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智慧超人，他波澜壮阔一生中所遭遇的危机与挑战不可胜数，很多都属于历史之最，但他都做到化险为夷，战胜挑战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其中所必须的主客观条件很多，但最重要一点，就是越是到危机关头，越是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毛泽东越能焕发出惊人的战略智慧，你能在近乎走投无路的困境中找到办法与出路，转危为安。他因此获得了战友们的拥戴，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路人，成为全党的领袖，也获得了对手与敌人的认可与认同，包括蒋介石、尼克松，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前苏联的赫鲁晓夫等。全球任何秉承客观公正态度的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就是智慧的化身，他在各方面以及各领域都拥有大师般的战略与策略水平。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主席如此高超的智慧来自于哪里呢?
所谓“天纵英明”那是不可能的，这类赞颂一般都是送给封建帝王的高帽，而且实际情况往往越是送这样的高帽，其受送者越是刚愎与昏庸。也就是说，当臣工属下大喊大叫“天纵英明”、“皇上圣明”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已昏庸得一塌糊涂了。总之，世上没有天生的圣人，谁也不能例外。
类似于“神仙受徒”一类的故事也不可能。民间传说和文学小说往往喜欢描述这样的故事：某人访得名师，于是拜师学徒，若干年后学成大成，一出师就惊天动地。譬如西汉初年的张良，传说是得了鬼谷子的真传，而鬼谷子则是神仙一类的人物，具有超凡的能耐;再比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身本事来自于须菩提老祖的传授，如果没有拜须菩提老祖为师，孙悟空连名字都没有，顶多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猴子。这样的故事显然与毛泽东无缘，一点瓜葛都不存在。
既不是天生圣人，也不是神仙高足，那么毛泽东在哪里得到那么多的智慧呢?
笔者以为，毛泽东的智慧有三个来源：
一是丰富的革命实践。“实践出真知”。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在实践中学习的高手，他走到哪里，就深入调查研究到哪里，大革命时期，他通过实际领导农民运动，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得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真知灼见。土地革命时期，他写出了著名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光辉文献。至于在战争的实践中积累经验锤炼战略智慧进而指导革命战争，则更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实践之树常青，这条原则因而而异，有的人虽然也有丰富的实践，但往往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泥坑，毛泽东不是这样的人，他能够对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提炼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与哲学的高度，从而使实践之树常青。革命队伍中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毛泽东做到了。
二是崇高而坚定的精神意志。精神与智慧历来存在一种微妙的正向关系，一个人有崇高的信仰与信念，具有坚定的精神意志，相应地就会催生出高度的智慧来。相反，如果有谁只顾自己个人的功名利绿、鸡虫得失，最多也就是多一些坏心眼，多一点坏把戏而已，完全谈不到战略智慧。这其中的道理也简单，因为崇高的信仰下才能产生博大的襟怀，坚定的精神意志才能造就大无畏的胆量，襟怀和胆量影响智慧的高低，这是人类社会与历史一条相当重要的经验。致力于革命的毛泽东拥有救国救民的大抱负、大胸怀，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志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他的精神境界崇高无比，革命意志十分坚定，从未因任何挫折与失败而动摇，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智慧也超凡脱俗、出神入化。人们不妨设想，如果曾官居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高位的毛泽东求田问舍，所谋求的是继续向上爬，要得到更大的官位，那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发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去艰难地点燃什么“星星之火”了。
三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毛泽东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他是中华文化哺育出来的人。他的这个品质，得益于他的家庭、亲友，得益于他的师承学缘，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毛泽东智慧的源泉与底蕴之所在。建立在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凝练和创造了自己军事战略学说、政治理论和文化思想。这个事例也从侧面说明，中国的历史文化完全能够孕育造就出伟大的英雄，它并非如同有些人所形容的那样愚昧、落后，跟不上时代，相反，只要有适合的土壤与条件，随处都可以造就出伟大的人物与英雄的团队，焕发出勃勃生机。譬如天平天国发家起步的金田村，这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里，诞生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一系列大家名家。若干年来世俗一直都很推崇曾国藩，可要把石达开与曾国藩做一番比较的话，连曾国藩自己恐怕都不敢说超过石达开。并不是那个小小金田村有什么灵异之处，而全在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底蕴为一些人成名成家、成就大智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除天平天国外，刘邦的丰沛集团和朱元璋的淮西集团的情形也是这样。
所以，毛泽东的智慧博大精深，但说到底还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在丰富革命实践中的升华。
当然，我们还必须承认，毛泽东个人的天资与禀赋极其优秀，这是毛泽东成为伟人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条件，他也不可能做到把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最有机地结合，实现最高层级的历史升华。
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许多人在上述各方面都远远不能同毛泽东相比。就革命队伍中的领袖群体而言，他们同样是丰富革命实践的领导者、参与者，也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和坚定的精神意志，一般也都具有较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素养，但几方面都深厚博大且能将其有机结合起来使之得以升华，毛泽东做得最好也最出色，所以毛泽东才成了领袖与导师，而其他人的杰出则只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得以实现，一旦离开了毛泽东，也难免落得个水牛掉进井里的尴尬。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革命党内的那些教条主义者。这些人既无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大致上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也不多，但却学习掌握了大量的西方的书本理论教条，即人们常说的洋教条。他们在外面饱读这些洋教条，为其所哺育，因其而成长，于是，这些教条就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成了他们在中国招摇撞骗最拿手的工具，号称从珠穆朗玛峰下来，也俨然从西天佛祖身边归来，手捧正宗佛法，最会念经了。这些东西曾对毛泽东构成最大、最危险的挑战，几乎把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断送，所以，后来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痛骂说，“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们的教条比狗屎还没有用”!
但遗憾的是，恰恰就是这样连狗屎都不如的洋教条，却一个时期被奉为上宾，并因此几乎要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命。
其实，自近代已降，中国所遭受的来自西方的各种教条之灾之祸，简直是罄竹难书。所以，就连毛泽东那样的大智慧，也难免为此遭遇严重的人生与事业危机。
现如今的中国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危险。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哺育，饱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教条与戒律，他们很多都没有什么中国社会管理与建设的经验，也相当缺乏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哺育，但却拥有接受洋教育所获得的许多亮眼头衔，什么博士、博士后之类，打着什么哈佛、耶鲁等吓人的招牌，号称是“学成归来”，已经拥有治国安邦的神术仙法了，于是，就要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脚趾头翘得老高老高，凭借学位高、教条多、后援足等优势，卖力在中国灌输贩卖他们那一套。这些年来，各种洋教条及其中国变种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造成的伤害可谓大矣。所幸的是，中国毕竟没有蹈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乌克兰、格鲁吉亚等那些进行自由化改革国家的覆辙，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强大的自我修正能力。但危险始终存在。
所以，纪念毛泽东，领略毛泽东拥有超人智慧的奥秘，最重要的命题，是要在当今中国警惕那些可怕的洋教条，避免各种奉洋教条主义者为上宾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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