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译自Hamid Dabashi, “Alas, poor Bernard Lewis, a fellow of infinite jest”，由于国内相关领域译介和出版上的局限，刘易斯在不熟悉相关研究的人那里，往往被当作学术权威来膜拜。本文从学术圈的评价，特别是“被言说者”的角度来讲述了刘易斯的另一面。
(2002年2月11日伊斯坦布尔OIC-EU论坛接待仪式上，阿拉伯联盟首脑阿穆尔·穆萨[Amr Moussa]对土耳其外长杰姆[Cem]示好，伯纳德·刘易斯在围观。图：路透社)
“这儿又是一个骷髅;这骷髅已经埋在地下二十三年了。”挖坟的小丑告诉哈姆雷特。事实证明，这个骷髅是国王的佣人，郁利克的。正是在这里，哈姆雷特说出了他著名的台词：“唉，可怜的郁利克!霍拉旭，我认识他;他是一个最会开玩笑、非常富于想象力的家伙。”
在我听到伯纳德·刘易斯去世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了郁利克的骷髅和哈姆雷特。接着，我又想到了欧玛尔·海亚姆的诗和他一直以来对凡人必死性的意识：
“因为我记得停在路边
看陶匠拍打湿泥：
泥土用被蒙住的舌头低语
——‘轻点，兄弟，轻点，求你!’”
在一个可怕的人死时回忆他的可怕，并不体面。但伯纳德·刘易斯不是寻常的恶棍。在世上引起巨大苦难和大量的流血事件这件事情上，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恐伊症患者，他漫长的一生都在研究伊斯兰，为的，却是妖魔化穆斯林，和动员他所谓的“西方”对他们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想象一下：什么人会花一辈子的时间，来研究他憎恨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古怪的命题。但情况就是这样：已故的伯纳德·刘易斯一辈子做的，就是这个。他是后911时代针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仇恨政治的主要理论家。
“刘易斯博士和冷战时的鹰派、支持以色列的参议院亨利·M. ‘最新消息’·杰克森(Henry M. “Scoop” Jackson)(华盛顿选区)的友谊——和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据说[2]，“打开了首都的重要的门，并最终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使刘易斯博士成为深受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最高策划者欢迎的人。”
这就是伯纳德·刘易斯最近的遗产。对伊拉克的入侵、占领、和破坏。但刘易斯与死亡和破坏力量的关系，比这深得多。今天，阿富汗和伊拉克已成废墟，数百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屠杀、留下终身的心灵创伤、忍受着军事占领和难民营的屈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易斯在他的书和文章中提出的，对穆斯林的系统的中伤，而他的这些著作，又是几代帝国主义军官的信息来源。对他们来说，刘易斯是告诉他们伊斯兰是什么，穆斯林是谁的信息来源。当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伊斯兰恨我们”[3]的时候，他说的，其实是伯纳德·刘易斯的话。当川普的第一任国防情报局长迈克尔·弗林说“伊斯兰……像癌症一样”的时候，他说的，也是伯纳德·刘易斯的话。
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亲自见到刘易斯的时候，我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他和其他学者共同体成员之间，总是存在一个距离，一种人为的冷淡。和国家元首、间谍头头、军官、情报界人士、在巴勒斯坦定居的殖民主义者、被征服的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总督在一起的时候，他更自在。他有权力并且沉浸其中。而我们，则厌恶权力。
现在，他饱受美国和以色列最强大的恐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赞美。而我们，则在栅栏的另一边——和巴勒斯坦人在一起，面对着刘易斯喜欢、支持、鼓励、以仇恨穆斯林和阿拉伯的强大意识形态来武装的神枪手。
“现在我一想起来，却忍不住胸头作恶”
随着伯纳德·刘易斯死去，他和爱德华·萨义德之间的往来构成的长篇故事总算是告终了。1986年11月22日，在中东研究学会例会期间，身为哈佛大学博士后的我，参加了他们那场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辩论。早在之前，和成千上万名其他的青年学者一样，我就在关注他们在《纽约书评》上的辩论了。我明确地站在萨义德那边，现在也一样。但那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纯粹政治的立场;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个强烈的道德的、智识的倾向。
这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是牟利的权力的政治，和反抗的智识勇气之间的差异。刘易斯是权力的、当权的、为统治我们所有人的权力服务的历史学家，他欢乐地服务，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一个知识生产模式表露出来的帝国的放肆越厉害，刘易斯也就越是追求它、为它服务。
萨义德恰好是他的反面，他站在亚、非、拉的反殖民斗争的传统中——他把这个传统变成理论，放进了我们对巴勒斯坦的解读。
你看刘易斯，你看到的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化身——一个粗通本土语言和文化的英国军官，到田野去，为那个世纪最邪恶的殖民事业服务。你看萨义德，你会看到，他是直接从所有时代的革命的批判思想家的路子里走出来的——他和艾梅·塞泽尔、弗朗茨·法农、V.Y.穆迪姆贝、恩里克·杜塞尔，以及，当然了，葛兰西和忒奥多尔·阿多诺站在一起。萨义德吸引了地球上来自每一个大陆的整整一代批判思想家。刘易斯吸引的，则是职业投机分子，这些人，和他一样，想靠近权力、受权力重视。
2003年1月，就在萨义德去世几个月前，他和我一起受邀到摩洛哥的拉巴特，参加一场关于《文明对话》的会议。他去不了。他从西班牙打电话给我，坚持让我去。我去了拉巴特，但在抵达时得知，刘易斯也在那里。在整个会议期间，当我和已故的埃及哲学家纳斯尔·艾布·宰德(Nasr Hamid Abu Zayd)和文学理论家菲利亚·加祖尔(Ferial Ghazoul)坐在一起讨论诠释学的时候，陪伴刘易斯的，则是诺亚·费尔德曼(Noah Feldman)，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的法律顾问，而布雷默，就是在美国入侵后，担任伊拉克“临时联合管理者”的那个人。
一瞬间，你就能看到，刘易斯是如何把为帝国服务的接力棒传到下一代人手里的。
“人所为之恶，死后犹存”
现在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死后反思和讣告中的，关于伯纳德·刘易斯的舆论状态，是这样的：全球左派恨他，右翼犹太复国主义者爱他，在这二者之间，你会发现那些非要与众不同的人，在试着说一些听起来明智而公正的话，在试着搞“微言”。的确，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名伟大的学者，他们是这样说的，但后来，他的学术不行了，他变得太过于政治了。这样给刘易斯——一些人爱、另一些人恨的刘易斯——贴标签，严重扭曲了一个更加严肃得多的问题。
超越对刘易斯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厌恶的，是他的思考与写作方式的遗产，是他的充满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生产知识的方式——这样的风格，对阅读他、使他富裕的权力谄媚，同时与后现代知识生产中批判的转折点严重冲突。
刘易斯不是什么客观地，致力于发现历史真相的学者。恰恰相反：在他留下的每一本书中，他都在挑选可以用来妖魔化穆斯林、贬斥和诋毁他们的文明、使他们在规范上、在道德上、和在想象上臣服于他服务的那些人的殖民支配的事实和人物。他最近的，最著名的那本书，《哪里出错了?中东的伊斯兰与现代性的冲突》(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2002)不是一部学术著作。它是一本格式手册、一本灌输教条的小册子，为的，是教育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军事、和情报官员，为什么他们必须控制伊斯兰世界。刘易斯总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因自己的仇恨而变得盲目，激发他的，总是那个行当里最种族主义的陈词滥调。他对2011年阿拉伯革命起义的反应，便完美地例证了，伯纳德·刘易斯是什么人，以及他是如何思考的。
“再一个，是性的方面”，他在评论阿拉伯革命时发表意见说，“你得记住，在穆斯林世界，西式的约炮，是不存在的。如果男青年想要性，那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结婚，要么去妓院。那里很多的男青年生来就没钱，没钱去妓院，也没钱结婚，同时又充满了强烈的性欲。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自杀式的炸弹客，吸引他们的是天园里的处女——这是他们唯一可以享用的性资源。在天园的另一边，则是纯粹的挫败。”这是明明白白的下流——是道德、政治和智识的全面、彻底的破产。他关于阿萨辛派的书，《阿萨辛派：伊斯兰中的激进教派》(The Assassins: A Radical Sect in Islam, 1967)——在像法哈德·达夫塔里(Farhad Daftary)那样的学者看来，它通篇都是没有根据的鬼扯——对他描绘穆斯林(他想把穆斯林描绘为天生的杀人狂)的方式来说，是定义性的。他的专长在于，在“伊斯兰和西方”，在穆斯林和现代世界之间，制造一个巨大且重要的区分，这个主题，是他写作的主要内容，在以下两本书中，他这个态度表现得尤其傲慢：《穆斯林对欧洲的发现》(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 1982)和《伊斯兰和西方》(Islam and the West, 1993)。伯纳德·刘易斯并非研究伊斯兰的学者。他是为同僚写情报，告诉他们如何更好地统治穆斯林世界的英国殖民军官。《外交与政治阿拉伯语手册》(A Handbook of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Arabic, 1947)——他最早的著作之一——早就预示了他的职业生涯：他就是一个为英帝国、和后来的美帝国服务的殖民抄书吏。
今天，在我们想到伯纳德·刘易斯的遗产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让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他那帮亿万富翁在白宫等级的恐伊症工业。
今天，在我们想到伯纳德·刘易斯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他在政治上的后代——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穷兵黩武上仅次于美国总统的约翰·博尔顿。今天，在我们想到伯纳德·刘易斯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最近被指任为中情局局长的那个下令用酷刑折磨穆斯林的女人，吉娜·哈斯佩尔。
在制造“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差异这件事情上，没有人起的作用，比刘易斯更大——后来萨缪尔·亨廷顿捡起来，用来打造文明冲突论的那个东西，就是刘易斯的独特成就。就这点而言，你甚至都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证明，你只要看看，在他死后，是谁在赞美他就好了。“伯纳德·刘易斯是我们时代伟大的伊斯兰和中东学者之一。我们会永远感激他对以色列的坚定辩护”[4]，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如是说，当然了，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伊斯兰和中东权威!
“一位真正的学者和一个伟大的人”[5]，又一位伊斯兰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新任美国国务卿的迈克·蓬佩奥如是说。“我对中东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著作……他也和我一样相信，在这件事情上，美国人必须更加自信，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谢谢你，刘易斯先生，为了你一生的贡献”。“关于中东的历史，你不可能找到比他更权威的人了”，这是迪克·切尼的说法，而这位前副总统，就是给我们带来水刑和阿布格莱布酷刑房的那个人，当然了，他本人也是一名优秀的，伊斯兰的历史和教义方面的权威。
你把内塔尼亚胡、蓬佩奥、和切尼——再加上他们对刘易斯的无限的爱与敬仰——放到一起，你也就把陪伴他的一切放到了一起：他点燃的仇恨，他渴望送给他一直到死都在“研究”的人的死亡和毁灭。
死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刘易斯在去见他的造物主很久之前就已经死了。丰富而多样的批判思想世界——在亚洲、非洲、拉美，与在欧洲和美国——(萨义德是这个世界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一份子)在很久之前，就把刘易斯和他的书扔进了东方主义史的垃圾桶。
“刘易斯的叨叨”，萨义德在刘易斯去世大约三十六年前就说过，“几乎不掩饰支撑其立场的意识形态基础，和他超常的，把一切都弄错的能力。”
刘易斯经常被拿来和萨义德比较，好像这两个人旗鼓相当一样。他们不相当。他们在一切意义上对立。萨义德是一位卓越的批判思想家，他在文学和后殖民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而刘易斯，则是一个意识形态官员，一个情报军官，和弗朗西斯·福山及萨缪尔·亨廷顿差不多，他们争着抢着地向有权势的人递折子，告诉他们，如何更有说服力地去仇恨穆斯林。
萨义德激活了一代批判思想家的道德权威。刘易斯则教军事战略家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更有效地统治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像刘易斯那样的，意识形态的东方学家的知识模式，追求的不是真理，也不是理解。他们提供的知识的用途，是羞辱、贬低人类，主宰他们的世界和文化，抹杀他们的自尊感，告诉他们唯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白人欧洲定居殖民者。
这一批判不只是建立在爱德华·萨义德的大作，《东方学》的基础之上的。刘易斯生产的，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早在萨义德之前，就称之为la savoir-pouvoir或权力-知识的那种东西，也即，为权力服务的知识。而阿根廷哲学家恩里克·杜塞尔在其著作《解放的哲学》中写道“那种本体论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来自于先前主宰他人、对其他世界进行文化压迫的经验。在我思故我在之前，还有一个我征服故我在(ego conquiro)：‘我征服’是‘我思’的实践基础”时提到的，也就是像刘易斯的作品那样的著作。
萨义德和刘易斯都不在了。但刘易斯留在身后的，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遗产，它以“其他(人、地区)”为代价，拔高虚构的“西方”;而萨义德，则召集了最好、最高贵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心里想的，都是对所有人来说都更好的未来。
注释：
[1]标题套用了《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里哈姆雷特的话：“唉，可怜的郁利克!霍拉旭，我认识他;他是一个最会开玩笑、非常富于想象力的家伙。他曾经把我负在肩上一千次;现在我一想起来，却忍不住胸头作恶。这儿本来有两片嘴唇，我不知吻过它们多少次。——现在你还会挖苦人吗?你还会蹦蹦跳跳，逗人发笑吗?你还会唱歌吗?你还会随口编造一些笑话，说得满座捧腹吗?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这样垂头丧气了吗?”莎士比亚著作译文均采自朱生豪译本，下不赘述。——译注
[2]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obituaries/bernard-lewis-eminent-historian-of-the-middle-east-dies-at-101/2018/05/19/4f0db6b8-5bad-11e8-8836-a4a123c359ab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52c820ccb22d
[3]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Zj0tfZY6o
[4]https://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praise-and-scorn-for-late-middle-east-scholar-bernard-lewis-1.6104535
[5]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8/05/282263.htm
本文原载于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alas-poor-bernard-lewis-fellow-infinite-jest-180528112404489.html，作者哈米德·达巴什为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和比较文学教授，译者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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