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

　　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幽灵已植根于社会福利之中………………(2)

　　▲社会福利就是分配关系中的共产主义………………(4)

　　▲社会福利是当代最实在、最牢靠的共产主义因素… (7)

　　▲社会福利是当代最宠大的共产主义因素……………(8)

　　▲社会福利为共产主义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11)

　　▲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理想紧密相关……………… (15)

　　在人类迈向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道上，按需分配的社会福利，昭示着发展的进程，引领着前进的方向。

　　二O一八年二月

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

　　近几十年来，有关共产主义的话题，已成冷门。对待社会福利，则是西方热，东方冷，在中国，有所谓“社会福利膨胀”了，要防止“高福利陷阱”，要摆脱“福利民粹主义陷阱”之类的论调，在给社会福利泼冷水。至于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无人问津。在这《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周年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过100周年之际，我这八十有五的老人，曾经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仍然热心未已，甚至较前更加热衷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于是试图以己之所知所能，拨开迷雾，走出冷门，炒炒“冷货”，着重炒一炒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这个冷之又冷的话题，抒发一下肺腑之言，也算尽点心意。

　　共产主义幽灵已植根于社会福利之中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一条无产阶级夺权“共产”的道路(注：本文“共产”一词，仅指生产资料公有制而言，与“共产主义”一词不是同一概念)。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十年代，苏联、中国和东欧共十多个国家一道，形成了经济上以“共产”为主要特征的，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上除了七十年代具有特殊地缘环境的越南南方和老挝这一个小国之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走上夺权“共产”之路;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都已由盛向衰，有的甚至销声匿迹;特别是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易帜，这些国家以“共产”为表象的，被视为共产主义前期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即告终结;拥有十多亿人口、八千多万共产党的中国，尽管1949年以来一直由共产党执政，而且在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意识形态上看，其共产主义色彩似乎都已明显减退。这样一来，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失败了，共产主义道路走不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更加渺茫了。

　　果真如此吗?有道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时至二十世纪中叶，连共产主义的祖师爷马克思都没有料想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徘徊着的共产主义幽灵，撒下了一批叫做“社会福利”的良种，在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培育、护卫之下，在西欧大地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并扩展到世界许多地方。正如中国2014年出版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书所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福利补贴惠及民众。就西欧、北欧而言，社会福利已覆盖了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而且社会福利实现了制度化、法制化，并有完善的运作机制”(引自该书第176页)。

　　当今世界，以社会福利为特色的“共享”，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这种“共享”所体现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比以往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所体现的共产主义因素更实在、更牢靠，更庞大。前者之所失和后者之所得，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两项特别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变化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不是共产主义的倒退和失败，而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向前。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更加宽阔了，前进的步伐更加扎实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更加明朗了。

　　社会福利就是分配关系中的共产主义

　　人类社会大体上要先后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么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各有不同的主要(或唯一)分配关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分配关系都是按需分配;奴隶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的主要分配关系都是按权、按位分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分配关系是按资(本)分配，同时也有按权位分配、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成份;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理论上讲只有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但实际上只要还有股份制企业(以资金计股、分红)加雇佣劳动等情况，就必然会有按资(本)分配的成份，而且还可能有以按劳分配之名行按权、按位分配之实的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分配关系。

　　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对其所有享用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其项目和数量的多少，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依据享用者“从摇篮到坟墓”一生中的衣、食、住、行、学、医、玩等的某项、或多项、或全包的需要来确定的。所以，只要有社会福利存在，不管它量多量少，也不管存在于何种社会制度之内，其分配原则都只能是按需分配。

　　假如有的国家在二次(或称再次)分配中，在福利开支的项目和名义下，有按权位，或按资(本)，或按劳分配等非按需分配成份的话，那么，这种福利可以分别叫做“王室福利”、“官爵福利”、“富人福利”、“能人福利”。但是，所有这类“福利”，一概不属“社会福利”范畴，不能因为这类“福利”的存在而否定面向普通民众的社会福利按需分配的实质。

　　当然，当代西方国家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性质，不可能都像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那么纯正，那么完整。例如其中养老金一项，德国等一些国家，与英国、北欧一些国家不一样，养老金的多少与享用者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多少有关，那就包含了非按需分配的成份。但是，这种成份在整个社会福利中只占很少一部份，并不影响整个社会福利按需分配的实质。

　　以上说的是社会福利的分配原则是按需分配。

　　为什么说社会福利是分配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呢?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相隔数以千年，甚至万年，两者的生产力水平又有天壤之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区别于任何其他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那就是以按需分配为唯一的(起码是占绝对优势的)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原则。正因为如此，所以都被称之为“共产主义”。

　　历史上曾经有过“战时共产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中曾刮过一阵子“共产(主义)风”。所有这些之所以称之为“共产主义”，都是因为在产品和服务的分配关系中，突出了按需分配的原则(例如中国革命军队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基本上不分等级的供给制和大跃进中人民公社食堂的吃饭不要钱)，而不在于当时是否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在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既然社会福利(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福利)的分配原则与以上列举的，都有“共产主义”之称的分配原则相同，都是按需分配，那么，将社会福利认定为分配关系中的共产主义，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一位权威人士，以不屑的口气，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福利定性为“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这显然是不对的。如前所述，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福利，其分配原则都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照前述其它什么原则来分配的。这是该三种社会形态个性中的共性。至于它在各个不同社会形态的分配总量中所占比重大小的不同，以及它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的差异，都是上述共性中的个性。

　　不同社会制度的个性、共性关系，与通常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道理是一样的，并非悖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关系中就有按资(本)分配的资本主义成份(注：这里涉及到当今中国大陆有没有剥削，千万、亿万富翁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以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劳动力价值”理论是否适用于当今中国等问题。为不偏离主题，在此从略)。这种成份，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或称之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补充成份，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中有你”，但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按资分配，也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福利，也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这就是“你中有我”，但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福利，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

　　社会福利是当代最实在、最牢靠的共产主义因素

　　社会福利之所以“最实在”，这是因为不论哪个年代，不论哪个国家，社会福利按需分配的“共享”，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多少就是多少，完完全全是明摆着的，谁也弄不了假，谁也骗不了谁。这不像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共产”，掌管公产的当权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名义和手法假公济私，使一些企业名为公有，实为官有(即不同程度的个人私有，或家族私有，或集团私有)，一些群众被骗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权者还可以用按劳分配之名，行按权、按位分配之实，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使社会主义倒退到连一般资本主义都不如的官僚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如苏联解体前夕的情况)。

　　社会福利之所以“最牢靠”，这是因为所有社会福利都与受惠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一有变化，不论变好变坏，变多变少，随即可以感受得到。它既是群众斗争所得来，又被群众斗争所捍卫。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们，都把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衰退，特别是前几年的欧债危机，通通归咎于社会福利“过头”了，而不是归咎于私有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少数人攫取了过多的财富，于是纷纷拼力砍压社会福利开支。可是，你要砍压，群众就反砍压，哪里砍压得凶狠，哪里就反抗得强烈，以致谁也不敢大砍大压，更不敢也不能完全取消。相比之下，在前苏联大地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全苏联两亿多人口、两千多万共产党员，却几乎毫无作为地看着人家用“休克疗法”，一下子就把它几乎全部“私有化”了，根本没有出现过像希腊、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民群众，近几年为反抗当局压缩社会福利那样的抗议行动。但是，尽管如此，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原有的社会福利一般还是未能被大幅砍压，更未完全取消。不然的话，新上台的统治者就难以站住脚根。

　　总而言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实践可以看出：如果拿社会福利的“共享”与生产资料的“共产”相比较，那么，“共享”的难假、难骗、难减、难失，与“共产”的易假、易骗、易减、易失都是相当明显的。

　　不但经济基础方面有上述明显对比，而且当今世界在上层建筑(含意识形态)领域也没有什么比社会福利的“共享”更实在、更牢靠的共产主义因素了。

　　社会福利是当代最庞大的共产主义因素

　　社会福利的“共享”是当代诸多现实共产主义因素中覆盖地域最广，惠及人数最多，社会份量最重的共产主义因素。

　　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部分新兴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政府财政开支中所占的百分比都比较大，如：

　　美国32.00(2009年)      德国55.49(2005年)

　　英国32.68(2008年)      西班牙46.09(2009年)

　　澳大利亚36.75(2009年) 新西兰33.94(2007年)

　　日本 36.80(1993年)     伊朗30.90(2008年)

　　俄罗斯30.38(2009年)   阿根廷39.94(2004年)

　　(以上资料来源：吴学静主编的《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第36页引用的《国际统计年鉴(2012)》)。

　　“1960—1990年，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世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其政府总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8.1%上升到43.8%。这种增长的最大开支是养老金、医疗保健、失业救济和家庭福利”(引自上述《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第11页)。

　　经2015年8月16日和2017年元月1日先后在网上查阅，在《中国的社会福利开支》栏目下，都同样显示的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如下：

　　瑞典38.2%，丹麦37.9%，挪威33.2%，法国34.9%，德国27.7%，英国25.9%，加拿大23.1%，澳大利亚22.5%，美国21%，日本18.6%，中国2.28%(注：中国的数据恐怕原文有误，我估计中国这一比重不会小到如此程度。另据《报刊文摘》2015年4月24日转载的一份资料称：中国社会福利开支2014年53873亿元，我估算此金额约占当年GDP的10%左右，我看这一比重可能比较符合实际)。

　　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易帜之后，世界上主要是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份量究竟有多大，一时难有可靠的、完整的数据可查。拿中国来说吧，其农村原有的集体所有制，经过联产承包和土地转让、抵押、参股等种种改革措施之后，其实质有多少属公，多少属私也很难说清。中国大量国有企业，经过一番关停并转，千万工人下岗，企业破产和股份制改革之后，至今真正的公有(“共产”)尚存多少，除了有“公有制占主体”的笼统说法之外，也未听过有准确的说法。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7—2009年央企上交红利1572.2亿元，而用于央企本身的资本经营支出1553.3亿元，用于社会保障仅有18亿元。最近数据是2012年上缴的央企红利花出去近930亿元，其中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仅为17亿元”。(引自《经济观察报》2013年11月25日康怡/文)。由此可见，偌大的央企，可以说是国内“共产”的最大块头，可是除了和私有企业同样照章纳税之外，它对全国社会福利的直接贡献竟然如此微不足道。

　　当今世界的共产主义因素，除经济基础中的“共产”、“共享”之外，当然还存在于上层建筑之中，如某些社会服务机构，一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政党、团体，还有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观念等等。但是所有这些，一般都不能用数字来表示其轻重大小。例如前苏联共产党，当它只有20万党员时，创建了一个占全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它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眼看着全苏联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几乎无所作为。在这里，岂能用2000万与20万的对比(100:1)来说明问题。

　　上述社会福利所体现的共产主义因素之“最庞大”，其时限是“当代”，其范围是“全世界”。如果将时限追溯到上世纪的五十年代，范围限定在当代的中国大陆，那么，社会福利所体现的共产主义因素就相对单薄、狭小了。因为那时的世界和当今的中国大陆在上层建筑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共产”)等方面都有相对庞大的共产主义因素。

　　社会福利为共产主义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上世纪人类通向共产主义走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夺权“共产”之路，另一条是社会福利的“共享”之路。

　　苏联十月革命的夺权“共产”之路，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的激化引发了战争，又由战争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更加激化，在极少数国家形成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的历史条件下，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深受剥削压迫之苦的，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群众所形成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推翻了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前几十年的历史和中国等沿着苏联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都已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在这条道路的进程中出现了苏东易帜那样严重的失败，也否定不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今后世界上如果还有被各种矛盾激化而导致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类似机遇，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像苏联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那样，不失时机地坚决走夺权“共产”的道路。

　　社会福利“共享”的道路，是上世纪下半叶，一方面由于广大人民群众，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已有的物质生产条件和历史形成的民主制度，广泛开展争取社会福利的斗争;另一方面，西方各国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和政府，由于害怕觉醒起来的人民群众，会仿效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曾经做过的那样，起来革命造反(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社会福利的兴起，也得益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便利用他们剥削国内外人民积累起来的财富，通过增加税收和政府开支的渠道，拿出一部份经费用于社会福利。于是，如前所述，那种比较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就逐步建立了起来。

　　这样一来，既保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又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且还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也很难出现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由此看来，社会福利似乎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续命药”。

　　但是，从长远看，由于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扩大和捍卫社会福利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导致的贫富分化所形成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对抗性矛盾。这个矛盾，正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含个人、家族、集团的私人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基本矛盾的体现。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公平正义与贫富分化的矛盾随时存在，随处可见。这个矛盾必将随着上述基本矛盾的激化而激化。经过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扩大和捍卫社会福利的长期斗争，最终必将由会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和同时存在的按劳分配一道(有强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做后盾，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做依托)，共同逐步挤压，直到这种矛盾激化到有你无我、你死我活时，完全挤掉资本主义的按资(本)分配，导致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和生产资所有制领域同时灭亡。所以，社会福利看似资本主义的“续命药”，又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的“绝命丹”。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扎实的社会福利，正是通过逐步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为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社会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到苏东易帜，和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扩展，是上世纪世界上两项重大的历史事件。从这两项事件的实践和变化历程来看，如果拿社会福利“共享”之路与夺权“共产”之路相比较，已不难看出：社会福利“共享”之路比夺权“共产”之路更宽阔，更顺畅，更易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坚持，取得更大、更牢靠、更持久的进展和成效。

　　可是，作为国家培训教材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一书的“延伸阅读文章”《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处互学互鉴也是历史必然》一文(作者是一位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的同志)有这么一段话：“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抗议，看上去波澜壮阔，实际上更多是‘反现状’，而不是反对根本制度。普通民众的诉求，总体上还是恢复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该文还说：“社会福利膨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引自《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第187页)。说白了，就是说，在全世界都面临“社会福利膨胀”的历史条件下，你们这些“普通民众”竟然还去反对政府压缩社会福利开支，要“恢复资本主义(性质)的福利制度”。这不是等于说：这些“普通民众”是在倒行逆施，是开历史的倒车吗?这种看法，岂不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何况把西方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如希腊的社会福利标准偏高)，任意夸大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也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相背离。

　　关于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是不是资本主义性质，前面已有评述。下面仅就该文嘲讽西方“普通民众”反对政府压缩社会福利的“社会抗议”“不是反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说点看法。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状况如何?该文说：“资本主义制度还没遭遇可能导致其全面崩溃的危机。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还远未形成。”这话当然是对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为了生存和发展，去争取和捍卫社会福利，掀起“看似波澜壮阔”的“社会抗议”，难道错了吗?难道应该坐等一辈子，毫无作为地等待上述时机和局面的到来，或者急不可耐，不顾一切，明知胜利无望，也要冒险去推翻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吗?

　　对待西方社会福利和所谓“不是反对根本制度”的看法和态度，也许是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欧、北欧各国社会党的号召力之所以能够比较风行得势，而那里的共产党之所以由盛向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凡是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都应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更多地关心西方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应该因为他们“波澜壮阔”的“社会抗议”不是“反对根本制度”，不是直接追求只有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才能实现的那种“根本利益”，就漠然视之，甚至嘲讽贬斥。

　　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理想紧密相关

　　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党员不失党魂的最根本的思想保证。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早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约二百年前发源于欧洲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流传了几千年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念珠联璧合，光辉烂爛，照耀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这棵大树扎根更深、更牢，长得更粗、更高，枝繁叶茂，永不倾倒。

　　何谓共产主义理想?先说“共产主义”。它可以有现实共产主义因素和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概念。就经济基础而言，现实共产主义因素是部分的“共产”(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部分的“共享”(按需分配);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的“共产”和完全的“共享”“并存”。其中完全的“共享”又要以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精神条件的两者“皆备”为前提。这种“皆备”与上述“并存”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并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思想理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又要在全世界共同实现，所以又将这种理想称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但包涵着中华民族先辈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望，而且包涵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世界各大宗教教义中的善良理念，还包涵着几百年来欧美思想家们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当中的进步思想成份。可以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史以来，人类一切善良的、进步的思想理念的结晶。如果要说世界上有什么“普世价值观”的话，那末，唯有能让全人类受益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才有资格当仁不让。

　　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虽然又远又大，但不是遥不可及，不是看不见影，摸不着边。构成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共产主义因素，就在眼前，就在身边;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有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机会。

　　放眼世界。如果知道西方社会福利已大为扩展，并认识到它就是按需分配的现实共产主义因素，而且是当代最实在、最牢靠、最庞大的共产主义因素，那末，你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会更加扎实，更加坚定。反之，如果像前面提到的那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那样，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就难免会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方国家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亿万人民群众，在半个多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内竟然毫无作为，毫无建树，再加上在此期间发生了苏东易帜的特大变故。这样一来，你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岂不要大受损伤?与此同时，如果又对当代世界上亿万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而对他们好不容易争得的一些社会福利，却同西方右翼政客们站在一起叫喊：“社会福利膨胀了，要压缩”，那么，你若自称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岂不让人怀疑是否自欺欺人?

　　立足中国。这些年来，体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社会福利。如养老金、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等等，一直在增加，相信今后还可能增加得更多更快一些。这就让我们感到，共产主义因素就在我们身边扩大。这当然也有利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巩固与提升。

　　在社会主义社会前期阶段，主要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体现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福利所占份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比较小。它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将很漫长。当它在整个分配关系中的比重超过按劳分配时，那就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后期阶段;再经过长期发展，当它完全取代按劳分配而成为整个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唯一分配原则时，那就标志着已经进入到了共产党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发展不会是自然而然的自发过程，而是须要由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去引导，并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去推进。

　　体现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福利的扩大和提升，其幅度之大小，速度之快慢，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论过大过小，还是过快过慢，都会影响甚至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危及社会福利本身的存亡。

　　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不得不先集中更多的资金，大力发展生产。在相长的时期内，用于社会福利的开支，只好少一些，其必要性，普通百姓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的社会福利，绝不能急于与西欧、北欧发达国家攀比(不能像南欧的希腊前些年搞这种攀比那样)，这是应该肯定的。

　　但也不能太低。在中国当前社会福利在GDP中的比重很低(从前列数据可知)的情况下，有必要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步着力提高一下。可是，当前中国一些领导层和学术界的一些给社会福利泼冷水的论调却似乎在大行其道。

　　如前所述，国家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那样的学术界权威人士，竟然说我国的“社会福利膨胀”了。这种无视客观事实的言论，竟然列入了国家培训教材。

　　一位曾任财政部长，继任国家社会福利机构负责人的同志，非常不合时宜地发出了中国要防止陷入“高福利陷阱”的警告。有人批评他是“杞人忧天”。不久，《报刊文摘》即刊载了反批评的言论，却长时间未见有对此反批评的批评。

　　前不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一位研究员在《参政消息》上发文称：“要造就可持续开放经济，对中国体制决策和行动能力更大挑战在于能否摆脱‘福利民粹主义’的陷阱”(引自2017年11月22日《参考消息》第11版)。

　　我认为，应该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客观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共产主义理论，批判以上这类排斥社会福利的错误论调，为社会福利扫除思想理论障碍，把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适时适量地推向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好经济建设“内需驱动”力量不足和社会建设中面临的公平正义有所欠缺的难题，才能更好地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加有利于共产党人树立和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在人类迈向理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道上，按需分配的社会福利，昭示着发展的进程，引领着前进的方向。

　　社会福利与共产主义结有不解之缘，必将万古常青。

　　作    者：陈德柱(离休老人)

　　作者单位：湖北省公安厅

×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