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本来是过气了一个名词，作为曾经的一个阶级，早已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但近些年来，“贵族”之说在中国又火起来了，各色各样的“贵族”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成为尊贵与上等的代名词，如果某人被形容为“××贵族”，则一定乐不可支、洋洋自得。既然这样，我们不妨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探究一番知识分子与贵族的关系。
现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完全有条件成为“贵族”，虽然理论逻辑上他们属于工人阶级，但总体而言大都处于工人阶级的最高等级，是工人阶级中的高端或贵族的部分。按照这些人自身的条件与能力，他们的发展前景突出地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成为“精神贵族”，一种可能是成为“知识贵族”。
“精神贵族”与“知识贵族”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联系，就是“知识”与“精神”的天然关系，没有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则无法形成“精神”。但区别在于，“知识”不等于“精神”，“精神”是对“知识”升华与扬弃，由“知识”向上走，则可成为“精神”，由“知识”向下走，则可变成在市场买卖流通的“货物”。因此，“精神贵族”与“知识贵族”二者呈现完全不同的实际面貌。
现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成为令人尊敬的“精神贵族”，这些人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具有高尚的道德人格，有崇高的价值追求，他们带给世界的，既有形而下的财物，更多的则是形而上的作品，他们这些人本身大多都不是什么富豪、大款，但是在精神世界里，他们却都是令人仰望的巨人。这样的知识分子，可当得上中国古人所崇尚的“三不朽”。
与此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仅仅满足于当一个“知识贵族”，在这些人的心中，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就实现了人生的成功与价值。应该说，这样的想法与做法本身也无可厚非，所谓人各有志，没有必要以“高尚”二字苛求于人，即便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从“知识贵族”这个视角望出去，那么这个庞大的“贵族”群体中可就有点良莠不齐了。这其中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确实有知识、有技能，因而身价飙升、炙手可热，于是就奇货可居，或籍此求田问舍，或旋转成为特权，不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卖出好价钱，而且还要高人一等，做那种趾高气昂的人。君不见，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在戴上院士、长江、杰青、优青等闪亮的大帽子之后，脾气大涨，变得很不谦虚，赤裸裸地伸出他们的大手，要待遇、要价钱、要特权，津贴给少了不行，官位给低了不行，专车不够档次不行，子女家属安排不好不行，完全把自己的名头当成升官发财的梯子了。君不见，每到评选学术头衔与科技奖项的时候，各种关系全力发动，各种人物奔走争竞，哪有不走关系、不找门路的人和事呢?简直是蛇来鼠往、上下纷纷、一片骚然。所以，他们确实是“知识贵族”，但这样的“贵族”在精神实质上一点也不“贵”，相反，倒显得很贱、很世俗。
其实，这些“贵族”堕落成为世俗的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世俗也并不是真正的底线，因为个别人已经没有底线或者失去了底线，当然一是为了金钱，二是为了美色，比如近年来频发的教授骚扰欺辱女学生事件等。笔者以为，暴露出来为舆论所关注的只是极少个例，只能是庞大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这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知识贵族”太多而“精神贵族”太少，这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状况恐怕很难让人满意，很难让人对中国社会品质做更高的评价。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知识分子的状况与品质实在干系重大。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有谁不能充分认识并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那就不是好领导;但如果有谁不知道知识分子的消极性，不懂得需要对他们加以限制和改造，则不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一个突出的课题是要进行自省、自重与自修。批判的能力历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他人，一是批判自己;批判他人容易，批判自己实难。中国古人有“吾日三省吾身”一说，就是这种自我批判的一种表达，佛家所谓内布施，也实在是一个菩提妙道。
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精神贵族”而不满足或停留在“知识贵族”层面，其最高境界应该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应该具有“当仁，不让于师”担当勇气，而不应该把“毕业十年，没有几千万不要来见我”当成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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