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人运动的式微，各种新社会运动日渐成为西方左派斗争的主体形态，身份政治学就是其中之一。与传统社会运动以阶级为基础、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不同，身份政治学大多不是以阶级而是以身份作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立足微观主体与微观政治，侧重多元抗争而不是宏大革命。应该说，西方身份政治学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弊端、抵抗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维持左派政治与思想活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身份政治学的理论缺陷，也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特别是西欧国家开始施行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日益增多的移民人口改变了西方国家的种族、宗教和文化格局，同时，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传统价值观控制力的松弛导致西方社会边缘群体的类型和数量不断增长，使得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具有越来越显著的社会性。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西方原有的“福利国家”模式因为经济增长乏力而难以维系，少数族裔、边缘群体首当其冲，生存和安全受到严重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中少数族裔、边缘群体的身份问题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较长时期内广受关注的热点议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西方国家陆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引发了西方左派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应。在以上背景下，西方左派建构起具有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性质的身份政治学。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西方身份政治学进入加速发展期。一方面，这是因为苏东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遭到冲击，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左派理论家纷纷转向身份政治学，试图以此凝聚左派力量。另一方面，这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时西方的流行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行其道，成为一门“显学”。后现代主义拒绝宏大叙事，关注微观主体权利，与身份政治学存在理论契合点。为了扩大学术影响，西方身份政治学积极向后现代主义靠拢，吸收了后者的“主体位置”生产观念，批判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不仅生产出各类主体位置，而且控制了个人对主体位置的选择。西方身份政治学正是通过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链接”，为自己的发展赢得学术空间。
西方身份政治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的主题是解构西方二元对立的身份关系，将女性、黑人等弱势群体从男性、白人等的支配性建构中解脱出来。第二阶段的目标是破旧立新，将相关群体被掩盖的身份特性重新显露出来，并确证其存在意义。第三阶段则试图利用身份差异中蕴藏着的抵抗潜能，对抗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普遍霸权，进而重新召唤出革命意识。
应该说，西方身份政治学曾发挥过积极的社会历史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社会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再次陷入长期衰退，从根本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按理说，身份政治学将获得更大发展，现实却是它迅速衰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首先，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身份政治学在演进过程中已落入资本主义圈套，沦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帮手”。新自由主义崇拜商品消费的市场逻辑，认为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人首先并且主要是市场中的消费者。身份政治学接受了这种逻辑，认为无论是种族、民族还是性别身份，最终都统一于“消费者”这一抽象身份，并且热衷于通过分析消费行为、消费习惯来区分、定位、表征人们的其他身份。当西方身份政治学跟随新自由主义脚步畅谈完全市场化时，它原本力图通过聚焦身份差异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就在不知不觉中为看似个性化实则齐一化的商品选择所置换，而它本身也就从新自由主义的自觉批判者蜕化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追随者乃至共谋者。
其次，西方身份政治学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说到底不过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修补策略。身份政治学确实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它所建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并没有从生产方式变革着手现实地推动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是始终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想象”超越，因此在事实上不得不沦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修修补补。
再次，身份尤其是种族身份问题被资产阶级“接手”，日益成为转嫁危机的常见方式。在西方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等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范状态下，种族、民族身份话语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强。在掌握了这种规律进而克服了对身份政治的最初恐惧后，一旦遭遇新的危机，资产阶级社会精英就会采用逆向操作，凸显身份问题以转移大众视线。
可见，西方身份政治学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量齐观，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最终使自己的理论创新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陷阱。这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它是科学的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理论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才有可能找到现实可行的方案——
要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基础和主导作用。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起之后，身份关系的研究成为热点，阶级关系和阶级身份研究逐渐边缘化，甚至招致否定。然而，就像恩格斯所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言，“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忽视乃至否定阶级身份和阶级斗争，不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而且无法真正解决边缘群体的政治联合和社会解放。因为不管拥有多少身份关系，边缘群体说到底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中下层，属于工人阶级的总体范畴，阶级身份是他们基础性的同时也是主导性的身份关系。只有从阶级身份出发，才能实现边缘群体个人身份的整合以及边缘群体间的政治联合。
要遵循唯物主义历史观，以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西方身份政治学所倡导和推行的文化、社会、政治改良措施，说到底都是以不改变甚至维护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为前提的，只能缓解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相对繁荣期时，这些措施似乎显得行之有效。一旦爆发经济危机，社会矛盾趋于紧张激烈，其所谓的有效性就会轰然崩塌，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这启示人们，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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