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能量不会让你走出贫困？
法尔瓦·西亚尔
卡罗丽娜·阿尔维斯/文
王立秋/译
在《纽约时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发展经济学家西玛·贾亚钱德兰(Seema Jayachandran)讨论了三个用随机对照试验(RCTs)来理解增进穷人自尊的好处的研究。尽管语境不同，但这三个案例，都探索了给边缘化社群“灌注希望”的“最低限度的干预”的可行性，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干预可以“显著提高”减贫成效。
比如说，一个来自乌干达的研究认为，“榜样可以对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产生重大影响”，并因此而暗示，决策者可以“更强调通过榜样来动员和激励(穷人)”。另一个对加尔各答妓院里的性工作者的案例研究认为，“心理障碍使这些弱势群体没法打破恶性循环，在生活中获得更好的结果”，所以，应对这些心理障碍的小却有效的变革，可以减轻贫困和社会排除。
这些研究潜在的主题是，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向“有效的榜样”、“更有希望的”一代人学习，和“改善心理健康”，来克服贫困带来的结构的挑战。这种正面心理学和对改变行为来实现个体的目标的强调，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一开始是流行的鸡汤书，现在居然蔓延到了学界——在学院里，它们参与构造了一种越来越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在减贫研究上不走寻常路”的趋势。
那种把难民重新塑造为“企业家”的努力，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在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TEDx主办了一个活动，来展示难民的叙事。结果，是一通设计好的谈话，为的，是强调正能量在克服困境上的作用，在谈话中，就连身为难民的残酷现实，和被迫采取极端的生存技能这些事情，也是从个人动机的角度来描述的。这里隐含的假设同样是，正能量决定了你在生活中会有更好的机会。
这股正能量潮流，以随机对照试验为主要的方法论工具，来证明自己的叙事。随机对照试验，诞生于经济学中一种日益强化的专注，即在经济分析中，对个体行为，和用计算机的能力，来处理海量数据的强调。随机对照试验按理说，是要提供“基于证据”的回答的，这个回答将形成决策的科学基础。但在现实中，随机对照试验却有一些严重的缺陷。
随机对照试验是一种评估技术，它取材于为衡量一个发展计划带来的影响的实验设计。如其名称所示，这个过程是基于一种对“随机的”或不指定的受试的人或社群的选择。这种方法的提倡者暗示，通过比较一个不被纳入实验的“控制组”——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特征，因为要是你只给参与实验的人提供体面生活的必需品的话，那么“控制组”的人实际上就遭到了抛弃——来衡量干预的影响，导出干预及其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可能的。
根据埃斯特·迪芙洛(Esther Duflo)，2000年，经济学领域最好的五个期刊一共发表了二十一篇关于发展的文章，其中没有任何一篇，再现了这种方法;到2015年的时候，这些期刊一共发表了三十二篇这样的文章，其中有十篇，使用了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者苏菲·韦伯(Sophie Webber)和卡洛琳·普鲁斯(Carolyn Prous)还进一步指出，随机对照试验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的“黄金标准”了，所以，人们开始在这个新框架的语境中研究贫困，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减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主题，它触及制度的强化、治理的健康、市场的结构和动力、社会阶级的运作、宏观经济政策、分配、国际整合、和许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地从一个语境，复制到另一个语境。这意味着，对贫困的分析，必须基于对不可能被“控制对照”的过程和行动者的批判考察——因此，它也就违背了随机对照试验的原则。
近来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说明贫困的根本决定因素。相反，随机对照试验，可能被狭隘化为力图识别“什么起作用”以及因此，应该用“什么干预”来改进穷人的生活的，本质上是数据的论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会移向个体或家庭，移向(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小的，假设可以使他们走出贫困的变革的设计，尽管最终，也会有干预的“扩大化”。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理查德·塔勒(Richard Thaler)普及的“轻推”进路一样，这里的想法也是，我们可以塑造人们的选择，以允许他们逃避贫困和剥夺。
结果，这一进路，把贫困“问题”个人化了，同时，它又不承认、从语境的角度来考虑、强调、或分析结构、制度和行动者，而实际上，使一些人贫困并一直贫困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恰恰是这些结构、制度、和行动者。比如说，那种认为榜样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行为、情感和自我意识的想法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这种想法，即，认为在不进行更广泛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单靠这些渴望，就可以让人走出贫困。回到加尔各答的妓院，如果性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支撑对他们的物质剥夺的结构不变的话，那么，提倡消除他们的心理障碍，就可能一点用也没有。
公正地说，《纽约时报》倒也介绍了一些对这些策略的警告：
“希望不是万灵药，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们都不能肯定，它真的解释了人们的收入或教育的收益……不提供技术和财政资源，只灌输希望，可能并不足以让人们走出贫困。”
当然，如果警告强到质疑实验的有效性的话，那它们就根本不是警告，而是基本输入(一切成功的方法论都必须基于这样的基本输入)了。经济通过改变症状、忽视一开始引起病态的条件，而分散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正如发展经济学家桑杰·G.雷迪(Sanjay G. Reddy)写道的那样：
“人们曾经在学科内提出的，更大的，比如说，关于另类的经济制度和政策(比如说，那些关于财产安排、贸易、农业、工业和财政政策，以及社会保护机制应扮演的角色的制度和政策)的效果的，和关于政治的动态变化和社会的变革过程带来的影响的问题，已经被推进背景了，现在，人们关注的是诸如该不该免费发放浸过杀虫药剂的蚊帐，或教室里有两个老师是不是要比只有一个好很多此类的问题。”
因此，在最近卫报刊登的一封公开信里，十五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以来随机对照试验来指导救助开支，将导致短视的、肤浅的、和错位的政策。提出相关的、有意义的问题，是理解难题的第一步。而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富裕的、技术飞速变革的、民主治理的时代，为什么大规模的饥饿和贫困还会持续存在，是今天最重要的问题。不平等不是在真空中诞生的;它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基本的一面。除非我们理解极端的财富积累是如何与极端的不平等相关的，否则，贫困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
今天，超过八亿人民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说他们缺乏希望，不够坚持和渴望，以至于没法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就是在否定他们的能动性。他们面对的结构障碍，抑制了他们走出贫困的恶性循环的能力。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提供额外的资源，不对这些隐藏的原因采取更多的行动的话，无论多少的正能量，都不能让那许许多多的个体走出贫困。我们不能依赖那些暗示“穷人就是没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方法。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抛弃随机对照试验，或一切给社群赋权的方法，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应该以这样一种对济贫的理解为基础：与缓和不平等分配的症状相反，我们应该对这种疾病本身展开进攻。而这又意味着，我们要对抗那些不仅不能应对贫困，还强化了全球不均衡发展的性质的结构和行动者。
译自Farwa Sial and Carolina Alves, “Why positive thinking won’t get you out of poverty”，原载https://www.opendemocracy.net/transformation/farwa-sial-and-carolina-alves/why-positive-thinking-won-t-get-you-out-of-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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