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如何看待养老、医疗保健、教育与拉动内需之间关系的话题引起了国内诸多讨论。“凡事都交给市场化”，已经成为不少人的思维方式，其中有一种声音认为，可以把养老、医疗保健和教育视为拉动内需的“三驾马车”。
但笔者认为，对于关乎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稳定、公平与效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应该优先考虑前两者，在政策引导上应该慎之又慎。如果在养老、医疗保健、教育上过度强调经济效率优先，其结果将和过度市场化的房地产一样，最后可能成为“新三座大山”。
稳定更重要
这让我们想起40年前亨廷顿的洞见：在发展中国家，农村是国家稳定的磐石，农村的不稳定会根本性地动摇国家的政治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这已经是常识。但是，承平日久，很多人就认为政治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是不变的自变量，忘记了历史，专注于经济效率。土地私有化似乎能够提升效率，但有效率的土地制度必然带来稳定吗?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教训，墨西哥更是一个最新的案例。在能保障稳定的前提下，效率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如果效率威胁到农民的生计进而招致不稳定和墨西哥式的暴力政治，效率就变成一副国家失败的催化剂。
就在8月7日，墨西哥当选总统洛佩斯开启了全国和平与和解对话，与地方政府、暴力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学者、宗教团体等讨论如何解决国家暴力犯罪问题，促进社会和平。这次发起对话的目的是为未来六年联邦政府的社会和平战略听取民意，是洛佩斯计划调整社会结构、保障社会安全的第一步。
洛佩斯很清楚自己面临的挑战是，墨西哥犯罪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影响经济发展和就业。墨西哥平均每天发生80起谋杀案，遇害者大部分是年轻人，监狱里关押着无数年轻人，还有很多年轻人无故失踪。国家生产停滞、就业困难、年轻人自暴自弃，才造成今天墨西哥极高的犯罪率。
刚刚结束的墨西哥2018年大选更是以其血腥而闻名世界。墨西哥全国共有32个州，其中23个州在选举过程中发生了谋杀案，共有130多名参与到选举活动的人士被暗杀，凡是有禁毒主张的候选人都是暗杀对象。众所周知，墨西哥的暴力政治源于毒品贸易的泛滥，而“毒品经济”的直接原因又是什么?可以说是错误经济观念导致的颠覆性错误政策的恶果。
暴力政治的源头
在墨西哥，有上百座城市都参与到毒品走私贸易中，直接从事毒品交易的人员超过45万，还有300多万人的职业与毒品贸易间接相关。毒品交易必然导致暴力政治。2016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布的本年度武装冲突调查报告显示，墨西哥因毒品战争在2016年共导致23000人死亡。这个数字令墨西哥超越处于内战状态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排名中，仅次于因内战导致50000人死亡的叙利亚。
为什么墨西哥毒品交易泛滥?一般的答案都是“腐败”，其中公务员的低工资所导致的腐败是最直接的原因。墨西哥警察的平均月薪只有375美元，很容易被收买。但腐败只是发生在毒品的交易环节，并不能回答那么多的毒品的源头在哪里的问题。在墨西哥，很多农民靠种植大麻为生，这才是问题的根源。农民为什么这样干?1990年之前并非如此，墨西哥农民经济行为方式的转变就发生在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土地私有化运动之后。
20年前美国学者伯纳德•罗森的题为《一次未完成的革命》的文章，依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墨西哥的农民问题。1982至1992年，受新自由主义观念的驱动，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运动,国有企业的数目由1555家减少到217家,其中许多实行私有的公司被外国投资者买走了。私有化运动也同样扩展到了农业领域，1992年的宪法修正案允许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私有化，因此美国大型的谷物公司如拉尔斯顿-普利纳公司就买下了墨西哥大量的土地所有权。墨西哥的社会结构被根本性改变了，后果是大量农民被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墨西哥人民中失业和半失业的占50%;占60%以上的人口所得收入不过是国民收入的15%;农村家庭中没有自己土地的有200万人;75%的墨西哥农民一年工作不到一百天;40%的居民是文盲;乡村和城市地区都缺少下水道;群众所需的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社会服务极为匮乏。
战略颠覆性错误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最高成果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2年签订了，并于1994年1月1日生效。协定签订时，自由市场的支持者欢呼墨西哥即将成为第二个美国，墨西哥的现代化指日可待。结果那不过是一场黄粱梦。在协定生效的当天，墨西哥发生了两个大事件，一个是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数千农民发动起义，一个是学生人数高达30万之众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长达9个月的学生罢课，抗议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学费上涨，算是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当头棒喝。教育市场化的问题不在于让国民共同分担成本，问题的本质是让一大部分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为什么发生了恰帕斯地区农民起义?在协定签订之前的5年里，以种植咖啡为生的恰帕斯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出现了恶化，咖啡价格下降了65%，牧场面临生存危机，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联邦政府又大大削减政府补助金，并且1992年开始生效的土地私有化方案根本性地动摇了“土地属于开垦者”的传统制度和生活理念。失地和生活状况的恶化，使绝望中的部分农民只能武装斗争而向外界传递自己的声音。失地的农民武装起义，只是土地私有化运动的极端表现，而更多无助、无望的农民则开始以种植大麻为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毒品生意之中。
落笔至此，不由得想起《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这本书。“忘记历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给很多国家招致颠覆性战略性错误，中国因其强大的国家自主性而幸免。(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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