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按】上(8)月19日，新国际与苦劳网举办的「艺术与『人民』」论坛中，包括艺术家陈界仁等讲者的发言，都触及艺术与民众、政治及社会的关系、左翼政治的创作方法，以及如何面对当前民粹右翼兴起和资本主义几乎全面获胜的困境。无独有偶地，美国政治杂志《The Nation》近日刊登英国导演肯‧洛区的访问，内容也对艺术在政治转型之际扮演的角色、阶级概念与阶级斗争在今日的重要性、右翼民粹的崛起，以及工人团结的困境有所著墨。故此，南方国际特别翻译此文，期待关于左翼与艺术的讨论能够延续。
原文标题"If We Don't Understand Class Struggle, We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刊载于美国政治杂志《The Nation》。
英国电影导演肯・洛区(Ken Loach)是当代电影最著名的发言人之一。他是积极参与社会的艺术家，也是少数二度获颁极具声望的金棕榈(Palme D'or)的导演之一。肯・洛区的作品通常讨论社会与政治主题。他的作品横跨西班牙内战(《土地与自由》)、洛杉矶清洁工人罢工(《面包与玫瑰》)、侵略伊拉克(《爱尔兰之路》)、爱尔兰独立战争(《吹动大麦的风》)，以及福利国家压迫的一面(《我是布莱克》)。在所谓「民粹起义」引发许多对于经济不平等及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角色的辩论之前，肯・洛区一直都是工人阶级意识与它们在新自由主义下如何转变的伟大叙事者之一。
在这段与义大利作家暨政治运动者罗伦佐・马斯里(Lorenzo Marsili)的对话中，肯・洛区检视艺术在政治转型之际扮演的角色、工人阶级的演进、今日阶级斗争的意义，以及左翼在创造激进变革上的失败。
访问是在《人民》(DEMOS)拍摄期间录制。《人民》是一部即将推出的纪录片，罗伦佐・马斯里在片中横跨欧洲各国，研究金融危机后十年的跨国团结现象。
英国导演肯・洛区。(图片来源：Liberation Films)
罗伦佐・马斯里：关于艺术在政治变革中的角色争辩已有很长一段历史。显而易见地，我们今日正经历巨大的地缘政治转型及全球迷航的时刻。你如何看待创意在此刻可以扮演的角色?
肯・洛区：大体而言，我认为艺术的唯一责任是道出事实。任何以「艺术应该…」的词句是错误的，因为艺术可以扮演哪些角色，取决于作家、画家或是叙事者的想像力与认知。我们必须主张人们如何共同生活的基本原则。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角色，就是将这些原则视为核心纲领。这是一种历史与长期斗争的视野，因此如果你可能得策略性地撤退，重要的是必须意识到这仍是一次撤退，并且牢记核心纲领。这是无须涉入日常战术的人可以做的事。
罗伦佐・马斯里：你作品内的人性元素并不仅是理论的例证，实际上更具体化并成为政治本身。你是否同意艺术具备展示经济与政治进程是由人类推动的能力?
肯・洛区：完全同意。政治存在于人，思想也是;它们都存在于人们的具体斗争之中。这也决定了我们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则反过来决定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家庭互动并非是母亲、儿子、父亲与女儿这样抽象的概念;而是与经济环境、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可以与彼此相处的时间有关。经济与政治和人们生活的背景有关，但是生活的细节则是非常人性的，时常十分滑稽或非常悲伤，通常而言充满矛盾与复杂。对于那些与我合作或为我做事的作家们，个人日常生活之滑稽与生活的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总是非常重要。
罗伦佐・马斯里：所以经济变革如何改变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特别是透过集体行动，如何改变经济关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
肯・洛区：以一个工人为例。他/她的家庭运作正常，或者尝试运作正常，但个人而言他们没有力量，因为他们没有权力。他们只是那个情境的产物。然而我认为意识到集体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事。这也是困难之处。要述说一个集体力量显而易见的故事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如果每部电影都以高举拳头与呼吁基进行动作结，往往流于枯燥且显得可笑。这永远都是两难：如何述说一个被经济与政治环境摧残的工人阶级家庭，却又不让人们在观影后感到绝望?
罗伦佐・马斯里：即便在《我是布莱克》这样绝望的电影之中，我仍找到希望。我们看到压迫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也看到人们团结展现出的某种韧性：穷人互相帮助，当布莱克在求职中心的外墙，喷漆写下尖锐的批判时，人们停下脚步并且为他鼓掌。这显示我们尚未完成转变为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人们对于生命全面商品化仍展现某种程度的抵抗。
肯・洛区：对，这也是中产阶级评论者无法理解的：工人…能够苦中作乐，即便在战壕之中，也有苦涩的喜剧。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抵抗的力量——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特别是食物银行的兴起，它提供捐赠的食物，于是我们看到社会两个公开的面向。在《我是布莱克》中，当那位女士将食物递交给一位一无所有的妇女时，她没有说：「这些是你的捐赠食物。」;相反地，她说的是「我可以如何协助你购物吗?」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慷慨的举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国家极其残酷地行事，明知这样做将导致民众挨饿。资本主义社会处在这种精神分裂症中，得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行动。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罗伦佐・马斯里：看起来传统经济的异化确实时常转变为国家的异化。你会认为这是国族主义与仇外崛起、甚至是英国脱欧等现象的关键原因吗?除了将移民当作代罪羔羊，也许还有一种「没有人为我站出来」的感觉。
肯・洛区：是的，我确实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氛围，意味着左翼的失败...与1920和1930年代的情况类似。右翼政党带着简单的答案介入社会：问题在于你的邻居、你的邻居是不同肤色的、你的邻居煮的食物闻起来不一样、你的邻居抢走你的工作、你的邻居占据你的家。危险在于这些言论获得大众媒体的支持，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广播电视姑息甚至是宣传这些讯息，例如给予奈杰・法拉吉(Nigel Farage)[1]之流他们想要的广播时间。
罗伦佐・马斯里：你的作品一直关注工人阶级的团结。你的生活历经战后社会资本主义转变至新自由主义的过渡阶段。你如何看待这段期间阶级团结的转变?
肯・洛区：最大的改变是工会力量的衰弱。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工会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人们在工厂、矿场、码头等社会组织中工作，而且当时组织工会也比较容易。但是旧产业凋零。今日人们的工作模式变得更为零碎化。我们只有在能够阻止生产时，力量才是最强大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在生产线上被组织起来，我们的力量肯定比较衰弱。问题是如今的生产模式是如此零碎化，此外全球化之后，工人阶级现在都在远东或是拉丁美洲。
罗伦佐・马斯里：零工经济如Deliveroo及Foodora的送餐员，可能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工人。
肯・洛区：是的，或者觉得自己有特许经营权，或是觉得自己是「自雇者」。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问题。
罗伦佐・马斯里：你认为阶级概念是否仍有其价值?许多人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即便他们生活贫困，有时甚至到了悲惨的地步。
肯・洛区：我认为阶级是最根本的。它只是随着资本对于劳动力需求模式的转变，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但依旧是劳动力、依然被剥削，并且更加剧烈地提供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理解阶级斗争，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事物。
罗伦佐・马斯里：这是今日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一个人人不视自己为群体一部分的零碎人群中，重新启动斗争。
肯・洛区：对于我们的认知而言，这是一项挑战。好笑的是，近日我与一些正在撰稿的日本人士会谈，当时我坚持冲突与理解阶级的必要性。一位非常友善的女士告诉我：「我们将要把你的电影播放给日本政府的官员看」，然后我说「为什么?」她说「为了让他们改变想法」，我回答道「这正是我刚才的重点!他们不会改变想法，他们致力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会被说服，更不会被免职。」当修补制度的想法如此根深柢固，我这样的想法很难被理解。这是我们必须对抗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糟糕遗绪之一。
罗伦佐・马斯里：这是一种社会控管的有效形式，即你的对象相信他们能与你对话，并认为他们的关注将被接纳。
肯・洛区：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提出整套要求转型的诉求。我们必须根据工人阶级利益，提出绝对合理的诉求。
罗伦佐・马斯里：我想要结束此次的访问，但我注意到你曾竞选过欧洲议会。
肯・洛区：我已经忘了。
罗伦佐・马斯里：对我来说有趣的是，过去英国未就欧洲进行过多的辩论。英国脱欧后，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在谈论欧盟，成为足球之外最常被谈论的话题。你认为建构一个跨国民主政体仍有希望，或者真的太迟了?
肯・洛区：我真的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认为国际团结必然很重要。能否从欧洲里头被组织起来?我不知道。欧盟结构确实难以处理，如果不打掉重练，很难引入变革。显而易见地，每项改变必须得到所有政府的支持，而我们都知道实现该过程有多么艰难。但是我们显然需要一个基于不同纲领的欧洲：共同所有权、计划、促进平等的经济、可续性，以及致力平等。
但在大公司优先、利润优先，而司法制度又将利润摆在最优先顺位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完成。实现这样的变革已非我能力之内。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2]向我保证这是可以做到的。我肯定他是正确的。我相信他。但我不知道如何达成。
[1] 右翼民粹政党英国独立党(UKIP)前党魁，主张脱欧并反对移民，曾发表如果「移民问题不能以民主方式解决，那么下一步将会是暴力行动」煽动言论。
[2] 前希腊财政部长，也是2025欧洲民主运动(DiEM25)发起人之一。该运动是一个泛欧洲的政治运动，旨在推动欧盟既有机构的改革，创立一个全面的民主政体，包括一个具有主权的议会，尊重各国自决权，并与各国国会、地方议会共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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