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周里，我通读了日本基金会发布的大多数年度论文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大多数论文都让人大开眼界，不仅是因为它们的品质，也因为它们的比较的范围，更因为让我看到了各种由关心很大一系列国家政策之适切性的人构成的网络。不过，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还是在我心中引起了一些焦虑，这可能是因为，我在学院里的生涯，大多是以所谓的政治学家的身份度过的。过去十年，比如说1998年到2008年，已经见证了许多剧变——不仅是在基金会倡议涉及的国家，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这一切带来的结果，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和后来1997到1998年的区域经济危机以来最庞大的，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说，这十年是从可敬的，改革主义政治的勃发开始的，但令人沮丧的是，它却以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寡头的根深蒂固而告终。在所有这些地方，经济不平等的水平一直在高速增长，人权则遭到了持续的侵犯，环境持续恶化，国家对大众媒体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阅读基金会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的时候，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相对不可见的。以泰国为例，现在，泰国正处于一场长期的政治危机之中，在新世纪初，危机的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泰国的报纸却很少提到他信，君主制的问题，或更令人不快的，泰国最南部说马来语的穆斯林那里的起义。里面也没有什么关于我们(西方人)每天在报纸里都能读到的，关于来临中的红衫军运动的警示。你可以读遍菲律宾的大部分报纸而依然不知道雅罗育的这个总统是当得多么失败——诸如此类。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可以从长期来看，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开始分析，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主要读者或受众，是一般的公众。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菲律宾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是雷纳多·康斯坦丁诺(Renato Constantino)，他写了许多左翼-民族主义性质强烈的历史研究，并激烈敌视他所谓的，在他的公民同胞那里持续存在的“殖民心态”。他不是一个人。比如说，信仰清教的美国人威廉·亨利·斯科特(William Henry Scott)也写过不少关于菲律宾早期历史，和吕宋岛科迪勒拉受迫害的异教少数的，有影响力的书。他们都不是学者或专业记者。今天，像这样有威信的人几乎不存在了。没有一个印尼人，会有普拉穆迪亚(Pramoedya Ananta)那样强大的输出能力了——他高中都没念完，却为一般公众写了一系列出色的长短篇小说，即便他在监狱里待了许多年。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后继。在泰国，数十年来，苏拉克·西瓦拉克沙(Sulak Sivaraksa)一直是这个国家最有力的社会-政治批评家，并反复地被指控冒犯君主。他没有在学院任职，也不是记者。但他现在七十多岁了，也没有明显的后继。，马来也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还年轻，他是讽刺家、编辑、杰出的电影导演、散文家，阿米尔·穆罕默德(Amir Muhammad)。再一次地，他不是学者、记者，也不是公务员。但他也很孤独。
你会注意到，我特别强调这些勇敢的人没有学院里的职位。这点，把我引向使公共知识分子难以幸存的两大深刻变化中的第一个：那就是，以美国为范例的，大学的职业化，而美国反过来又严重借鉴了十九世纪的德国。(这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你没法从学科的角度来描述启蒙运动的才华横溢的领袖。)这个职业化，原本是建立在强大的学科制度——换言之，即知识的碎片化，和按劳动分工逻辑来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的。这个潮流本质上是不鼓励历史学家对人类学感兴趣，也不鼓励经济学家研究社会学的。但这也意味着，学术生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为各学科中的大佬所决定的。此外，职业化也鼓励了只有同学科里的人才能理解的技术黑话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学者们为彼此(同行)写作，向“专业期刊”提交文稿，并把书稿送往大学出版社。为“公众”写书也逐渐被认为必然是肤浅的。不奇怪，学者们为此态度付出的代价，是他们笔下烂得一塌糊涂的文字。
不过，从某些角度来看，美国是独一无二的。首先，它没有任何国家级的国立大学，这和几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美国的大多数顶级大学都是私立的。其次，在一个在大学内外，大学学位都被认为是找到好工作的必要要求的时代，为应对民众的要求，这个国家发展出成千上万所大学。第三，这个国家有敌视普遍意义上的大学知识分子的悠久传统，这意味着，只有极少数教授会与政治精英或大众媒体保持联系。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却有了很强的示范效应——考虑到这个国家在冷战期间及其后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数万来自所谓的自由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被邀请到美国攻读高等学位，并得到了各种私人基金会和国家机构的大力资助。在回国的时候，他们也理所当然地遵循了他们的老师的范例，重新发明了大学的生活——而这一切，经常也是在美国的财政和政治支持下完成的。但这个任务只完成了一部分，因为这些年轻人所在的社会的性质，与美国截然不同。
比如说，在东南亚，顶级的大学大多是国立的，因此，这些大学的雇员大多也是这样或那样的公务员。在这里，基于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社会秩序，一直存在尊重学问的悠久传统。这种对学问的尊重，又为与国家的强关联所加强。教授有各种接触政治精英和大众媒体的途径和渠道，这在美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教授们在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高经济回报。在美国，教授的工资是很高的，许多资深教授一年的收入，就在十万美元以上。而相比之下，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教授的待遇都很差，所以，最终，他们都得靠做各种无用的国家项目，到其他大学兼职，倒腾房地产，和利用大众媒体提供的各种机会(比如说，当报纸的专栏作家啦，做电视名人啦，等等)谋生。学生经常被忽视、无视、或被以官僚的方式对待。许多学者宁可不教书，只坐在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生产力的研究机构里混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最好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学成才者，并鄙视他们名义上的老师。
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学者在实践上与政治精英结盟了。他们经常为富裕国家机构(这些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计划)提供的资助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个倾向除好处外，也有它不好的一面。我清楚地记得一个非常投入的女士，多年前，她负责丰田基金会对东南亚学者的资助。她说，她真的被参加基金会资助的会议的菲律宾学者给吓到了，他们不仅希望报销一切，甚至还要求基金会为他们的论文支付现金。这些钱，一般在会议期间就会花光——被用来购买各种奢侈品。她真的很不安，担心这股只为钱的潮流不久之后就会扩散到世界各地(她是对的)。为大众媒体兼职也有它自己的问题。电视节目的报酬很高，但通常，在节目中，一个人被给到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这点时间，是不够把任何重要的事情给解释清楚的。写专栏至少还能够鼓励学者为更广泛的公众写作，但严肃的知识分子在写每周专栏的时候，也不可能不无止尽地重复自己，谈论自己，以及服从报纸的编辑和老板的指令。他们变成了雇员——国家的、外国基金会的、或报纸大亨和电视台台长的雇员。这样，他们没时间做真正的研究，写重要的书，或严肃地质疑和考察任何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曼谷一所顶级大学给大约两百个教授和学生做讲座。在讲座期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谈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泰国出现的第一个天才——伟大的电影导演阿比查邦·魏拉希沙可(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他在短短三年内，就拿到了戛纳的两个顶级大奖，并在2010年赢得了国际电影世界最著名的奖项——戛纳的金棕榈奖。在我快讲完的时候，我叫听说过阿比查邦的人举一下手。大约有十个人举手，都是学生。有多少人看过他的电影呢?大约六个，也都是学生。我突然意识到教授们的孤立(和无知)，他们只看好莱坞的电影，并对泰国导演毫无兴趣：泰国导演没有学位啊!他们没上过我们上过的学校!他们对政府学一无所知!因此，在教授和电影导演、小说家、画家等等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桥梁。导演和小说家往往也看不上教授，这也就不奇怪了。只有不专业的学生，还和这两个世界关联着。所有这一切也指出了为什么在大学里找不到公共知识分子——尽管总是存在一些重要的例外——的一些理由。职业化、公务员身份、接近统治精英、低收入、实利主义(philistinism，或庸人习气，市侩主义，不过教授们可不认，也许他们会认实利主义)、蔑视学生——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只责备大学和它们的教授，我们也必须把它们所处的环境考虑进去。在这里，我们也就涉及了影响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第二大变化。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个变化：民族精英的文化、和他们利用国家权力的方式变了。需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是这样一个正在汇集的潮流：这些精英都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们国家所谓的国际小学和中学，然后再把他们送到海外——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以及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去读各种各样的大、专学位。这样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意味着对他们自己国家的自己的教育制度的鄙视——这些学校，是给“外人”和二等公民上的。如果这些机构的质量下降，对他们来说也是，“谁特么在乎啊?对我们又没有什么影响!”拨给“教育”的大笔财政预算呢，往往也被用来搞不必要的建设项目(好处被有政治关系的承包商给拿走了)，买糟糕而且过时的教科书，给不知道怎么用电脑的老师配电脑，等等。对这些精英来说，只有国外大学的学位才有真正的威望。这情况，和独立初刚好相反，当时，每个人都为他们自己的学校而感到自豪，教师们广受尊重，政治领袖们也为他们设立的大学而骄傲，他们希望这些学校在国内和国际上受到重视。
今天的精英的孩子们在学什么呢(如果他们还学习的话)?可以确定，他们拿的学位主要是专业-商业的：工商管理、市场、经济、工程、IT等等，而不是历史、文学、人类学或心理学。后面这些学科经常被认为是“无用的”，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没有意义的——最终，他们可是要在那些越来越无耻地宣扬裙带关系的政治系统中，接他们老子们的班的呀。轶事：在我最近一次和阿米尔·穆罕默德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小出版公司刚出版了一本男女同性恋作家写的短篇小说集。在知道在马来，“不正常的”性关系将面临严厉刑罚的情况下，我问他，他怕不怕被镇压。“一点儿也不怕”，他笑着说，“我国的伟大优势是，统治者不读书，他们只读两页纸厚的政策建议和每天的报纸。而且，这书是英文的，反正他们也看不懂。”另一件标志性的事情，发生在苏哈托的漫长的独裁统治下。1978年，发生了一次大学学生对政权的反叛，这次反叛很快被镇压了。这次反叛的智识领袖，主要是和著名的万隆理工学院(ITB, Technical Institute of Bandung)有关的年轻人。但二十年后，在取得成功的，1998年反苏哈托叛乱中，这个机构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的学生也什么也没有做。(勇敢的活动分子主要来自经常是私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创办的“B级”大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渴望无忧无虑谋发展的苏哈托，雇佣了大量的ITB毕业生，经常把他们派到海外进修，并让他们去技术、重工业、和矿业部门任职，而这些部门，不久之后就变得以裙带关系和腐败而著称。这位独裁者知道这些人对他来说不是威胁。在完全被收编的情况下，他们在印尼社会中就再无政治或道德基础了。
1961年，在我申请签证去做关于印尼革命的研究的时候，在签证通过之前，我不得不等上九个月。主要原因，是官僚的懒惰，但也有这样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在起作用——签证官可能会担心，来自美国的研究者可能是美国特工。在苏哈托——他是亲美的——治下发生的变化，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苏哈托政权有全面控制所有外国学生，禁止他们研究任何被认为“敏感”的东西的野心。控制是通过军事情报机构来完成的，这个机构又使用了一个伪装机构，LIPI(印尼技术机构)，这个国家官僚机构雇佣的人员，是那些很少教学生、也几乎不与学生接触的，“值得信任的”教授。这个管理技术也流传到了马来和泰国，以及，在稍弱的程度上，菲律宾。在所有这些国家，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的否决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申请研究签证的学生要么回到了安全、无害的研究，要么研究怎样精明地说谎，提交他们无意在田野中进行的研究计划。
这些外国学生大多也得到了外国政府或私人基金会的资助。这些机构——美国的、日本的、荷兰的、英国的、法国的、加拿大的、等等——也有自己的长期目标，数十、甚或数百学生依赖它们的资助。对，比如说，印尼或马来怀有多种兴趣的外国政府，也不得不仔细地思考，怎样才不至于让东道国政府感到不安。私人基金会也面临同样的难题：怎样在不让国家机器感到冒犯或不安的情况下，鼓励好的研究。如果它们太大胆的话，它们就可能被禁，它们的计划就会被封锁，它们与相关国家的教育部、以及特别是情报部门的关系就会变得很难搞。在这样的压力下，这些机构和基金会被迫谨慎和保守，是相当可理解的。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它们善意的项目很少会支持公共知识分子，却宁可强调不太可能造成问题的，技术专家的、或小规模的计划——不仅对它们自己来说如此，对它们支持和资助的年轻人来说也如此。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强大的否决团体。让我从每个东南亚国家那里，给你们举一些涉及日本基金会的善意项目的例子。在印尼，最重要的否决团体是军方和穆斯林政客。过去三十年里出版的关于印尼军方(国家层面上)的好书，我真是一本也想不出来，无论是印尼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写的。可用的最好的材料，大多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世界——大赦国际、印尼观察，等等——但它们的作品不系统，并且经常聚焦于各层级、各地对人权的侵犯。但要研究军方庞大的生意帝国(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对不起，这是“禁忌”。你也会倾向于认为，学者们一定对研究这样一个古怪的情况——这个国家名义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在过去十年里，各种穆斯林政党获得的选票加起来也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感兴趣吧。或者，为什么在过去十年里，在伊斯兰的影响明显在不断增长的同时，穆斯林政客的声望却跌倒了最低点?但在这些问题上，你能够发现的，只有沉默。
在菲律宾，最强大的否决团体是天主教会，它成功地封锁了一切关于离婚的开明法律，引起了无数的婚内分居——后者对女人和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它还阻碍了各种节育机制的广泛传播：这个立场不仅导致了人口的无节制增长(这个国家已经饱受贫困煎熬了)和因此而来的，大规模的移民(大量的国民为谋生而外流)，还损害了与艾滋病的斗争。教会的总资产和内部预算经常是被严守的秘密。我也想不到有哪本书系统地研究过教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政策，以及它们给菲律宾民族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在马来，至关重要的否决团体，是内向生长的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寡头，它已经牢牢掌握权力半个多世纪了。多年来它一直在常规地使用严酷的国内安全法案——一部继承自晚期英国殖民统治，但得到独立后国家“改良”的“安全”法——来镇压反叛者、批评者和异见人士。它的说法一直是，这个法案对于维护社会和平、民族统一和改善族际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的确，今天，UMNO正在衰落——多亏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巫统的平庸和腐败的领导，以及，很简单，民众的不耐烦。的确，今天出现了许多有能量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反对种族歧视，特别是针对悲惨的印度(泰米尔)少数的歧视，等等。但对UMNO精英本身的腐败、无能、虚伪、和歧视态度的正面攻击，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尽管学者和公众正在一点点地勇敢起来。
最后，泰国。在这里，主要的否决团体，是围绕直到最近还受到严苛的，关于冒犯君主罪的法律保护的君主制形成的那个团体。唯一一本好的、严肃的关于泰国君主制的书是保罗·汉德利(Paul Handley)的《国王从来不笑》(The King Never Smiles)。汉德利是记者，曾驻扎于曼谷，现在已经被这个国家禁止入境了。在耶鲁大学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书的新闻传出来的时候，泰国王廷的否决团体做出了一切强迫耶鲁取消这一出版计划的努力——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成功。汉德利的书在泰国也被禁了。不消说，这本书被秘密地译成泰语，在网上流传开了——一举跳过了该国的电子审查机构。另一个稍小、但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国家博物馆关于从八百年前的模糊起源直到今天的泰国历史的常设展览。真正奇怪的事情是，这个全景式的展览，却只给出了四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伟大的”君王。展览没有提到哪怕一个作家、将军、医生、诗人、科学家、僧人、法官、哲学家、慈善家或画家，更不用说女人的名字。(这样的展览在曾是殖民地的印尼、菲律宾、甚或马来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诸如艺术史、历史、民族文学、政治学、民族志此类的泰国学院学科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压抑——尽管在形式上更加精致了。自然，还是有一些崇尚自由的人，包括一些老到可以退休的人。但普遍的图景，远说不上令人兴奋。
普遍的一点是，这些强大的否决团体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它们甚至都不可能被公然当作否决团体来讨论。没有人会在公开场合说，“我不能诚实地写天主教会”，“研究印尼军方商业利益是不可能的”和“我们不能公开地批评泰王”。的确，在网上，人们可以、的确也在反对否决团体，但出于对监禁、身体暴力或社会排挤的恐惧，他们一般还是匿名地写作。但公共知识分子的世界史，一般而言，是一部勇敢地挑战现存制度和否决团体——有时这样的挑战还带来了致命的后果——的历史。
最后，让我对书，以及为什么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书依然如此地重要做几句总结。给他们开专栏的报纸必然是转瞬即逝的，第二天的报纸一出来，它们就没用了。电视可能会有它生动的时刻，但没人会去看去年的节目。电影可能是伟大的，但除专业人士外，同一部电影，一般人只会看一次或两次。互联网有解放的时刻，但网上的流量是巨大的，而部落格、脸书等上的信息，必然是简短的——它们只为此刻而存在。而好的书，则可以读上许多遍，可以长存，并在很长的时间后再度复活。到今天，你都还可以阅读紫式部女士的伟大小说，并从中获得快乐和指导，对何塞·黎刹、弥尔顿、普拉穆迪亚、哈菲兹、伏尔泰等人的作品来说也如此。它们有容纳一切复杂、难懂的东西的空间。它们可以在一个人的心智中被阅读，被私人地阅读。它们没有事先指定的读者：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学习。在这里，我想说，日本基金会促进、发展的那些网络，尽管极其宝贵也极其值得赞扬，但主要还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友好交流，这些人思考的，都是一系列熟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且，有时，他们还会有意识地，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和平之道。但政治永远是基于冲突，而不是友好的，你不可能只用希望，就把它打发过去。公共知识分子会承认这个现实，并因此而试图对整个公众说话，这个公众，也包括知识分子的可见的、和隐藏不见的敌人。三百五十年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让-雅克·卢梭写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名言，既是对被压迫者说的，也是对他们的压迫者说的：它既在鼓励前者反抗，又在警示后者。像卢梭这样的人，看起来是凭空出现的，但他们也是他们的时代的压力和冲突的产物。在这点上，我恐怕要持怀疑态度了：任何“项目”，无论多么善意，都不可能真的生产出公共知识分子来。
正文结束
附两个评议
阿诺德·阿苏林(Arnold Azurin)
壹
本尼迪克特·R.O’G. 安德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东南亚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鸟瞰。对于他对有效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无效的公共知识分子做出的区分，我没有异议。不过，因为他没有在变动的认同及其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语境这个主题上展开，所以，我想对此提供一些评论。
对于安德森严格区分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的方式，我略有异议。这里有一个把公共知识分子看作在公共领域中漂浮，不与任何人斗争，却拥有不臣服于学院内建的同行评议机制的美丽观念的人的问题。
让我们以安德森举的，雷纳托·康斯坦丁诺和威廉·亨利·斯科特为例。如果我们去追寻康斯坦丁诺的民族主义中的菲律宾民族的话，我们会发现，只有地理上的群岛这个中心而已。科迪勒拉的人民、摩洛人、和孟恩人不在那里。只有马尼拉都会和他加禄语区的民族主义英雄们才在那里。康斯坦丁诺精通英语，但他也分享了他那代人的看法：不切实际地假设菲律宾人都是在马尼拉受过教育的、说英语的、信仰基督教的人。
斯科特写到过在吕宋科迪勒拉受欺辱的“异教的少数”，但那些人根本不是“异教徒”。与自主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反，斯科特是以他的国教圣公教会的平信徒的身份去科迪勒拉的。他写的关于科迪勒拉人，即所谓的伊哥洛特人的观点，是神话化的。他错误地把低地的伊洛干诺人描绘为殖民的代理人。其他学者，包括我在内，都会说，伊哥洛特人越过山脉下至海岸地区后就变成了伊洛干诺人，而伊洛干诺人往高处走，就变成了伊哥洛特人。简言之，在伊哥洛特人和伊洛干诺人之间存在一个变动的认同的问题，其认同取决于地理的环境，和人们移动的位置。
可以说，如果说雷纳托·康斯坦丁诺不是那么地“自主”而是部分地基于学院的话，那么，他们的同行就可以就他们最好的观念展开辩论，并把他们从形形色色的错误中挽救出来了。因此，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外面，在媒体那里，比如说。也许，甚至关于一个服务于“一般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想法，在现在也只是幻想了，因为电子媒体已经使与人关联的频道和节目深刻地个人化了。如今，不再有一般公众，或一般读者了;所以，(这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将不得不与各种公众打交道。
交锋
贰
艾祖马迪·阿兹拉
碰撞
2018/4/9
安德森教授强调了公共知识分子在东南亚的重要性，考虑到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与宗教动荡和断裂。在这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提供指导，并展示出道德-伦理的勇气。但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看起来在减少，而本应是亚洲公共知识分子的学者的作品，又缺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关怀。安德森教授举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例子不是出自于学界，在一些情况下，甚至都没有受过大专教育。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和宗教环境，那些著名的人物，与我们往往是研究者和知识界成员的亚洲公共知识分子同行大不相同。作为常态，后者一般把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学术兴趣上;他们的想象和关怀不会超出他们自己的领域。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在许多问题上发言;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也是有时汇合体制、和社会特定部分对抗的社会活动家。除此之外，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知识分子，还陷入了一大困境。他们，特别是他们之中来自大学的那些，被预期生产出出色的作品(尽管他们的资源有限)。他们也被预期参与公共事务，而他们中的一些的确也通过报纸的专栏、杂志的文章和在电视上露面这么做了，但所有这些行为，都遭到了安德森教授的批评。
要找出像普拉穆迪亚那样，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表达他的想象和关怀的人是很难的。然而，能买他的书的印尼人还是不多，更不用说理解他了。因此，普拉穆迪亚一般被描述为远离人民的，“天上”(di atas angin)的知识分子。
还有其他的印尼公共知识分子——比如说苏查特莫科(Soedjatmoko，前东京国连大学校长)、努尔查理斯·马吉德(Nurcholish Madjid，前帕拉马蒂纳大学校长)、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古斯杜尔”(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他们都出自于大学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确，古斯杜尔还被称为Guru Bangsa——国民老师——在他参与政治之前。现在我们也有阿马什·萨里·马里夫(Amash Sari Maarif)，另一个Guru Bangsa和一位非常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些都是参与文化、宗教、民主、人权、多元主义、公民社会和性别公平平等等重要事务的作家、公共发言人和领袖人物。甚至在苏哈托的专制政权下，公共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在国立大学任职的，也有相对的自我表达的自由。比如说，一些大学评议会选出而非总统法令任命的校长，依然是批判的，他们甚至会批评总统。
不幸的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包括前总统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被拉进了政治，成为党魁，追逐高位，而失去了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因此，现在，更少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参与权力政治了，他们更喜欢从政治领域脱身，回到他们原来的栖息地。
本尼迪克特·R.O’G. 安德森的回应
坐在我旁边的同志比我更了解同行评议。我对美国，美国大多数地方的同行评议的经验，是人们会互相帮忙：“你支持我的研究，我也会支持你的。”如果你拿一本书让公众来评议的话;人们是会提意见的。所以，我不确定同行评议就是解决方案。它依然封闭在学界的狭小空间之中。像康斯坦丁诺和斯科特那样的人并不是我们时代的英雄。我提到他们，是把他们当作没有学术背景或杰出而严肃的记者背景，却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的例子来使用而已。也许，那样的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等着看。
再一次地，就电子媒体而言，我是支持的。这件事情很棒，但是事实是，那种交流的整个功能都是非常短暂的。博客——在部落格上，没有人会读超过一页的东西。在那个意义上说，玩博客的人就像马来西亚的内阁部长一样。博客不是你可以严肃地思考问题的地方。必须说，博文是自发的写作，如果你不是自发地写的话，你一般会写的很糟糕。所以，总的来说，学者写的东西都糟糕至极，特别是在像印尼和马来那样，你必须用英语来写作，好展示你有多酷等等——其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难以卒读，毫无乐趣可言——的地方。博客则正好相反。它们读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但当然了，它们都写的很仓促，在写博客的时候，没人会去想优雅或出众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得靠书。
至于印尼，我完全同意我听到的一切，特别是，关于古斯杜尔，关于他是怎样从一位思考多元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开始，以一位不是非常成功的总统而告终的评论。但回到参与专栏产业的知识分子的问题……坦白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很要命。我希望我可以不读印尼周刊上的那些专栏，。因为它们总是一个样，重复来，重复去。但那也不是它们的错。如果你和我每周都得写点什么关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注定是肤浅的。你没时间去重写，或者去比较，你想以怎样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想法。我们都知道编辑会对你说什么，“我们不要你把它的质量写好，我们要的是周二之前你把它写好。”而甚至我伟大的朋友古纳万·穆罕默德……我上一次读他在Tempo上的专栏已经是十五年前了，因为我知道，他是在没完没了地重复相同的东西。
所以，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至关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知道什么时候介入，以确保他的介入是有影响的;不要太过于重复自己。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这样的觉悟：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而要用正常的、日常生活的语言来写作。要接点地气，要有点市井气。而且，不要通篇地使用技术用词，这很重要。要做到这点，还是可能的。我非常喜欢看曼谷电视台上关于红衫军示威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这些群众需要昼夜不停地得到娱乐，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感到无聊，而令人震惊的是，最成功的的演说家，纳塔乌特·赛科(Nattawut Saikeo)花了很多时间，真的在解释问题，但同时也呼吁人们说出自己的经验。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集会。，商业电视台一般是不允许你这么做的，但他却可以在这个红频道上说上一小时，谈论他的童年，谈论他们的经验等等。所以，也许，需要某种起义，才能让电视播出这样持久的，公共领域中的交流。
全文结束
本文译自Benedict Anderson,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Khoo Boo Teik and Tatsuya Tanami eds. Asia—Identity, Vision and Position, Asian Public Intellectuals Fellowships Program, Nippon Foundation, 2012, pp. 44-58，译者王立秋。感谢译者授权海螺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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