那就难说了。

　　在一个存在着剥削、压迫者阶级与被剥削被压迫者阶级的阶级对立社会中，处在统治地位的剥削压迫阶级，从他们的立场出发，肯定会说他们的法律所建立和维护的秩序是公平正义的，但他们的对立面，处在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广大劳 动人民感受到的，则却却是不公平和非正义。

　　在汉语词汇中“公平”一词有个反意词叫“偏私”。“公”字当头才能“平”(平等)，而“私”字当头则会“偏”(不平等)。中国古籍《礼记·礼运篇》有一段关于“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的描述，非常精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也就是说只有“天下为公”，大家都像一家人，不只是抚养自家的亲人、子女，而是要使所有的老年人能贻养天年、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所有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得到社会的帮助，大家都尽其所能为社会出力，却没有私心，社会的财富大家公有，谁也不私藏。在这种“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社会中，没有官僚，社会由大家推举出的德才兼备的贤人来管理;没有法律，大家都讲诚信，故而不会有奸诈、邪恶、盗窃、作乱等坏事发生。这就是理想的“大同”社会。你看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公”就能“平”这个真理。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秩序的形成靠的不是法律，大家都自觉“讲信”，就能“修睦”。

　　而《礼记》的作者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极不平等的私有制社会。在这种一切私有的制度之下，必然会“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各种阴谋危计会出现，争夺利益的战争由此兴起。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靠“讲信”来“修睦”的，只能靠国家制定的礼、仪、刑等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必须“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你看，私有制，社会不平等，阶级矛盾尖锐，才需要用法律使这种不平等制度化，从而使社会秩序化。正因为依靠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法律，能形成秩序，而且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几位儒家尊崇的圣人，“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所以作为儒学经典的《礼记》当然不会否定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不能不将这种对被剥削被压迫者来说是不公平、非正义的秩序，看成是公平、正义的，所以称其为“小康”。

　　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借助公平正义的口号反对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似乎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可是资本主义社会真的有平等、自由、博爱，法治是平等自由的保障吗?我看得打个问号。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味道。荚国的圈地运动，欧洲西、葡、荷、英等国贩运黑奴，在美洲屠杀剿灭印地安人的作为，它们在亚、非、南北美洲的殖民统治哪里有什么平等、自由、博爱可言?这种原始积累形成了社会上的贫富两极。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多数人则一贫如洗。这种贫富两极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所以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这一规定就将社会的贫富的不平等制度化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切都商品化了。从表面现象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调整的似乎主要是一种商品交换关系，是用法律来维护等价交换的市场秩序。等价交换，似乎要多平等有多平等。在劳动力市场，有亿万财富的资本所有者雇佣一无所有的穷工人，向工人支付工资，这也是“等价交换”。可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被掩盖了。形式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掩盖了法律所保护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掩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平等。

　　当今世界是一个资本近乎一统天下的世界，全世界最底层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不足全世界整体财富的1%，而最富有的1%的人口则占据着全球一半的家庭财富。(据2017年瑞士信贷报全球财富报告)显然这极不公平。不平等就会有争平等的斗争。前些年被认为法治最完备、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就出了个“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运动喊出了为99%的人向1%的富豪争平等的口号，这个运动很快就由纽约漫延到全球上百个城市。但是这个运动依据美国法律是非法的，所以它被美国政府依法取缔了。这就是“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的法治。这种法治的确起到了维护秩序的作用，但公平吗?正义吗?显然那1%的富豪会认为这是公平正义的，而那99%的合理要求被镇压下去了，对他们来说这哪里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

　　可见只要私有制存在，剥削阶级当政，无论它将公平正义喊得有多响，不管它的法制有多完备，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可言。

　　我们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近三千年一直有对“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但历史的局限，这种追求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幻。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此找到了实现“天下为公”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出了走向理想社会的笫一步。下一步怎么走，怎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走向真正公平正义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既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目标就必须是实现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的社会。准备哪些条件呢?其一，“两个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私有制决裂，实行公有制，这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制度条件;与私有观念决裂，这是为共产主义准备观念、思想上的条件。其二，发展生产力，“使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在这个被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笫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整个过程，是一个进行“两个决裂”斗争的不断革命过程。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不断革命，才能完成“两个决裂”的任务。发展生产力也是革命，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执政党，同时必须仍然是革命党，决不能“告别革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否则就可能滑向修正主义。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还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据有中国特色。比如建国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的探索，搞“一化三改”，即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变私有制为公有制，其具体做法就大大不同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仅仅用了20多年，不仅完成了所有制的变革，在与私有制决裂上取得了重大成绩，而且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化的基础，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与此同时毛主席还十分注意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斗争。他吸取苏共变修的教训，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反修防修，提倡在思想文化领域斗私批修的斗争。并发动了以此为内容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当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文革”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失败了。但作为在中国践行马克思指出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进行与传统观念(主要是私有观念)决裂的一次探索，其方向应当是正确的。

　　此后，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也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起，一直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改革开放的确有必要，通过各项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对外开放，扩大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借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在文革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被打破;四届人大将“四个觋代化”确定为奋斗目标。这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即将开始。因为闭关锁国从来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封锁才使我们无法开放。所以，封锁打破了，开放才有了可能。至于改革，建国以后实际上就是在不断改革中前进的。毛主席推崇的“鞍钢宪法”就将改革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按邓小平理论进行的“改开”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这段“改革开放”的实践也的确有应当深刻反思的教训。这就是忽视、放松了“两个决裂”的斗争。不搞“两个决裂”，不仅不可能逐步走向公平、正义，反倒是出现了私有化浪潮，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工人下岗待业，党有丧失其阶级基础的危险;虽然财富的总量很大，但贫富悬殊，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使社会矛盾加剧;私有观念、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开始泛滥，毒化了社会风气，也严重侵害了我们党的肌体，腐败现象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漫延;不公平非正义的事情不是少了而是大大增多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不仅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时代，甚至完全否定中国革命。这一切使“改开”偏离了正确方向。不加纠正，就是忘记了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忘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有党变质国变色的危险。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向这些有害现象作斗争。比如大力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重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标签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普世价值论、资产阶级宪政论、历史虚无主义，以及各种反毛、反共的反动思潮的批判、斗争。这些举措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有了改善。为党带领全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九大”宣布，从十九大开始，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那么新时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前进的目标应当是怎样的呢?多年前就有人直言，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本应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能穷过渡，应当在共产党领导下搞一段资本主义，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了再搞社会主义。是毛主席太性急了，建国不久就搞“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补课论指导下，30余年的改开，已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变得不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所谓民营经济)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宪法规定的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随着私有制的扩大，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资本大亨和权贵精英手中，贫富分化严重，引发各种群体事件。这就是新时代所面对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要求有什么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经济既然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资本所有者必然会要求政治上的相应地位，公知们强调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脚步，大势宣扬要实行西方宪政，就是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上台的信号。面对这样的现实，即便是按补课论者的说法，这个资本主义的课也已经补得太过头了。不是说不能穷过渡，先搞一段资本主义，富裕了再搞社会主义嘛。现在已经富了，笫二大经济体了，是不是应当改改方向，转到搞社会主义，转到在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重新开展“两个决裂”的斗争呢?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就必须重新高举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对私有经济进行有序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诒教育，批判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为实现“两个决裂”的理想去继续奋斗。

　　私有制的存在，必须有法律，必须实行法治才能使社会有序发展。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应当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法治。这个区别主要表现为：剥削阶级的法治谋求的是剥削秩序的巩固，即不平等关系的秩序化。用法律迫使被剥削者安于受剥削。而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则是为保证平等有序地取代不平等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像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还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搞社会主义恰恰是要完成与私有制决裂，与私有观念决裂的历史使命，所以只靠“讲信”还达不到“修睦”即建立秩序建立和谐社会的目的，还必须有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实行“法治”，才能使“两个决裂”的斗争有秩序地进行。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存在被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方方面面不平等的权利，而且还存在私有制，存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些不平等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还不可能很快消除。用简单的行政的或者法律手段剥夺剥削者、用刮共产风的方法搞平均主义谋求平等，不仅达不到实现平等的目的，而且必然造成生产的破坏，经济的混乱。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方面这些不平等权利的存在在当今不可能马上消除，因此为建立社会秩序，社会主义法治就有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维护某些不可避免要存在的不平等权利的任务;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主义阶段必须不断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革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这样的目的。(见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为实现“两个决裂”进入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那么社会主义法治就决不能成为这种不断革命进程的阻力，不能以维护秩序为由妨碍“两个决裂”的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应当是推进“两个决裂”不断革命进程的重要手段，应当成为不断完善、不断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这就给我们的法学和法律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在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行权利义务制度设计的进程中怎样避免或“左”或右错误的问题。一门心思维稳，怕触动资本家的“私权”会天下大乱，只考虑怎样使那些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秩序化，让“私权”不被“侵犯”，却忘了共产党人的初心，这就犯了右倾错误，平等的理想必然化为泡影;一心只想着要平等，不顾条件，急于求成，想在一个早晨就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这就犯了“左”倾错误，这只能使社会陷入混乱，平等照样无法实现。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盲目冒进;另一方面又必须不忘初心，坚持理想信念，用法律去维护、促进“两个决裂”的斗争。这是一门学问。不过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指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是错误的，是与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相违背的。他说：“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他支持了广大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很快掀起了工商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用赎买政策实现了从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这一切都没有用以国家暴力作后盾的法律强制手段剥夺剥削者，政策法律所起的作用是保证了改造的有序进行，不仅没有对经济发展造成有害影响，反倒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以为很值得今天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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