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
——弗拉基米尔·列宁，《国家与革命》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批判的武器......”
这是卡尔·马克思的200周年诞辰纪念日。他的画像被高高挂起来，他的声名再次显赫。但假如他能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他会感到欣慰吗?
他唯一能感到“欣慰”的，可能就是他的学说正在资本主义世界令人惊心动魄的动荡中不断得到应验。而这恐怕根本不能算是一件能让他高兴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仍旧徘徊在这个被他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1]的时代，仍旧在自己的社会内部相互剥削、相互倾轧。
[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
与他的时代相比，仅有的区别就是：这种基于剥削的社会制度大大地扩张了。在《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世界联结成整体”还只能看到雏形，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早已扫荡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这个进程中，更有一支不可分割的力量打着他的旗号，却做着与他的主张完全相反的事：极力担当资本主义世界的中流砥柱，极力美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如他生前的一封信里所嘲讽的那样：这“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2] 卡尔·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世界之乱”与“某国之治”只是一体两面，而后者的“荣耀”也并不属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成就根本算不上什么荣耀，而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使然罢了——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与所有感叹“物欲横流的时代难保初心”的文人骚客彻底决裂。他首先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对生产力的解放，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
[3]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无产者》，1848年。
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是赤贫者栖息的桥洞，当然也比原始人居住的山洞来得舒适、安全。更何况，还有千百万得以享受城市发展余润的工人，他们尽管住在城市贫民区，生活也远比他们的祖先要宽裕。更不用说白领们，他们的生活因生产力发展而比祖先便捷舒适得多了。哪怕是被雇主压榨，背负住房、医疗和教育这三座大山，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起一百年前乃至四十年前的普遍水平，不也是提高得多了吗?——但难道，这就可以用来给资本主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后果辩护了吗?
从历史上血腥的殖民掠夺、奴隶贸易，再到世界大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冒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二战后，它倒也学会了“文明”二字的写法，知道在对外扩张时应该巧妙地使用暴力。而到了现在，难民危机、脱欧公投、右翼政党崛起，民族主义的阴云又覆盖在人类社会之上……在这些“宏大”的新闻标题之下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被剥夺的劳动者。他们的父辈或许还享受着福利国家的荫庇，但到了他们这一代，日益衰败的基础设施、沉重的贷款乃至破产、失业都近在眼前。生活在所谓“发达国家”的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一切，只得投入将矛头指向异己、外部的极右势力的怀抱。
在地球另一边的“治”，也并不存在何种根本性的优越，更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只要生产资料不为全体劳动者所掌控，只要劳动者们还必须出卖而不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那么不管“社会主义”被重复多少遍，它都仍然是资本主义。更何况，当下的它早已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不论当下的“互惠互利”使得它的资本在扩张之余付出了多少成本，拼命争取市场主导权的它依然是在重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路。
市场经济改革的神话从来都只是神话。它当然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可弥补的。在深圳讨要公道的尘fei病工人，就在撕裂这个神话故事。他们在这座改革桥头堡献出了青春，遇到失去健康的危险时，却被当作废物一样抛弃——2009年参与维权的工人，无论当时是否检出尘肺，全部上了黑名单，无法在广东省打工。他们的故事真切地反映了：劳动力对于资本而言算作什么。
他们最初来到深圳进入基建行业时，何尝不是盼望能给自己挣到更舒适的生活?他们最初又何尝不是拿到了比务农来得丰厚的报酬?然而，这小小的优越却要以之后的痛苦作为代价。“法治”与“社会正义”并不站在他们这边——当他们开始维权，他们被要求“恪守法律”，然而当他们在十余米的井中作业时，劳动保护的法律却从未真正实行过。像他们一样的牺牲者只会越来越多。
至于实质上只是各国资产阶级博弈的贸易战，就更是一早便注定了输家——普通劳动者。贸易战的结局，大抵只是原本就处在垄断地位的一方加强了自己的优势，而最终的压力却只会向劳动者们转嫁。
这样的世界并没有逃出马克思的视野范围。马克思所洞察的远不只是物欲横流之下难保初心。他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无情地拆穿了“经济发展与GDP提升”的神话：
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能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而在资本扩大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劳动的专门技能，劳动者的专门技能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这种专门技能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4]
[4] 卡尔·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
他当然看到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惊人发展，但更加看到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寅吃卯粮的生产方式，为了一时的扩张，而不在乎生产出连绵不断的危机，不在乎将大多数劳动者的命运拖进深渊。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国际化”，都是以透支未来的方式进行的。
他的学说不是用来给任何一种社会秩序辩护的。他的学说反倒是最尖锐、最锋利的武器，对准的是那些哪怕打着他旗号的剥削者。他首先揭露的就是剥削者的虚伪，首先做到的就是暴露出社会的真实状态：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5]
[5] 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资产者与无产者》，1848年。
在这样一个丧失了固定的东西的时代，该如何生存下去?在这样一个所有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的时代，人们还能不能看见未来?
“......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拒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当然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挂起马克思的画像也并不表示就继承了他的事业。福利国家模式的产生正是对阶级斗争的回应，这有限的斗争成果被用来收买、麻痹西方国家的劳动者，而它如今的“繁荣”(真的还能叫做繁荣吗?)“民主”“自由”相当程度上基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并不因此就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些地方的人民能被卷进全球化的剥削体系，它们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功不可没。
在“压榨我的同胞”这一点上，外国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实在是不分伯仲。在有些地方，马克思的画像被用来给政治权力操纵资本的威权资本主义模式辩护（据说这是“社会主义”），被当作禁止劳动者争取自己权益的工具，被用来彰显对待全球化的暧昧态度。而这些地方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出的“贡献”，即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换句话说，以残酷的剥削来换取GDP的高速增长——竟被说成是马克思的功劳!
历史唯物主义所洞察的最基本的现实之一，就是控制着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往往处于权力关系的上位，他们的话语、他们对意识形态体系的塑造，往往只是在将既成的社会秩序合理化，而对于矛盾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就有了一种冷战式的神话：要么是“西方的”，要么是“东方的”，没有其它出路。似乎接纳这个体系并作出渐进的改良才是仅有的能保存生产力的办法——唯一的区别就是改良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马克思的事业却并不是改良，也决不是要消灭生产力；恰恰相反，他看到了寅吃卯粮的资本主义在透支人类的未来，而他的事业就是破除正逐渐成为桎梏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从不打算自命为未来的占卜师。但有一点却是确定的：他的事业要通向各种生产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带来了勾连起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网络，带来了“共享经济”，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总体提升，这都体现出社会化的趋势;但只要整个生产还不归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民主地掌控，而是归少数人/少数机构所掌控，那么这些社会化的趋势也无法带来根本的改变。
简而言之，只要社会化的趋势对劳动者而言不是民主的、可掌控的，那么未来就依然有可能是“野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必将被自己的矛盾所击溃。化用一下罗莎·卢森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在共享经济／国家调控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回答说，在政府关于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高效的共享经济／国家调控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6]。
[6] 原文如下：今天当作“社会监督”起作用的，如劳动保护、对股份公司的监督等等，实际上同所有权的一份，同“最高所有权”毫无共同之处。它们的活动不是对资本主义所有权进行限制，相反倒是对它实行保护。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们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干涉，而是对这种剥削的一种调节、安排。如果伯恩施坦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工厂法中是否或多或少藏着一些社会主义，那我们可以回答他说，在市参议会关于清扫街道和点燃汽灯的规定中有多少“社会监督”，在最好的工厂法中也就藏着多少“社会主义”。该段落出自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三章《通过社会改良实行社会主义》，1898-1899年。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只有使自己生活的生产都走向社会化，对抗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机器才是可能的。这是在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的时代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人们的命运正日益联结起来，而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真正将这一点融入生活，才有些微的可能在从天堂吹来的狂风[7]中获得一点点渺茫的主动。
[7] 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第九条，1940年。
这首先就要求人们看见自己所在的世界的残酷现实，看见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间苦难。这些苦难是仁爱的基督或慈悲的佛祖都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都不在人间。人间正在分裂成天堂和天堂之外，天堂之外的劳动者只能在越来越动荡的生活中为少数人建设一个“稳定”“繁荣”的天堂。
歌舞升平的传媒体系因为种种原因甚少直白地谈论天堂之外的故事，但只要稍稍把目光从现代的城市空间中投向城市的边缘，就会看见各种各样的现实：或者是为发达国家的宠物食品工业剥虾的东南亚女工，或者是因为深刻的不平等而死于热射病的芝加哥贫民窟穷人，或者是被高强度的重复劳动所摧残的电子产品流水线工人，或者是被大城市以“没有劳务关系证明”为由抛弃的尘fei病工人，或者是冒生命危险却只得到微薄报酬的ta吊工人……
佛祖只能对苦难发出深沉的叹息，却追究不到苦难的原因。马克思却像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混沌初开的阿波罗。他得到了关于人间苦难的原因的知识，他笔下的冷酷正是出于对苦难最深切的关怀。他概括道：
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8]
[8]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按照马克思的思路而获得的知识是批判的武器。这件批判的武器研究一个个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运转，研究各个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如何关联起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如何服务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研究阶级斗争如何不断地重塑社会关系……但要想掌握这件批判的武器，就更要有武器的批判。为了明白自己在这个神圣之物都被亵渎的世界上的处境，就要使用批判的武器;为了使用批判的武器，就必须亲自操练这件武器。于是——研究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转，就要不断地掌握现实材料;研究各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关联，就要到不同的地方去考察;研究意识形态的作用，就要不断地分析不同的人们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研究斗争，就要亲自参与斗争。知识在这时变成力量！
这才是马克思的事业。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事业。
参与斗争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同情心，不只是为了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斗争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社会的底色，为了建立更广泛的联结。只有在斗争中，个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在人间的位置，才能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社会化的生产。斗争是为了团结的力量，而只有这种力量才有可能开创被无产阶级民主支配的未来。
对学术体系内权力机制的拷问不仅是为了争取眼前的权益。它揭示的是学术成果生产从小生产者的行会模式向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变，揭示的是学者/知识分子/知识的生产者正日益与产业工人共命运。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参与斗争时与青年学生建立联结。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争取权益的基础之上，将这一对知识生产的认识传达出去。
关注尘fei病工人的斗争不仅是要为生命垂危的工人们讨回公道。它揭示的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原始积累时代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揭示的是国家权力如何加速资本积累、如何在劳资斗争中偏袒资方。马克思主义者会在斗争中与这群工人同呼吸、共命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参与尘fei病工人斗争的基础之上，将这一对阶级权力关系的认识传达出去。
关注ta吊工人的斗争不仅是为了“规范劳动法规”。它揭示的是基建行业乃至更多行业内劳工权力分散的现实，揭示的是国家机器如何与资本媾和起来而阻止劳工力量走向聚集，揭示的是自发劳工运动的优点与缺点。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参与斗争时为工人的联合贡献自己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参与塔吊工人斗争的基础之上，将这一对劳工力量联合的认识传达出去。
关注其它国家的社会斗争不仅是为了泛泛的“了解动态”。它揭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如何分配自己的权力，揭示的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常常沦为资产阶级转移矛盾的说辞，揭示的是不同版本的“经济增长”神话不过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资产阶级的谎话。马克思主义者会尽自己所能了解、参与任何地域的工人阶级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参与各地的运动的基础之上，将这一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认识传达出去。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解释世界至少还是改变世界的第零步。然而马克思事业的后继者当然会加上一句：为了解释世界，介入世界乃至改变世界都是必须的。这与对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讨论完全不同，这是从人间升到天国。
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不是挂起他的画像，不是出版一卷卷精装的文集，不是将他封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或者圣人。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是在大地上践行他的呼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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