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一直是个难以捉摸、模糊不清的概念。但揭去千百年的词源层累，你会看到一小部分真相：它是从无中创造出某物的力量。并且它是“力量”(power)而非“能力”(ability)。有创造力不仅仅是面对特定的需求或匮乏而能够创造出事物的“能力”，它也不仅仅是生产出市场必需新产品的能力。创造力是种力量，因为它融合了知识、能动性及欲望来创造出尚未存在之物。[1] 它远不是反应性的，而是先发制人的;它驱使我们的社会进入新世界。
所以，相比于“何为创造力”，更合适的问题是“谁(或什么)拥有那样的力量和欲望?”及“被创造的是什么?”在古代社会，这种力量一直是神力，一个造出天堂和大地的神。从传统犹太-基督教对全能造物主上帝及创世纪的观点，到仅靠思想就创造了世界的古埃及的造物神卜塔(Ptah)，纯粹创造的行动总是超越了人类能动性。凡人有原罪天生不完美，屈从于那拥有无中生有的终极无限的力量的神。
然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宰制、殖民和榨取地球的资源。宣扬否定自我、屈从“另一个”外在创造性力量的宗教，与对更好、更丰富的生活方式的需求不相一致了。于是人们开始向内探求创造力的源泉。根据西方世界主流信仰，即基督教的教义，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出的，所以我们也有创造的力量。于是为了将我们人类自己区别于上帝的其他造物，我们让自己充满创造的力量。
在启蒙运动中，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视作进步的途径，而非对上帝的盲目臣服。科学，而非信仰，才是前进的道路。正如尼采宣称的，上帝死了，我们杀了他。[2]结果，被认为“有创造力”的是工匠、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穷其一生打磨自己的智性和技艺(并将那些技艺代代相传)，带来新的想法和工具，使我们作为文明体而进步。[3]是人类，而非神，在从无中创造有。
此外，“艺术性”的创造力和更广阔的文化鉴赏融入了日常生活;它们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音乐、诗歌和艺术不是从“天才”或更高的文化平面上产生出来，而仅仅是集体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莎士比亚在当时根本不被认为是个天才：他被看作一个工匠，一个语词匠人，他的作品被集体地欣赏、享受和“消费”。[4]
莎士比亚
图片来源：emilyspoetryblog
尽管创造力愈发被认为是个体性特征，但还是有不同的思想派别。17世纪中期英国的掘地派和平等派(Diggers & Levellers)等群体宣称公有物比自我利益对人类进步更重要。群体内部围绕分摊和维护土地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合作被认为是非常有创造力的。这是一种合作性、集体性的创造力，它鼓励人与人的平等。文化生产与艺术努力是整体性的生产，艺术努力是维持正义社会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即便在当时，这种社会性组织方式也面临着与日俱增的、来自主流思维模式的压力，因为主流的思维关注自我利益和私人财富的囤积，依靠人际竞争(而非互助)来产生平等。
随着欧洲诸强开始掠夺世界更多地方，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受鼓吹自我利益高于合作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催化于启蒙运动认为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它也引发了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意识形态)驱使，富商们想要将他们之前集体地体验到的“艺术性”文化变成私人的享受。西方社会愈发围绕着贪婪与自私组织起来，这也催生了新的欲望去囤积土地，最重要的是，囤积文化作品。
于是富人开始委托艺术家去制作大艺术品，这些艺术品越动人，它们就越能提升这些富人的地位。随着个人主义被奉为圭臬，我们看到了创造力的私有化。生产作品的艺术家变得愈发重要，这种发展逐渐将艺术生产从集体社会领域中拉出来，将创造性过程私有化，并创生了“创造性天才”这一近代概念。
热尔桑画店L'Enseigne de Gersaint(1720–21)
作者：Jean-Antoine Watteau
工业革命的发生进一步加强了有能力“消费”艺术的人和无此能力的人之间的分化。富人(商人，工厂主等等)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消费文化，而工人更多的时间则在工厂车间里。随着印刷出版、及更晚的照相术和电影技术的的发展，文化生产本身被工业化了。在如今被视作开创之作的《文化工业》(The Culture Industry)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谈到，资本主义使这种文化的大量生产得以可能。它加强了这种分化：流行文化麻痹大众并使其变得消极，而高雅文化则提升官能。[5]文化消费分化为流行与高雅文化，这种分化形塑了二十世纪许多对创造力的论述：艺术家产出名副其实的艺术，剩下的则是批量物品以工业化形式被机器生产，与创造性天才无关。勋伯格(作曲家)与毕加索是有创造性的;好莱坞工作室则没有。
于是创造力，或更准确地说，无中造有的力量，从神圣力量，变为社会化的集体努力，又变为可以被交易的个人性格。如今，有创造力是有价值的。它是雇主、企业和政府都在寻找的性格特质;它是有待榨取的交换价值。而这正是英国政府在创造力的当代词源中大显身手之处。
1997年，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英国前工党领袖)掌权。工党政府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拥抱“酷不列颠尼亚”(Cool Britannia，这是90年代用来形容英国文化发达状态时的术语)的概念。与上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观点相反，布莱尔的“新”工党褒扬流行文化及其内在的创造力。由此，新工党在文化和创造力的社会-经济学上造成了两大结构性转向。它在国家层面上(通过支持流行文化)将自身与“人民”连接在一起，又将经济从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转向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的增殖。前者让工党获得了选票，后者则使其能够发展出一套修辞，将创造力说成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也能让其能够打造一份崭新的基于知识、创业精神和创新的经济增长日程。
1998年，工党创立了文化、媒体与体育部(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从不讨喜的过时文化工业政策的废墟上酝酿出“创造性工业”。[7]硅谷和好莱坞提供了绝佳模板，(通过专业法律服务大军和灵活自主的商业模式)使知识产权的盈利性高度完善，英国政府由此着手采取新的文化生产政策，鼓励竞争，拓展全球影响力，为本国公司助力。
这成就了现象级的经济成功。创造性工业开始被拥护为英国的标志性产业。在2016年，该产业估值8410亿英镑，雇佣约2百万人。[8]即便2008年金融危机也没有削弱它的势头。随着这一成就的彰显，世界各国都开始在经济政治叙述中移植这套创造力的话语，以致于“创造力”如今已被应用于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方面。
“酷不列颠尼亚”20周年的报道
图片来源：newstatesman
如今每个人都得有创造力——在工作或个人生活中，在政治活动中或邻里之间，在上学期间或是闲暇时光，如何选择每晚吃什么，如何设计简历。各路信息轮番轰炸，告诉我们只要富有创造力，我们能生活得更好、更高效、更享受。
部门经理、企业CEO、城市规划师、教师、政客、市长、广告商、甚或我们的亲友，都在宣扬“有创造力”会使一切变好。他们赞颂着我们现已生活在“创造力的时代”，我们被“思想领袖”们鼓舞着从官僚体系、集权和社会约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释放”内在的创业机能。由此，我们将创造出有创意的产品和服务，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为我们赋权。
此外，我们还被告知这种创造力不再是少数精英“天才”的特权;它是众人皆有之物。在技能生涩的素人身上，在街头巷尾，在车间或候车室，都可能是创造力之所在。我们都被邀请投身于这种民主的、解放性的新形式的创造力，由此我们能创造出新(往往是数码)产品和财富，从而转变社会和经济生活。
当代社会把创造力当为进步的核心源泉来规划、运作和维系。这大大影响了我们周围的一切，从我们工作的地方到我们被管理的方式。传统的企业等级制如今业已成为老朽的、否定创造性活动的体系。政府也是官僚的，扼杀了创新的政策思维。规则是灵活、敏捷和创造性的工作之敌人。社会服务、慈善和其他第三产业机构的挫败不是因为它们的资金被大幅削减，而是因为它们自己不够有创造力。医院、学校和大学的挫败归咎于它们缺乏创业精神，不能适应迅速变迁的市场和数码科技。这套话语在诸如“创造性工业”、“创造性经济”和“创造性阶级”等表述中体现出来，通过它，创造力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范式。
企业创造力培训用书
《像艺术家一样思考》
这一经济化的、亲资本主义版本的创造力因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加入而加强了。在20世纪40、50年代芝加哥学派那里被阐发的新自由主义，成了我们时代最普遍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混合体，包含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标举自我利益为进步的引导力量，最小干预，以及愈发显著的、侵犯性的生命政治控制。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把一切市场化，让经济理性在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政治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论道，新自由主义“把人类彻底设定成市场行动者”。[10]于是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成了收支权衡。如果我现在拥抱我的孩子，这能帮助她成为更自信、更易找到工作的成人吗?如果我现在去跑步，这意味着我待会儿会更有效率吗?社交app上左划还是右划?如果我花更多时间给这个学生解答问题，这能提高学生评估我表现的分数吗?
新自由主义被视作社会组织的手段，从而在70、80年代被关键的世界领导者采纳，尤其是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他们的话术之一就是“经营自己”(‘enterprising self’)的重要性。政府或社会不负责帮你一把;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你必须释放内在的创业精神。我们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新自由主义与创造力的修辞若合符节。如今，有创造力意味着将周遭世界都看成发动内在创业精神的燃料。创造力是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特质，因为它支持了世界的一切都能变现的观念。创造力的话语业已被资本主义吸纳。
[注释]：
1.在这里我跟从德勒兹、瓜塔里对欲望的理解。对他们而言，欲望不是想要某种缺乏的东西(如一辆新车或更大的房子)，而是纯粹的生产性力量。所以他们使用“欲望生产”这一术语。参见G. Deleuze and F. Guattari, Anti-Oedipus, Continuum, 1984.
2. F.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Vintage, 1974 [1882].
3. R. Sennett, The Craftsm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M. Haiven, Crises of Imagination, Crisis of Power: Capitalism, Creativity and the Commons, Zed Books, 2014.
5. M. Horkheimer and T.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47].
6. Ibid.
7. J. O’Connor,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 Literature Review, Arts Council England, 2010.
8. DCMS 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 January 2016 – Key findings’, gov.uk, January 2016.
9. “生命政治”是福柯的术语，表明我们的行为方式(有时甚至是我们的心理)受到微观管控，以使我们成为更高校的资本主义参与者。
10. W. Brown,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MIT Press, 2015, p. 31.
本文节选自Oli Mould “Against Creativity”;
原文链接：
https://www.versobooks.com/blogs/4115-a-history-of-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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