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创建者和首任所长，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旗手。李先生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的讲话中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3页)
毛所说的“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就是指的李先生。当时，李先生是新华社国际部的负责人，兼任周总理的国际事务秘书，陪同总理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重要外事活动。当时李先生33岁，已经是党内的重要国际事务专家，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
李先生与家父谢韬是曾经共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挚友。李先生去世后，家父曾撰写了35000字的长文《风雨同舟60年》，回忆与李先生的交往。40年代，两人曾共同参与反蒋的学生运动，曾共同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教书，同住一室。后来，又一道任职延安新华社。两人共同率领新华社的一个分队撤离延安，李先生担任分队长，家父担任分队党支部书记。
上世纪后20年，李先生是家里的常客。经常来家里与家父聊天。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曾多次下厨做饭招待李先生。
世纪之交的时候，李先生曾问朱学勤先生：“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需要苦心呼吁，争取渐进的改革。”朱先生回答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
李先生和家父都属于他们那一代“20后”中的佼佼者。他们毕生梦想着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梦想着在中国建设一个“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赌博、娼妓和小老婆”的健康社会。为此，他们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为此，他们各自都经历了种种磨难和坎坷。他们将成为自己后代效仿追随的楷模，他们的梦想将会成为他们后代的梦想。
但是，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这代人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不足。他们这代人相信普遍真理，科学真理，客观真理，普世价值，他们相信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相信“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相信“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规律”，相信历史必然性，他们生活在一个“必然王国”。李先生的“天问”，突出体现了他们这代人的局限性。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要继承先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先辈忧国忧民的天下情怀，同时，我们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具备更多一些的审辩式思维。我们尊敬那些不断追求真理的人，但我们对那些宣称自己掌握了普遍真理的人保持警惕。我们不再相信普遍真理，科学真理，客观真理，普世价值。我们不再使用“真理”、“物质—精神”、“主观—客观”这些已经被20世纪的物理学、数学和哲学扬弃的陈旧概念。我们不再相信“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规律”。 我不相信上帝已经安排好了人类的历史，不相信上帝会将一个光明的未来恩赐给人类。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有种种可能，可能毁于文明冲突，可能毁于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残杀，可能毁于核战争，也可能毁于自然被掠夺之后对人类的报复。人类的未来要由人类自己去创造。我们认识到，人不是历史的工具，人是历史的目的;人不是历史舞台上的道具，人是历史舞台的编剧和导演。人不是“历史规律”的奴仆，人是历史的主人。我们不再以“遵循和顺应历史规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念，我们的追求是“创造未来”。
在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的一次读书会上，一位同学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我对他说：“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应是‘中国是否有希望’，而应是‘我能否使中国有希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几乎可能通过努力改变任何事情，但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无法改变的，那就是你生在中国，生为华人，这是你的宿命。你永远无法和这个国家的命运完全切割，你永远无法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完全切割。关于中国的希望，我们不应以一个观众的眼光去客观地判断，我们应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去主观地选择。中国将因我，因我们，而有希望。中国的未来怎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为此，我们需要努力做好手边事，爱好身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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