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差距
最近，清华附小的学生研究苏轼成为了热门话题。清华附小的六年级某班的学生，通过搜集资料、问卷调查、对诗歌做文本分析等方法，以小组的形式完成了《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等好几份报告，以《当小学生遇见苏轼》为题发布，得到了上百万阅读。
他们的研究过程有模有样，研究思路和研究结果让一些大学生也自叹不如。
看了这些研究结果，内心悄悄评估了一下，已经要大学毕业的自己，会不会还不如这群小学生?
接着又评估了一下，一个正常的中国学生，要学习到什么阶段，才能够掌握这些小学生已经掌握的信息搜集、文本分析、团队合作和文案撰写能力?
答案让人恐慌。
对我来说，直到进入了大学之后，才开始学习这些能力，建立起类似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如果让我高三做这样的课题，我一定会做得比他们差。在上大学前，无非是，教材上写了什么，记下来，经过自己的演绎之后搬到试卷上，周而复始。
但清华附小的孩子们，很小就已经在学习如何搜集足够的信息，如何去除信息糟粕， 如何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分析。
现代教育所希望培养的人才，特别是面向大企业培养的技术人才，确实需要自我学习、信息搜集与筛选、团队合作、文字表达、信息分析这些能力。市场化环境下，学校的培养机制实质上被用人单位、大公司所塑造，所以在种种招生选拔和面试中，也会特别在意这些能力。
这就意味着，这些孩子从小学开始，就已经逐渐成为这个时代所希望培养的理想模型。无论是升学还是找工作，他们的优势从小学时期就奠定了。如果让一个留守在贵州的孩子和这些孩子竞争，由于贵州的孩子没有机会得到类似的训练，他几乎毫无胜算。
像我这样的学生，在北大一般会被成为“小镇青年”，在一个小镇上学，通过正常招考而非竞赛、报送等方式进入北大，此前没有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我们并不符合这样的理想模型。我们更习惯于做题，考试，在接收有限信息的情况下反复记忆这些信息。当然，我们并非是理想的优秀者。
出生在大都市中产阶级以上的孩子，携带了在信息时代占据优势地位的先天基因。他们大多可以顺风顺水，在自己都没有搞清楚情况的时候，就继承了父母的中产地位。他们生活在合作、研究、信息沟通的世界里，他们熟悉并且擅长这一切。
而那些未能出生在大城市的人，或者出生在了大城市工人家庭里的人，则费劲全力，饱经坎坷，也依旧可能在阶级跃迁的道路上重重摔下，最后潦草完成自己人生。
让我恐慌的是，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远远超过了大城市的孩子。农村人口占到总数的一半，留守儿童就有6102万之多。而中产阶级与社会上层的数量在一亿左右，只占到全国人数的十三分之一。很多中产也仅仅是陪衬，他们过着艰难的生活，没有机会把孩子送到清华附小这样的学校。能够像清华附小的孩子这样，如此方便的适应信息社会的孩子，太少了。
但谁都不会忘记，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许诺，要消灭阶级，后来又许诺，要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清华附小的学生们能力超群，并非偶然。《2015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就陈述了这一事实：2013年北京地区基础教育阶段生均经费平均28668万元，而河南仅为5458元、贵州为6872元，差距达到5倍左右。
除了教育经费以及随之带来的教师水平外，在留守儿童正在家里喂猪做饭砍柴的时候，清华附小这些孩子的父母，正在手把手教他们如何分析数据，如何撰写研究报告。而再过六年，决定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并非是喂猪、做饭或砍柴的技术与耐力，而是分析问题的能力、写作能力、语言能力。在自主招生的面试里，甚至还有个人气质和应变能力。
我们这样的人，此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缩小与清华附小的孩子之间的差距。
二 隔膜
差距会带来隔膜，带来冷漠，最后带来分裂。
作为一个小学六年级就能检索苏轼所有诗词中某一个关键词的学生，长大以后，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捕捉不到一个文章里的核心主题。
他很难去考虑这个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得到了多少政府教育资金投入，花费了多少时间考虑生活费和助学贷款，他会觉得：“这个人不如我。”
别的他都不太在意，但这个结论他会牢牢记住。
2013年中央教育电视台有一档叫做《天才知道》的智力问答节目，北大数学系的严堃在节目里出尽风头。
我当时还在上高中，对他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每当别人回答不出问题，他就摆出不屑和无法理解的表情。在别人失败后，他反复重复一个句式，“这道题不是高中/初中/小学课本上讲过的吗?”
当时我觉得，北大学生怎么能这样，怎么能在舞台上表现得这样锋芒毕露，让对手都没有台阶可下呢?
到了北大我才理解，他们从小就受到极为优质的教育，他们真的从内心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轻易就学会的事情，你们却学不会?”
严堃的鄙夷只是对对方小小的打击，但这个逻辑一旦运用到思考社会时，就会显得很可怕。同样的问题会置换成：“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就能拿到每月上万的收入，你们却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上?”
他们无法理解，社会不公和资本体系化剥削深入到何种程度，但他们的直观生活经验却告诉他，“这些人不如我。”
再极端一点点，就会变成，“他们的工作没有我重要”。一旦涉及到政治议题，这个观念就会转化为制度安排，“他们是不太重要的人，他们应该接受不太好的安排与命运。”
什么是不太好的安排与命运呢?就是：接受被剥削的命运，接受颠沛流离的生活，接受在技术革新和社会危机时首先被抛弃。
在北大三年，我已经听到太多的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念。“社会不可能不分层的，难道人与人不是有着无法弥补的天生差距吗?“”工人和农民挣的少，那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学习接受大学教育的缘故吗?“
这种仿佛不该如此小题大做的差距，造成了这个貌似微小的隔膜，却会在一些重要制度安排中，把原本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再一次抛出去。
三 权力
以前学《雷雨》，老师会介绍老子的那句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并以此来批判周公馆里资本家的罪恶行径。
但在巨大差距下长大的清华附小的孩子们，长大后，大多人恐怕都不会觉得这种批判有道理。
我六年级就能做，九年级就轻车熟路的事情，你却大四了还做不好，我和你个人能力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我要跟你共同富裕呢?
既然你与我差距这么大，我为何要损我的有余，来增加你的不足?
这些孩子们，除非天灾人祸，不然都会稳稳当当地进入高中，进入985或211，出国留学。最终，他们大多都会掌握知识，掌握一些资本，掌握一些话语权。
一句话，他们会掌握比别人更多的权力。
而掌握更多权力的这些人，他们很难觉得农民、工人以及其他还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的人，应该达到共同富裕。
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许下的诺言而言，对于我们的政治追求而言，对于社会中已经饱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快要证明，我们难以到达应许之地。
二十年后，清华附小的这些孩子们，站在各个领域的入口，他们打算和我们这些不那么有能力的人和谐相处吗?会愿意将他们所得到的权力和资源，与我们共享吗?
讨论到这里，清华附小和六年级学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和一种指称而已。让我们的目光离开这些被卷入舆论漩涡的孩子吧。他们所代表的那些人，实际上早已进入大学，进入投资公司，进入政府和研究机构。
实际上，清华附小这些孩子虽然优秀，但并非是头一回这么优秀。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北京的国际幼儿园和国际小学，就已经在培养这样的一些人。
就在今天，清华大学 100位本科生里，就有68人来自国家重点中学和省重点中学，有82人来自于市及市以上的重点中学。他们沉迷reading和搬砖，发誓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却很少去想，是否要给予那些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同样的沉迷reading、搬砖和为祖国健康工作的权利。
我难以认同这些出身优越的同学从自己的生命历程得出的经验之谈。我有自己的生命经验，此外，我还有数据和理论支持。但问题在于，虽然很多人知道不公平在代代延续，公平值得追求，但解决方法何在?难道建议清华附小的同学不要去研究苏轼，而是回家打王者荣耀吗?
当然不是这样。
根源于社会分化产生的社会隔膜，以及再生产出的社会分化，需要回到根本性的产生社会分化的原因层面来解决。
而究竟是什么使得社会产生了如此大的差距，是什么使得富人可以穷奢极欲，前世界挥霍，是什么使得穷人节衣缩食，寸步难行?
不是天赋、能力、机遇或者血统，这些都只不过是分化所产生的结果而非原因。
省去漫长繁琐而老生常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句话，是不合理的所有制关系和所有制结构。
我们要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收入，增加底层的社会福利待遇，将朝向少数人集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发展机会，适度转移给绝大部分人。
我们应该让清华附小的孩子去和北京的农民工子弟交朋友，让他们用大数据、文本分析、信息筛选来试着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六年级戴红领巾的共青团员，有的人可以去图书馆搜集数据，有的人却正在被赶出北京。
至于说到底该怎么做，我想等大会开完，我们还可以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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