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讲一个故事。
1950年11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讨论“美国侵略台湾案”。应联合国安理会邀请，伍修权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次会议。
伍修权是我军杰出将领，年仅27岁就担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与他相同资历的人至少授上将军衔。
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近两个小时的长篇演说。
针对美国政府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伍修权指出——
杜鲁门早在1950年1月5日就说：“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因此“台湾地位未定论”这种说法“是同历史开玩笑，同现实开玩笑，同人类的常识开玩笑，同国际协定开玩笑，同联合国宪章开玩笑，是杜鲁门总统同杜鲁门总统自己开玩笑的荒谬绝伦的不值一驳的笑话。”
当美国代表奥斯汀辩解美国没有侵略中国，也没有干涉中国内政时，伍修权马上进行质问——
“自8月27日到11月25日，侵略朝鲜的美国武装力量侵犯中国领空，据初步统计，已达200次，毁坏中国财产，杀伤我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6月27日以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领海，以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台湾行使主权。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侵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花费60多亿美元帮助中国国民党集团发动内战，美国武器杀伤了数百万中国人民，我质问奥斯汀先生，这是不是干涉内政?”
奥斯汀哑口无言。
伍修权的演说时掷地有声，不管是内容还是声音，都把会场给镇住了。演说结束后，会场响起了阵阵掌声。
这是联合国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国家如此严厉地公开谴责美国。
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会议，是讨论美国诬蔑我国的所谓“侵略朝鲜案”。
蒋介石派出的台北当局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发言，为美国侵略朝鲜、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
有意思的是，蒋廷黻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代表“中国”，却在演说中使用英语，一句中国话都不说，尽管汉语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享有与英语完全相同的地位。
听了蒋廷黻的发言，伍修权马上要求临时发言。
伍修权指出——
“我再次提醒各位代表，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就是在我面前的国民党反动残余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
“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最常使用的中国话，他都不愿使用。”
蒋廷黻狼狈不堪，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伍修权的即席发言没有使用稿子，酣畅淋漓地体现了他作为将军外交家的犀利风格，让在场的所有代表感受到了新中国代表的智慧与风采，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
美国媒体由此评论说：“红色中国的外交强硬，这是蒋介石政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岂止“不能望其项背”，而是有着本质区别——
国民党的外交，是半殖民地政权的叩头外交、奴才外交，不仅不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反而成为出卖国家利益的一种渠道和方式。
新中国的外交，则是摆脱了帝国主义奴役的独立外交、尊严外交。新中国外交不仅有效维护、增进了中国国家利益，而且彻底刷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形象!
二
1950年，毛主席决定调一批将军级的干部充实到外交战线。在15位首批驻外大使中，就有10位曾是我军的高级将领。
周恩来总理兼任了首任外交部长。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时期就是中将政治部主任，以后又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长期担任我军重要领导人，可谓“没有授衔的元帅”。
1958年，周恩来卸任外交部长后，由陈毅元帅接任。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72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外交工作极其重要，因为牵涉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能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能不能及时获得必须国际援助等。
毛主席决定组建这样一个以“元帅-将军”为基本架构的外交事务班子，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专业的外交人才，而是有深远考虑。
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外交专业人才”多有在欧美培训的背景，以买办知识分子居多，处理外交事务，极易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所以，绝不能让旧中国留下来的“外交专业人才”主导新中国外交，但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处理一些纯粹业务层面的问题。
毛主席在接见这些将军大使时，曾以黄镇将军的名字为由头，发了这样一番议论——
“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当有些将军提出：“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毛主席回答说——
“暂时不会外语，也可以当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
毛主席的意图，在这看似随意的谈话中，表达得非常清楚。
蔺相如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外交家，他的特点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怕牺牲。面对强势的秦王，斗争有理有利有节，既维护了赵国的利益和尊严，自己也全身而退。
班超、张骞则既是军事家，又是外交家，是最早的将军外交家。他们开辟了“亚洲之中国”的大外交时代，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东亚朝贡体系”的基本外交格局。
相对于毛主席讲话喜欢引用历史典故启发大家思考。周恩来总理作为毛主席外交路线的主要执行者，讲话就直白的多——
“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军队在平时要练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失，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按照周总理的讲话，外交斗争不过是军事斗争的继续，将军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个阵地罢了，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
现在一些谈到新中国初年将军出任外交官的文章，花了大量笔墨描述将军们如何学穿西装、打领带，如何学吃西餐，这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完全不能理解这一安排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围堵始，以尼克松访华和中国重返联合国终，取得了辉煌胜利！不仅彻底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还在事实上赢得了第三世界领袖的地位，中国所享受到的尊重和国际影响力，堪比超级大国，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来形容毫不为过。
取得这样的成就，从根本上来说，固然是由于新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毛主席运筹帷幄，制定了以反霸为核心的外交路线，抓住了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元帅-将军”们组成的外交队伍的强大执行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策水平，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三
“将军做外交”绝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军事和外交都事关国家安全，是两个密不可分领域。将军外交官们由于职业背景的关系，更善于从安全和战略的角度处理外交问题，往往可以弥补职业外交官在这一方面的短板。
不能低估职业外交官的优势。但职业外交官的职业利益，往往会把“维护国与国的良好关系”放在维护国家利益之上，这就是严重问题了。
比如一位曾经担任外交学院院长的资深高级外交官，就在一个相当公开的场合对“中国的外交只能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表示质疑，这就在无意当中暴露了外交精英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危险性。
许多西方国家都有“将军做外交”的传统。比如马歇尔、鲍威尔分别以五星上将(相当于中国的元帅)、四星上将的身份出任国务卿，作为美国的“首席外交官”，他们都成为美国的“一代名相”。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还提名美国海军上将哈里斯为驻韩国大使。
今天，随着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逐渐解体，外交斗争的强度和烈度骤然增加，仅靠翻译出身的职业外交精英，很难适应剧变中的国际形势，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
因此，恢复建国初期的传统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打破不同部门间的藩篱，按照“党管干部统一调派”的原则，选派优秀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充实外交队伍，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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