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法治”曾经是一个很有魔力的词汇。被贪官与地方恶霸欺负的老百姓，尤其是那些投诉无门，想到北京“告御状”又被地方官员围追堵截的上访者，听到精英们有意无意宣扬的西方发达国家或其他海外的“法治社会”，非常羡慕，心向往之。
由于改开时代，一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阶段，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有点摸不着方向。各种规则被打破，新的规则尚未建立健全，加上一些地方治安开始恶化，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像“乱世”。
当然这只是感觉而已，是与注重经济平等与政治平等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相比产生的落差感，对当时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还不适应，并非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那种真正的乱世。
身处社会巨变中，见到别人快速致富或者快速暴富，自己却被落下来;或者下岗，或者因看病难又贵、房价居高不下、子女教育费越来越多等因素，而感到“压力山大”;也想快速致富或快速暴富，却找不到适用的、合法途径。
这种现象日积月累，难免会滋生对现有秩序的不满，或是对秩序“混乱”而无所适从的迷茫。与此同时，主流媒体与精英们所宣传的海外、大洋彼岸的“民主”、“法治”社会，顺理成章地成了许多人向往的“理想社会”。至于毛泽东时代不厌其烦地宣讲：“法律是有阶级性”，在私有化及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早被人忘记到脑后勺了。
下面就说几个小故事：所谓“法治社会”中的司法案例。
02
多年前，香港有位亿万富豪被他包养的酒吧女公关勒索1.2亿"分手费"，案子引起香港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庭审讯变成“电视连续剧”般占据了报纸版面与电视新闻时段。
50岁的已婚富豪2006年夏天与38岁的丧偶酒吧女公关在酒吧邂逅，展开“婚外恋”，大约同居一年后，富豪提出分手，之后遭对方频频勒索并恐吓。女公关据报3年内成功从富豪身上拿走1千万元，当她企图再勒索1.2亿元时，富豪报警。之后就是女公关被控勒索及妨碍司法公正罪，判囚七年。
这里想说的是，法庭当时对女被告与富豪身份隐私的区别对待。
在庭审期间，富豪的姓名身份严格保密，庭上只称其为“X先生”。主审法官为免Ｘ先生“庐山真貌”曝光可谓煞费苦心，做了周密安排。
先是在他上庭作供前“清场”，然后安排X先生由法官的通道进入法庭内，用屏风遮住，之后才让记者及旁听人士入庭。散庭时，也是下令记者及公众人士先离场，然后才由警方护送X先生离开。媒体也谨遵法庭下达的禁制令，丝毫不敢越雷池一步，泄露X先生姓名身份的蛛丝马迹。
而女被告的名字则被媒体广泛报道，她的来历也被大起底，包括出生在东北某某市农村，哪一年来深圳打工，哪一年嫁到香港，做过哪些工作，有一名15岁的女儿，在英国读书，等等等等。
尽管她在进出法庭或上警车期间，竭力用衣物遮住头部，不希望模样曝光，但仍有报道详细描述她的穿着、发型、肤色，甚至干脆将她在被告席上的样子画了下来，在报纸上刊登，在电视上播出，在网络上公开。
显然，精英们极力宣扬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反映在这个案例上。在案子未判决前，女被告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还不是罪犯，却没有享受到富豪X先生所享有的“隐私保护”。
更为奇特的是，经常对香港特区政府施政大加鞭挞的香港媒体，对此毫无异议或微词。甚至围绕此案的报道，也多是富豪X先生及其生意伙伴Y先生的供词，至于女被告一方的说辞则很少见报。
香港市民们也见多不怪，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富豪的身家与女被告的样貌，以及后者的狠辣作风之类的细节，把案子的相关报道当做娱乐八卦般，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03
香港媒体经常骂特区政府高官，却很少骂法官。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比政府官员更有能力、更公正公平、更道德高尚。
不要以为法官都是不偏不倚、公正严明的法律人，其实很多时候，法官就是个有立场、有情绪、甚至会偏激的自然人，而且他们的立场、态度与情绪也会反映到庭上的言论及判词上。
比如前面提到的案子，法官宣判的判词，形容女被告是个“邪恶、无情、机关算尽又危险的女人”，又指勒索是最丑恶的罪行，判她9项勒索及1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名全部成立，刑期若分期执行的话，共需入狱16年，但受区域法院司法管辖权限所限，最高只能判囚7年。
从判词来看，这位法官对女被告的深恶痛绝溢于言表。
再举一个例子。2008年，香港有位裁判官，在审理一宗偷窃罗汉松案时，尚未定罪前，便不断出言羞辱、嘲讽三名内地被告。
罗汉松在香港被列入受保护植物，一些内地人视罗汉松为「风水树」，相信「家有罗汉松，一世不会穷」，因此经常有偷渡客来港砍伐偷运回内地，部分被警方抓住检控判监。
审讯期间，一名被告选择不自辩，裁判官立即讽刺他「聪明」，予人未审先判的印象。他又多次斥被告「全是一丘之貉」，判刑后还用「祝你好运」挖苦被告。
这个案子后来被上诉庭发回重审，实在是因为他的判决书，被上诉庭认为“偏激、嘲讽及含侮辱成分的用词”“近代史上前所未见”。
香港法官的行为指引规定，法官应遵循三大原则︰保持独立、大公无私及正直诚实言行得当。这三大原则都要求不偏不倚，对所有出庭者都显示尊重，不容许有任何种族、性别或宗教歧视。
虽然法官也是人，也有立场和观点，在审讯过程中固然要明辨是非，但伸张公义的过程必须以不偏不倚彰显于人前，否则不能服众。
然而，上述那位裁判官，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到高院及上诉庭批评，据称从前审非礼案时，曾指被告“整条狐狸尾巴已展露无遗”﹔形容抢劫案被告“非人非鬼”。
不过，这些违反法官行为指引的污点，并不一定会令他丧失「饭碗」，因为香港的裁判官分为终身委任或者合约制，终身委任的裁判官只有在极罕有的情形下才会被解除法官身分，否则就可以一直留任至60 岁退休。
04
来看一位法官退休之后的品行。大约十年前，香港一名82岁的洋人退休法官及其妻子，隐瞒近二百万元资产，骗取十多万元综援，还有一个公屋单位，三项罪名被判入狱十一个月。
两人一直不认罪，坐牢4个月后，找来英国司法界猛人写求情信，退还十万元给政府，又自称年老体弱多病，上诉要求减刑，结果得偿所愿。
上诉法官将这对夫妻当庭释放，理由有二，一是怜悯两被告已踏入八旬高龄，而且名誉扫地；二是指写求情信的两名英国法官在司法界德高望重，一位曾处理黛安娜王妃车祸死因聆讯，另一位则是家庭案件专家，因此，求情信“极具份量”。
为被告写求情信，原是香港司法制度所允许的，至于是否考虑求情、宽待被告，全凭法官定夺。这便是“法治”中隐藏的“人治”因素。
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如果认识高官、名流，争取到他们的求情信，获得法外施仁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这个案子当时遭到香港网民的激烈批评，他们谴责上诉法官的判决实际就是“官官相护”。
香港人并非没有怜老扶弱之心，也不会特别针对洋人。被告原是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享受过高官厚禄，竟然虚报资料骗取公屋和综援。知法犯法，事败后又百般砌词狡辩，还意图把责任推到批给综援的社署职员身上，蔑视司法的自高自大态度惹人反感。
这对退休法官夫妇自始至终未显露出反悔之意，却提前获释，于法、于理、于情，都使人难以接受。
05
司法系统自把自为的“法治”不可靠，需要民众的监督。
美国名媛帕里斯·希尔顿2007年曾因为停牌驾驶被判入狱45天。这一判决立刻成了传媒的焦点，所有目光都投在帕里斯和洛杉矶县监狱身上，不大相信这位行为出位、常成为娱乐头条的希尔顿饭店继承人，会甘愿老老实实服刑。
果不出所料，坐牢短短三天，她又上了头条新闻。洛杉矶县警长不惧紧盯帕里斯的传媒、不理社会影响、不怕舆论监督，“勇敢地”宣布，让帕里斯回家服刑。
警方的理由是“健康问题”，并以私隐做挡箭牌，不愿透露什么样的“健康问题”。于是，传媒便各显神通，挖出两个健康理由：“身上出疹子”，或是“精神濒临崩溃”。
这两个牵强的理由显然无法阻止民众广泛的抗议与愤怒。警方的宣布，无疑是告诉年轻人：只要有钱有名，就可凌驾于法律之上。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言，成了一句空话，社会公义如何能够体现？
这也等于告诉全世界，美国的监狱制度存在两个阶级，同样是被定罪的人，贫穷无权无势者可能受到冤屈也无力辩白；富裕的权势阶层自然会有人献策献计，享受特别待遇。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判决，要求帕里斯立即回到监狱，“直到原本被宣判的刑期届满为止”。
对于帕里斯个人来说，这一次名气未能给她带来特权，反而成了拖累。设想一下，如果，她不是公众关注的人物，或许只凭金钱和好律师，就可以悄悄回到好莱坞的大宅中，带上电子监控器，足不出户，仍可用电召食物来招待亲朋好友，在日日笙歌中，服完余下的40多天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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