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里，提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时候，讲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们加强了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和建设，当然也包括其他老少边穷地区的投入和建设;第二，我们加强了对农村的投入和建设;第三，我们没有想到，这几年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在胡鞍钢看来，前两个投入建设，是缩小全民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的主要原因。第三个事情是说明进行了这些投入与建设后所出现的一个结果。
当时在节目里，有一位现场观众是在问胡鞍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上述三点就是胡鞍钢的回答。我听了以后，感觉这里有些事情不是太清楚。我们所谓贫富差距，当然包括人口结构中的差异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也包括地区差异所造成的贫富不均。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贫富差距，更主要的是少数巨富与更多的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这样的贫富差距与所谓人口结构和地区差异所存在的贫富差距不完全是一回事。
对于老百姓来说，人们关注的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主要是指这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特指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异的问题。胡鞍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以为有点想投机取巧，转化问题的概念。
当然，胡鞍钢所讲到的前两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对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投入，的确是减小贫富差距的措施之一。但是更主要的，是对于那些所谓巨富与极贫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到底要怎样才能缩小，这可能是人们更为关注的问题。
我们缩小贫富差距，当然不是硬性地将高收入者的收入减下来，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某些高收入者那里，其收入中存在着不合理的部分。那么如何减少这个不合理部分的收入，或者非法的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工作。另外，只是单纯地对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投入，是不是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如果就像以往的扶贫工作，只是负责投入大量资金，而不是像现在要求的那样，实行精准扶贫，那么贫困人口的脱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要像精准扶贫那样，要有一种创新思想和创新意识，也不能搞大拨轰战略。
缩小贫富差距，一方面对于那些高收入者中的非法收入进行调查和限制，要从根本上从制度上解决他们非法收入的来源。还要从他们是否合法纳税的方面进行严格的审查，一经发现有偷税漏税的现象，必须加以严惩，从根本上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
另一方面，对于贫困人口的致富方式，也要有更为多样的措施。除了因地制宜，帮助贫困人口找到致富的门路和行当之外，更要从区域经济的整体特点考虑，组建不同规模的公有制经济。只有有效的公有制体经济，才能帮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也只有公有制经济，也才能让更多的人走上富裕的道路。
我国目前的公有制经济，既有国有企业这一块，也有集体企业这一块。习近平同志多次要求国有企业要做大做优做强。这就必然包括要扩大国有企业的体量和规模。扩大了国有企业的体量与规模，就必然会吸收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国有企业。这是帮助这部分劳动者走上致富之路的一种方式。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多数是公平的，任何非公有制企业都做不到国有企业那样的公平。或许眼下有些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则必然是在向这个方面要做得更好。这是国有企业的性质使然。国有企业所创造的收入分好几个问题，一部分作为税收上缴国家，一部分企业留存作为流动资金与发展资金，还有一部分作为企业员工的收入与福利。国有企业越强，企业所创造的收入就会越多，那么企业员工与福利分配这一块也会相应地提高。当然。企业员工的所谓致富，不可能与老板的富裕同日而语，但至少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在集体经济这方面，我们能够发挥的空间会更大。广大的中国农村，就是集体经济有所作为的伟大舞台。现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少量的集体经济，这些集体经济中的绝大多数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那里的农民，或者是集体经济的成员都在受益。然而，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而言，这少量的集体经济仍然是沧海一粟。我们需要发展更多更强的集体经济，帮助更多的农民走到致富之路，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达到中等收入的水平。
恩格斯早就说近，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相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分配的状况与水平，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必然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让更多的人们走上共同富裕。曾经有过的，只是单纯向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补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真正的方法是要让他们产生高涨的生产积极性。而这样的生产积极性，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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